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上海夏令讲学会研究

[摘  要]1924年，上海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大学举办夏令讲学会。讲学会的讲者和内容具有独特性与典型性，从而成为观察当时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窗口。讲者主要来自具有中国共产党身份的上海大学师生，其中的大多数也是《觉悟》杂志的作者。讲授内容聚焦于社会政治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分讲义通过《觉悟》公开印行，进一步扩大了讲学会的影响。此次讲学会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通过“主义”引导、组织嵌入和报刊联动等方式介入上海学联改组，对于理解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夏令讲学会；上海大学；《觉悟》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6-0018-07

上海学生联合会（下文简称“上海学联”）是诞生于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团体，而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指导。1924年7月6日至8月31日，上海学联在上海大学进行了为期8周的讲学活动，并将其定名为上海夏令讲学会，其间总计35位讲者进行了51次讲座。讲学会开办时期恰逢第六届全国学生联合会召开，又遇国民党右派攻击共产党，殴打《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等事件，由此讲学会既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又是中国共产党试图改造上海学联的重要事件。正因此上海夏令讲学会也成为认识国共合作与斗争之下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窗口，尤其是上海学联与上海大学、《觉悟》副刊及国共双方的互动，凸显了学生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复杂关系。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上海夏令讲学会的缘起、内容及讲授者构成谱系，解析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夏令讲学会介入上海学联改组，呈现这一历史事件的深远意义。

一、夏令讲学会缘起

五四运动之后，暑期学校勃然兴起、盛极一时，成为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1924年，上海夏令讲学会的成功举办，既有这一阶段暑期学校兴办热潮的“时势”影响，也有上海大学和上海学联联合推动的“地利”因素。

一方面，上海大学为夏令讲学会构筑独特的文化场域。上海大学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创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新文化指导者”，构筑新思想传播的文化空间。1923年4月，邓中夏开始担任上海大学总务长，主持制定《上海大学章程》，明确提出学校的办学宗旨为“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并积极邀请李大钊等知名人士来校进行演讲，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定期演讲促进学术交流、传播革命理论是上海大学极具特色的教育方式，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分别于1923年、1924年举行的“上海暑期讲学会”与“上海夏令讲学会”。1923年7月17日至8月25日，在女子工艺学校举办的上海暑期讲学会中，上海大学教师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董翼孙、何世桢6人所讲授的8个课目均成为1924年上海夏令讲学会的课目。1923年的暑期讲学会借助《觉悟》的推介，并在其登载部分讲演内容，这些做法也为1924年的上海夏令讲学会所采用。夏令讲学会与暑期讲学会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且上海大学深度参与其中。

另一方面，上海学联改组为夏令讲学会提供动力。五四运动之后，上海学联会务停滞，且因内部不同意见，“竟至分裂了整个的学生团体组织”。1924年3月初，为适应国民革命形势需要，上海学联预备改组，推举复旦大学陈承荫为改组委员会秘书。5月4日，上海学联借纪念五四运动的契机，邀请汪精卫、叶楚伧演讲，会后选举复旦大学陈承荫担任会长。其间，中国共产党曾试图推进上海学联与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合并，但受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秘书何世桢的反对而无果。即便合并失败，以会务的革新引导青年学生参与国民革命仍是上海学联改组后的紧迫任务。5月8日，陈承荫在《今后的学生运动》一文中指出，“望今后的学生，认清路径从革新政治入手”。1924年的上海夏令讲学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1924年6月1日，上海学联在远东商专召开会议，上海学联评议长温崇信提议发起暑期演讲会案。6月12日，据《民国日报》报道，学生联合会即筹备“学术讲习会，籍作学术方面之补助”，确定由陈承荫、端木凯、温崇信等人负责聘请讲师事宜。6月17日，《申报》发布《上海夏令讲学会通告》预告讲学会的时间、地点、讲师和讲演内容，并告知听讲费用和报名地点。7月1日至2日，《民国日报》刊载《上海夏令讲学会简章》等10条内容。从《简章》上看，夏令讲学会所授课目51个；延请讲师35人，既包括瞿秋白、施存统、恽代英、陈望道等共产党人，也包括汪精卫、戴季陶、叶楚伧等国民党人。讲学会从7月6日持续至8月31日，每日8小时为讲学时间，星期日照例休息。讲学1学程为8小时，收费5角，缴费8元者可自由听讲，而中小学教师可经所在学校证明免交听讲费。《简章》还规定：凡听讲4课目以上者，得寄宿会内，免其宿费，每月收杂费1元，（其寄宿不满1月者均以1月计算），膳费每月6元，以上各费须于迁入宿舍前交清。而交听讲费者，“该科讲义得由评议会发给1份，凡欲购买各科讲义，其价目另订之。”同时，为“灌输学术、联络感情”，讲学会随时举行名人演讲会、会员同业会，凡属讲学会会员均得参与。讲学会总报名处为上海大学刘一清，各分报名处分别为：江湾复旦大学陈承荫、南洋大学缪斌、中华职业学校黄仁、同文书院唐公宪、九亩地万竹小学陈印庐、远东商业专门学校温崇信、省立第二师范孙祖基与杭州蔫桥街严衙弄7号沈玄庐。

