上海粮食计划供应制度改革

[摘  要]

粮食计划供应的“旅大经验”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初期粮食部门为应对供应紧张状况，推动工矿企业职工工种粮管理办法改革，向全国推广的“三交、三到、三结合”经验，因起源辽宁省旅大市而得名。与其他省份相比，上海市推广旅大经验较晚，但根据该市粮食管理实际情况进行转化、落实的成效较好，逐渐形成“双依靠”或“两依靠”的管粮办法。自1978年全面推广至1993年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最后终结，上海市通过旅大经验的推广与落地，堵塞粮食管理方面的漏洞，减少粮食部门与企事业单位管粮用粮之间的矛盾，完善并强化上海的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对于上海稳定企事业单位职工粮食定量供应水平、控制城市粮食销量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粮食计划供应；“旅大经验”；工种粮；改革；上海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5-0073-08

1953—1993年粮食计划供应时期，上海企事业单位职工粮食供应制度与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创建、调整、改革、终结的演变历程。其中，20世纪70年代初产生的“旅大经验”，即是对于工矿企业单位职工粮食供应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这一粮食管理办法实行至1993年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最后终结，持续时间共达23年，在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回顾学界以往的粮食统购统销研究，主要侧重于统购制度，统销制度的研究尚比较薄弱。既有的统销制度研究，或聚焦该制度初创时期在上海、北京等城市推行情形，或聚焦特定时段统销制度运行中的具体问题，仅有少数研究涉及“旅大经验”的产生和推广情形，至于“旅大经验”的来龙去脉、具体推广及其影响等诸多问题尚存在较大讨论空间。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围绕“旅大经验”之由来、在上海推广情形加以探讨，以揭示其在整个粮食计划供应制度演进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上海推广“旅大经验”的背景

（一）“旅大经验”的缘起。“旅大经验”主要是对企事业单位职工工种粮管理办法改革的经验总结，因其最早出现于1970年代初的辽宁省旅大市（现大连市）而得名。在此之前，旅大市对工矿企业职工粮食定量问题，由粮食部门采用3等9级、23条线、8000多个工种的办法进行计划供应和管理。1970年前后，旅大市有职工40多万名。因工种变动或病休、退休，每月有上万人调整粮食定量。由于职工的粮食定量填写在归户购粮证上，定量下调时如果本人不去办理手续，就降不下来。如此，长期以来形成“上调有人找有人管，下调没人找没人管”的局面。随着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职工工种内容发生了变化，吃不合理定量的人越来越多，粮食销量越来越大。粮食部门曾经规定每上调一个职工定量必须同时下调一个职工定量，企业和职工对此很有意见，“管”和“用”之间矛盾很大。后来，粮食部门每年搞一次人粮核实，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靠粮食部门管理，很难根据人口和工种准确核实定量。

为解决上述问题，旅大市从1970年9月开始对工矿企业职工粮食定量供应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两交、三到、两结合”办法。具体而言，“两交”为向职工交党的粮食政策、交粮食定量标准；“三到”为职工基本口粮到户（30斤基本口粮由居住地粮站供应）、定量补差到班组（职工工种粮定量数减去基本口粮数为“定量补差”，每月由班组发放）、定量补差指标到单位（“定量补差指标”包括“定量补差”和补助粮，由各单位和粮食部门共同掌握）；“两结合”为粮食部门与用粮单位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旅大市职工粮食定量管理办法改革进行了4批试点，交流了4次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新管理办法，至1971年4月已在全市普遍推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结推广“旅大经验”过程中，“两交、三到、两结合”的提法逐渐演变为“三交、三到、三结合”的表述。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三交、三到、三结合”这一表述至迟于1971年10月就已经出现。其具体内涵为：“三交”，向群众交粮食战线的形势、交党的粮食政策、交粮食定量标准；三到，职工基本口粮到户、工种粮食定量补差到班组、粮食定量指标到单位；三结合，工人、单位领导和粮食部门结合。相比较而言，新表述主要是将“两交”改为“三交”，增加了“交粮食战线的形势”这一内容，将“两结合”改为“三结合”。不过，“两交、三到、两结合”的提法仍然在不少省份继续使用。自1974年7月往后，“三交、三到、三结合”逐渐成为“旅大经验”管粮办法的标准表述。

