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后期上海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的宣传阐释及其特点

[摘  要]《新民主主义论》传入上海后，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上海文化界迅速开展新民主主义的学习、宣传、研究与阐释，上海由此成为当时宣传阐释新民主主义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当时，上海虽处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孤岛”后期，但上海文化界仍然突破重重困难，在报纸、杂志、出版机构发表85种文章及著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文学等多角度多层面宣传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自觉运用新民主主义从事理论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上海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宣传和阐释特色鲜明、量质俱佳，颇能代表当时党内外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新民主主义宣传阐释史上的光辉一页。

[关键词]“孤岛”后期；上海文化界；新民主主义；宣传阐释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6-0025-08

上海“孤岛”时期指的是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至1941年12月日军侵入租界这一时期，1940年至1941年是为“孤岛”后期。“孤岛”后期，上海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新闻出版环境变差，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新闻出版事业规模大为收缩，许多报刊杂志刚出版就被封禁。在此背景下，一些当时在上海从事文艺文化工作的老同志认为，“孤岛”后期上海文化特别是文学凋零、成果惨淡、乏善可陈；但党史著作一般认为，在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孤岛”文化较为繁荣、成绩卓著，如创办多种报刊杂志、组建多家出版机构出版革命书籍、拓展戏剧电影队伍。客观地看，“孤岛”后期上海文化界实际上仍较有作为，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传入上海后，上海文化界不仅突破重重困难出版多版本《新民主主义论》，并及时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了学习、研究、阐释和应用。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产生了85种文章及著作，是为当时宣传和阐释新民主主义理论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深刻影响了上海、香港等地区以及苏北、苏中、江南抗日根据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特别是文化理论的把握与阐释非常精准，如上海文化界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新类型的文化，区别于旧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新形态；将“民主的”文化纲领解释为“大众的民主”，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维度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欧美式的虚伪的民主，其对象不再是抽象的“全民”“国民”以及代表资产阶级的“民族”本位，而是人民为本位，也即以工农大众为核心的、联合其他革命阶级的政权联盟的民主，因此也是“大众的民主”，这一理解与毛泽东的文化民主观基本一致，早于1942年前后《新民主主义论》修改时加入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论断。

目前学界研究“孤岛”文学的学者对“孤岛”时期的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虽涉及本文要述及的王任叔、李平心等人，但关于他们对新民主主义的宣传阐释、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揭示、宣传和应用的研究很少。研究《新民主主义论》在上海或知识界传播、阅读、阐释的文章虽有关注到李平心等人的相关论述，但将“孤岛”时期上海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宣传阐释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还未看到。因此，笔者爬梳在中共江苏省委各运动委员会等领导下，报刊杂志及进步出版机构刊登或发行的关于宣传、阐释与应用新民主主义的论著，从整体上把握和讨论“孤岛”后期上海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学习、宣传、阐释及其特点，以期进一步深化《新民主主义论》的传播史、阅读史、宣传阐释史研究。

一、《新民主主义论》传入上海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上海地方党组织采取紧紧依靠文化界，多办报纸刊物、多宣传的策略，“以文化战线为突破口，作为开展各方面工作之枢纽，利用刊物扩大影响，发动群众，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实践证明，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传入上海后，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八办”（上海八路军办事处）以及上海文协在党领导下的进步书刊、出版机构大力宣传新民主主义，收到了良好的宣传统战效果。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经反复修改后于2月20日在《解放》周刊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原计划2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延宕至3月下旬以原演讲题目发表。中共中央利用电报广播、党报党刊、组织传达等多种形式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宣传。《新民主主义论》至少在3月时已经传入上海地区，单行本全文应在5月底至6月传入。

1940年2月1日，延安广播台开播，向各根据地广播党内文件或指示。2月初，延安广播台广播了《新中华报》1940年1月20日发表的《文协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特写中刊载的毛泽东演讲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以及第一次文代会宣言。上海“八办”也通过广播电台渠道收到，并在“八办”主办的《内地通讯》上刊发。3月25日，上海大众呼声社（江苏省委职委所属）出版《大众呼声集：在饥饿线上》，特载毛泽东《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一文件着重强调“日寇配合政治进攻对我进步文化极尽摧残破坏之能事，进步文化人文化启蒙运动加强民族战斗的勇气与实力，促进宪政反对复古倒退运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斗争”。值得一提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在早期传播中有一技术原因导致的“失误”，影响了各地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早期接受与认识。

1940年4月10日，《群众》刊载《新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经常被学者引用为《新民主主义论》在重庆传播的重要证据，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该文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该文是《群众》转录的《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2月11日第4版内容，编者按也为《新华日报》（华北版）所加。《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者按指出，这篇文章是延安发给各根据地的电文，由于技术条件缺失了千余字，因此，认为这篇文章为毛泽东1月9日的演讲。这篇文章实由两篇文章组成：一是《新中华报》特写中刊载的《毛泽东同志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篇文章除第一句话被转录以外，下文均缺失；二是文代会宣言，从缺文开始至文尾为文代会宣言第二段以至文末内容。由于《新华日报》（华北版）接收电报之开头为“毛泽东同志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其中间又缺失文代会宣言题目及其第一段，因而认为电报传来的文章均为毛泽东的演讲，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以致出现重要误判。更为关键的是，这客观上导致延安之外接收到的实际上是文代会宣言，而这一宣言当时使用了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概念，及大会宣传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这是导致后来党内外人士特别是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认识出现偏差的一大重要原因。