筹办上海夏令讲学会获较多关注。1924年6月8日，即将从上海大同大学转往上海大学的学生何秉彝得知上海大学即将举办夏令讲学会后，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他下月可能要搬到上海大学去住。此后，进一步就此事说明：“它办得有个暑期讲学会，尽是现在的名人在那里分门别类地讲演，5角钱1门——8小时——任选4门出2元钱就可以住，它的宿舍不要钱，只出6元钱的伙食费，这件事，又经济又有益，所以大致一定要搬进去住。”从中可见，上海大学为夏令讲学会提供低廉又便利的食宿条件，且可以听到名人讲演，是吸引何秉彝的重要因素。而身处山西的贺昌在给邓中夏的信中指出：“听说上海有夏令讲学会，很愿去一听，奈事忙不能分身，奈何！望你设法寄我讲义一份。”夏令讲学会报名火热，寄宿学员很快就超出原定人数，男宿舍3所，女宿舍1所，均已住满，主办方紧急登报申明：“即日起除已报名及缴费者外，一概停止寄宿。”

1924年7月6日，上海夏令讲学会在上海大学开幕，参会者有150多人。会长陈承荫报告了讲学会筹备目的和经过，随后戴季陶、叶楚伧和何世桢发表演讲。除内容丰富的讲学活动，讲学会还组织其他娱乐活动和社会活动，如孙中山留声机演说、口笛、钢琴独奏、粤曲京调国技、昆曲舞蹈等。8月31日，夏令讲学会结束，当晚上海学联召开会议，形成3项决议：一是推定孙祖基、端木恺和陈承荫为查账员，查核会计处及庶务处一切收支账；二是由上海学联去函致谢各位讲员；三是将26个课目讲稿汇编成册，由陈印庐、孙祖基、陈承荫主持编辑，拟公开出版发行。此次讲学会收入1200余元，支出1700余元，不敷之数，由上海学联设法募抵。

二、讲者谱系与讲学会内容

（一）上海夏令讲学会讲授者主要来源于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师生占据夏令讲学会讲授者大半，有20人之多，主要包括叶楚伧、何世桢、周建人、董翼孙，以及邵力子、瞿秋白、董亦湘、施存统、陈望道、安体诚、杨贤江、萧楚女、邓中夏、韩觉民、恽代英、沈泽民、沈雁冰、田汉等中国共产党人或国民党左派。其中，董翼孙是上海大学校医，讲解“夏令卫生”；李春蕃则因翻译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刊载于《觉悟》，应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秘书、团中央委员兼任上海大学英文系教师张秋人之邀，讲解“帝国主义”问题；而“五权宪法”实际由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学联上海大学理事刘一清讲授。