旅大的这种由工矿企业单位控制自己的平均口粮管粮办法改革，实际是一种包干管理办法。例如，一个工厂核定的口粮平均水平是38斤，今后不管增人还是减人，口粮水平仍保持38斤不变。从控制粮食销量方面来说，新办法具有加强粮食管理，稳定销量，节约粮食的作用。

对于旅大市实行的新管粮办法，商业部经调查核实后，首先在1971年10月的全国粮食工作座谈会作了介绍，之后又在有关会议上多次予以肯定，并号召各地加以推广。1974年7月7日至16日，商业部还在吉林市召开为期10天的全国推广“旅大经验”交流会。在商业部号召下，“旅大经验”引起了不少省份的重视，逐步推广开来。

（二）上海推广“旅大经验”前的工种粮管理制度。自1955年实行定量供应办法到1978年全面推广“旅大经验”之前，上海在企事业单位职工粮食供应方面实行的是“以人定量、归户计算、凭证供应”的工种粮管理办法。1955年9月26日，上海市粮食计划供应办公室颁布《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工种分类》，将厂矿企业职工粮食定量划分为1307个工种进行管理。1962年10月，市粮食局、市劳动局汇集编印了《职工工种粮食补助标准（试行本）》，将企事业单位工种划定为7289个，并制定“上海市职工工种粮食补助标准代号一览表”。该一览表将原来职工、学生的“五等五级”（每级内又分为甲、乙、丙三类）具体划为“五等四十一级”，职工工种粮定量标准由此发生较大变化。在增加的36个级内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称为“跨档工种”，有28个代号。另一种称为“插档工种”，即在原定量等级中缩小其定量幅度，有8个等级代号。

另外，从1963年4月1日起，上海实行粮食凭证凭票供应办法，即根据居民的粮食计划，发给居民定量粮票，凭定量粮票和粮食供应证在指定的粮店供应粮食，形成“以人定量、归户计算、凭证凭票定点供应”的办法。凡是职工人员和工种变动，均由单位相关负责部门填写“职工工种定量调整通知单”，经单位所在地粮管所核定后到居住地粮管所办理调整手续。实行这种办法，存在着与其他各地类似的弊端：调高及时来，调低不愿来，造成职工定量水平日渐增高。粮食部门只好通过不定期地整顿粮食统销办法，以核实职工人数和定量供应水平，不过成效不是很明显。1978年上海推广“旅大经验”以后，这一状况得到了极大改观。

二、上海推广

“旅大经验”的酝酿和试点

（一）推广“旅大经验”的酝酿。1978年之前，上海曾几次酝酿推广“旅大经验”。前述商业部在吉林市召开全国推广“旅大经验”交流会，上海派6人参加会议。随后，参会人员在给市粮食局革委会的报告中，建议在后方基地和虹口、杨浦、普陀三个区各选一个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在面上分批分期推开。市粮食局革委会副主任邹克欧听取汇报后表示此事上一年市委领导就不同意搞。由此可知，上海有关方面于1973年就曾商讨“旅大经验”推广事宜，不过未获市委领导同意。之后，市粮食局革委会在给市革委会财贸组（以下简称“市财贸组”）的报告中提出：对于“旅大经验”，可以结合本市实际情况试点后推广。但对于当下全市是否可以安排试点并没有把握。市财贸组领导担心另搞一套办法可能会引起思想混乱，带来手续繁杂的问题，甚至怀疑能否试点。由此，市财贸组领导提出先将“旅大经验”向区、县粮食局传达，听取意见后再提出办法，确保做到“简便易行、方便群众、有利于生产”。另外，市财贸组准备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业部门负责人对“旅大经验”的反映，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或几个单位的试点意见，意见报请市委同意后再推行。

一年后，即1975年8月19日至9月3日期间，上海市粮食供应公司派学习小组赴北京、天津学习市镇粮油计划管理和街道管粮的工作经验，并向商业部请示有关问题。在推广“旅大经验”方面，京、津两市当时都已在粮食系统进行试点，取得一定成效。学习小组认为推广“旅大经验”，学习北京市依靠街道党委建立群众管粮小组，是切实可行的成熟经验，建议在上海先搞试点，逐步总结推行。1976年初，市粮食局革委会就此向市财贸组汇报工作时，市财贸组领导口头同意进行“旅大经验”试点。据此，市粮食供应公司制定了在上海第一米厂和上海铜厂进行试点工作的详细方案。不过，上述试点方案并未实施。