1940年4月24日，中共江苏省委职员运动委员会机关报《职业生活》出版“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特辑，刊发王开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无咎《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何逸清《建设上海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3篇文章。之后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文协领导党内和进步人士以《上海周报》《学习》《新知》《哲学》《四十年代》《求知文丛》等报刊杂志，北社、十年书店、一般书店、新人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为阵地刊登和发行宣传阐释新民主主义的作品。如5月4日，无咎在《上海周报》发表《再论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5月11日，李平心在《上海周报》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溯源与新启蒙运动的重估》，其篇前题记称：“我在上月间看到了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其中刊出了当代一位大政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后来又看到友人送给我的一个印刷比较齐全的文献的一片段——《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作者，即上述演讲者著的）第四段至第十段。”这里李平心所说的《新民主主义论》第四至第十段，指的是1940年3月10日延安新华社向各地广播的《新民主主义论》之第四至第十段。该片段仅包含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及驳斥各种理论，并不包含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内容。6月1日，上海《学习》刊登十年出版社《新民主主义论》书目广告：“介绍当代革命导师的《新民主主义论》十年出版社定价二角·各大书店均有出售”，但并非全文。可见，5月时，《新民主主义论》全文尚未传入上海地区；上海地区接受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概念及文代会宣言中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及“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

不过，6月29日、7月1日，《上海周报》《学习》已刊登香港光大出版社发行的《新民主主义论》（全文）的书目广告：“当代革命导师的权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全文已经出版了。这是一本伟大的历史文献，它把过去中国二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给一个确切的结论；今后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的动向，给以一个明确的指示。刻绘出新中国光明壮丽的远景。无疑义的，将是一本人人必读人人必备的好书。”可见《新民主主义论》全文或解放社3月单行本、《解放》周刊、《中国文化》等书刊大致是在6月前后传入上海。

到了1940年冬，上海已经出版了3个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十年出版社本为节本，其余两个版本为全文，即1941年1月1日出版的《学习》之《一年来新书目》编入的光大出版《新民主主义论》（全文），2月16日《学习》之《一年来新书目·续目》又编入无出版社信息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全文）。可见，《新民主主义论》在国民党1940年6月13日通电全国查禁之后仍然以原著者、原书名在上海地区出版、经销多种版本，当然这与上海租界有着重要关系。

二、上海文化界宣传阐释新民主主义

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八办”收到《新民主主义论》部分文稿及全文后，除进行组织内传达学习，还通过各直属运动委员会的阵地进行大力宣传，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专著，有力推动了新民主主义在“孤岛”的传播和宣传。笔者搜索了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八办”领导下各运动委员会、文协、学协等主办的报刊、杂志及出版社，如“八办”主办的《内地通讯》、职委所属的《大众呼声集》《职业生活》、文委领导的《上海周报》《学习》《求知文丛》《奔流文艺丛刊》、学委领导下的上海学协的《青年知识》、工委成立的秘密出版机构——北社，查得85种相关文献（除文代会宣言的来件、《新民主主义论》各版本）。

从整体来看，85种文献主要由35人完成。王任叔（笔名：无咎、无邪、巴人、庄师宗、铁夫、胡自）16篇（册）、李平心（笔名：万流、青之）7篇（册）、陆象贤（笔名：列车、列御寇）6篇（册）、黄特（笔名：生力）5篇（册）、翼云5篇、姚溱（笔名：阿隼）4篇、陈次园（笔名：陈垦、宋无、方兴）3篇（册）、郭风（笔名：苏明）3篇（册）、陈公琪（笔名：丁宗恩、北辰）3篇（册）、蒋天佐（笔名：史笃）2篇、赵平生（笔名：则鸣、方舟）2篇、朱善钧（笔名：方耀）2篇（册）、俊鸣2篇，这13人共计完成了60篇（册），占全部文献比重超70%。其中，艾寒松（笔名：阿平）、王任叔当时为江苏省委文委委员；胡愈之、陈公琪、蒋天佐、蒋锡金（笔名：霍亨）、姚溱为中共党员；李平心早年便为中共党员，后主要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民主进步运动；陆象贤为秘密出版机构北社社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次园、周木斋、俞鸿犹（笔名：弘远）、包文棣（笔名：闻歌，1942年入党）、马健为当时著名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其他如翼云、俊鸣等笔名暂未查找到真名，还有如博古（笔名：则民）等知名党员发表了宣传阐释文章。《职业生活》《文艺新潮》《上海周报》《学习》《哲学》《求知文丛》等报刊杂志均为江苏省委及其领导下的上海文协所主办的刊物；北社、珠林书店、国泰出版社、一般书店、十年书店、新人出版社、香港书店等为中共江苏省委或进步人士主办的公开、半公开甚至秘密出版社。有的出版机构为化名，如北社即为秘密出版机构，其印刷、发行均靠开明书店工作的张纯嘉支持、代办，负责北社的陆象贤并未向其透漏这是上海党组织主办的出版机构。北社的出版物采取半公开方式发行，一部分通过报摊销售，一部分由邮局中的中共党组织邮运至华中、淮南抗日根据地或运送至大后方，一部分通过上海、香港等地的经售商代售。

按照以上文献史料及《新民主主义论》在上海地区的传播情况，可将上海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及其文化论的宣传阐释分为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0年4月至6月，为上海文化界学习、宣传以及初步阐释新民主主义的时期，侧重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学、新民主主义哲学及新民主主义整体上的介绍和把握。这一时期共产生了16篇宣传阐释文章和2本著作，如《职业生活》率先刊发“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合辑，王开道的文章主要介绍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及其内容，王任叔、何逸清的文章已开始阐释和运用新民主主义；《上海周报》陆续发表艾寒松、王任叔、李平心、胡愈之等人7篇文章，主要为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与革命运动相结合、驳斥国民党御用文人发起的“民族文化”论争、阐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与任务；《文艺新潮》发表了蒋天佐、蒋锡金的文章，主张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开展和研究文艺运动；《新知》《学习》《青年知识》等刊物则简要介绍了新民主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