上海夏令讲学会讲授者另一重要来源是复旦大学，除邵力子、叶楚伧和陈望道等人同时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任教之外，其他讲授者多与合作运动相关，尤其是平民学社。平民学社是复旦大学学生宣传合作运动的团体，参加上海夏令讲学会的成员包括复旦商科学生毛飞、张廷灏、陈承荫、许绍棣、凌瑞拱、张子石、邹安众、温崇信、端木恺，心理学系学生阮永钊。尽管温崇信、端木恺并未参与讲授，但他们是讲学会的重要筹备者，又是时任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且两人在1924年上海学联改组后分别担任评议长和副会长。由于合作运动提倡者薛仙舟与国民党人陈果夫的密切关系，从而也使平民学社与国民党深度勾连。1924年7月，平民学社解散。不久，国民党、共产党和平民学社学生在上海建立中国合作运动协会。复旦大学商科主任兼教务长李权时教授也是中国合作运动协会发起人之一，并为夏令讲学会讲解“租税原理”和“中国财政问题”。夏令讲学会第五周的讲解，基本由平民学社成员担任，侧重合作运动相关内容，并与他们的商科学业背景紧密相关，从而构成暑期夏令讲学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夏令讲学会讲授者的身份来看，汪精卫、叶楚伧、戴季陶都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叶楚伧还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部长，何世桢则是青年妇女部秘书，而恽代英、韩觉民、施存统、沈泽民、邵力子、邓中夏、刘伯伦等共产党人均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从这个意义上看，上海夏令讲学会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但由于叶楚伧、戴季陶、何世桢等国民党右派的反共主张，使国共斗争与上海学联、上海大学及《民国日报》产生关联，从而延伸到上海夏令讲学会。

《觉悟》作为《民国日报》的副刊，自五四运动之后极力提倡新思想，成为名盛一时的刊物，推动了学生运动发展。从讲授者与《觉悟》的关系来看，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举办之前，已在《觉悟》刊文的25人：何世桢、邵力子、陈望道、董亦湘、施存统、叶楚伧、瞿秋白、沈玄庐、李春蕃、安体诚、杨贤江、吴稚晖、胡愈之、萧楚女、邓中夏、刘伯伦、毛飞、许绍棣、张廷灏、周建人、缪斌、恽代英、沈泽民、叶楚伧、沈雁冰，其中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施存统、沈泽民、刘伯伦等人又是《民国日报》的编辑。正是《觉悟》与讲授者和青年读者的密切关系，使其成为扩展夏令讲学会影响力的绝佳载体。

（二）夏令讲学会的讲授内容广泛，贴近中国现实问题。其中政治、法律、劳工、青年、帝国主义等论题，既是当时社会的热点，也是国民革命需要应对的问题。相较1923年暑期讲学会而言，1924年夏令讲学会的讲授内容呈现出诸多鲜明特点。一是融入了更多的政治性内容。1923年上海暑期讲学会尽管也有何世桢讲解的“全民政治”，但多为艺术、礼仪等常识性内容。而1924年上海夏令讲学会关涉国民革命的政治性内容明显增多，如戴季陶所讲的“三民主义”，何世桢的“比较政治”，汪精卫的“中国革命史”，陈承荫的“俄国革命史”等。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更为关注社会现实政治，如恽代英主讲“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讲学会第四周，施存统的“劳动问题概论”、萧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杨贤江的“青年问题”、陈涛的“工会论”、刘伯伦的“各国劳动状况”等。以上所涵括的劳工问题等，都是需要中国革命所解决的社会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重心所在。为更好地普及政治性内容，讲学会又规定这些课目“无论是否会员，均可听讲，以期普及”。

二是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内容。其中，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董亦湘的“人生哲学”和“唯物史观”、施存统的“社会进化史”、李春蕃的“帝国主义”、安体诚的“经济思想史”引介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其分析框架解读社会现象、分析中国社会问题。以安体诚的“经济思想史”为例，其第六章内容“近代的经济思想史”主要讲授“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一至三节依次是“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到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思想介绍、“社会经济组织上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根本差异”。李春蕃对“帝国主义”问题的阐释，则是基于这一时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革命需求。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则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清晰异常”，此后又成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学习的重要资料；当瞿秋白介绍苏俄新经济政策时，由于是亲身经历的，声情并茂，吸引了众多听讲者。

三是夏令讲学会讲授内容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课程有较高的关联度。在瞿秋白主持下，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诸如“社会进化史”“社会问题（劳动、农民、妇女等）”，甚至选修课中的“簿记学”“科学方法论”等，专注于系统性地讲授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理论，并强化科学理论所依托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上海夏令讲学会的很多课目都与此对应，如韩觉民主讲的“科学方法论”、邹安众主讲的“簿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