上海一再推迟实施旅大管粮办法，一方面与上海地方对粮食问题的认识和主张有关，另一方面与“旅大经验”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有关。时任市领导主张在粮食问题上不要搞人为紧张，认为粮食整顿时机未到。市财贸组负责人提出“什么工种吃什么定量过时了”。这些认识和主张，是“旅大经验”没能立即在上海推广的关键因素。另外，“旅大经验”实行起来手续繁杂，给厂矿企业单位增加了不少事务性工作，因此在北京、天津等地推广时也遇到较大阻力，很多单位不愿配合。1976年，“旅大经验”在各地的推广又有了新进展，此时上海的推广工作已落后于全国形势。

（二）推广“旅大经验”试点。1977年9月，在其他省份影响下，上海市粮食局革委会重新提出在工厂企业推广“旅大经验”，计划试点取得经验，在“三核实”（核实人口、工种、定量）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分期分批推开。 10月5日，国务院下发通知，提出要继续推广旅大市依靠企业党委、依靠群众管理职工粮食定量的经验，为推广“旅大经验”提供了政策依据。为此，上海市粮食局革委会又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请示推广“旅大经验”，随即获得批准。1978年初，商业部下发《关于控制粮食销售的意见》，要求年内在工矿企业全面推广依靠企业党委、依靠职工群众管理粮食定量的经验。国务院于3月22日批转了商业部意见。至此，推广“旅大经验”已成为大势所趋。其间，“依靠企业党委、依靠职工群众管理粮食”开始被突出出来，“双依靠”或“两依靠”的管粮办法逐渐成为“旅大经验”在上海推广的代名词。

在上述情势下，上海推广“旅大经验”试点工作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12月，市粮食局革委会选择大隆机器厂、上棉二十一厂、公交公司电车三场等10个单位进行试点。1978年1月，试点工作开始。3月，“三到”管粮办法在试点单位实行，到4月中旬，试点工作基本结束。试点单位推广“旅大经验”的基本做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内部准备，包括组织工作班子、训练骨干、统一思想、内部测算、工种归等、编造清册等；第二阶段是推向群众，包括大会动员、宣传教育、政策交底、商定指标等；第三阶段是建立必要的管粮制度，主要是对工种定量、夜餐粮和干部劳动补助粮等三个方面，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管理办法。

第一阶段开始之时，试点单位部分领导干部对推广“旅大经验”有种种顾虑。比如，大隆机器厂部分领导存在着“一等、二怕、三难”的思想：“等”清查工作、年终评比、工资调整搞好了再搞；“怕”影响生产；认为试点推广是一项新工作，“难”搞。上棉二十一厂有党委成员提出疑问：搞试点会不会影响生产？分管后勤的负责人认为，搞试点没有太多好处，弄得不好被群众骂，还是兄弟单位先试，自己在后面跟着干，太平一点。甚至还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是“额外负担”，等等。电车三场党委班子和中层干部中顾虑也较多，主要为“三怕、三难、一担心”。“三怕”是：怕试点吃亏、怕工差粮公布后矛盾多、怕指标不够用今后不好办。“三难”是：运动紧、任务重、春运忙，难安排；群众比工差粮多少，思想工作难做；粮票由单位发，缺了难办。“一担心”是：担心搞不好会影响生产，出交通事故。

针对上述思想顾虑，各试点单位通过组织领导干部学习毛泽东关于粮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学习国务院、市革委会有关文件，以此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进一步抓组织落实。大隆机器厂在党委领导下，成立由宣传、工会、团委、组织、人事、总务等部门负责人共11人组成的粮食管理委员会，由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此外还成立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负责具体工作班子。车间（科室）一级分别建立由车间（科室）党支部副书记或副主任、工资员、生活员、老工人等组成的车间（科室）粮食管理小组。各班组建立由工会组长担任的兼职粮管员。全厂形成厂、车间（科室）、班组三级粮食管理网，自上而下建立一支由416人组成的粮食管理骨干队伍。之后，大隆机器厂又举办了厂、车间二级粮食管理小组成员、中层干部及业务骨干学习班，借此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具体做法。其他各试点单位也自上而下地建立了粮食管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