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教育与群众动员实践

[摘  要]自1945年入春以来，陕甘宁边区遭遇抗战时期最为严峻的旱灾挑战。为应对这一局面，边区政府积极发起防旱备荒运动，以期缓解灾害损失。然而，在推动这一运动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在处理灾荒问题时思想未能统一，未能深刻理解灾荒救助背后的政治意义，从而对边区政府革命形象与群众认同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此，在防旱备荒运动中，边区政府采取典范引领、干部下乡和作风革新等措施，逐步引导基层干部调整对群众的情感态度，促使他们转变思想观念，深入基层、贴近民众，成功将防旱备荒运动从单纯领导式救灾转变为群众广泛参与的自救互救实践。基层干部于备荒中渐趋领悟到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有效拉近了革命者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为边区革命事业筑牢了群众基础。

[关键词]防旱备荒； 陕甘宁边区； 基层干部教育； 群众动员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6-0070-10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侵袭，引发严重灾荒问题，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既有研究主要探讨陕甘宁边区灾荒救济政策、救灾举措，以及抗灾赈济法制建设等，也有学者注意到群众路线对边区灾荒救灾的重要性，认为边区主要是通过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开展社会救济。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从整体上探讨陕甘宁边区的灾荒救济，这对全面把握陕甘宁边区灾荒救济研究大有裨益。但研究大多忽视在特殊时间背景下，灾荒救济背后的复杂情形，尤其是执行备荒工作的基层干部如何改变思想，更好地贯彻落实灾荒救济工作。因此，本文聚焦1945年陕甘宁边区防旱备荒运动，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为资料来源，辅以相关历史文献，讨论中共基层干部在应对重大灾害时所表现出的复杂面相，旨在揭示他们如何在困境中克服其自身行为模式和角色特征所带来的内在冲突，摆脱传统思维桎梏，实现思想和工作方式的创新转变，最终树立起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念。

一、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

防旱备荒运动及基层干部的多重表现

陕甘宁边区地处内陆，雨量欠薄，土质燥瘠，十年七矣，一向备荒乏术。旱灾是边区最为严重的灾害，向来夏秋之交，患旱不患涝，“五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二十年一特旱”是边区真实的写照。《延安市志》记载，“旱为延安各种灾害之最，影响农作物生长、造成减产灾荒”。1945年入春后，饱受各种自然灾害的陕甘宁边区经历抗战以来旱情最为严重的一年，“因春夏缺雨亢旱，所以麦苗旱死者很多，秋庄稼也不能按时下种。如延属分区各县惊蛰时缺雨，夏至三伏又缺雨，如曲子因旱死绝田禾30394亩，靖边因旱115000亩无收成，定边谷苗旱死三分之一，这种亢旱情形虽有轻重不同，但全边区是普遍受到旱灾的损失，是抗战后所未见的”。

除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外，灾情加重还与当时战争环境以及民众普遍缺乏节约意识等社会因素紧密相连。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完全停发经费，边区经济政策从“力争外援，休养民力”转变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实现粮食自给目标，边区开展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然而在追求粮食自给过程中，大规模的荒地开垦一定程度上对边区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突出表现在开荒期间，不加节制地砍伐对森林资源造成毁灭性损害。自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边区森林覆盖面积显著减少，“目前已不到原有面积十分之一左右”，这一变化进一步导致该地区降雨量减少和蒸发量增加。从1940年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降雨量逐年下降，1940年降雨量为472.4毫米，而到了1945年降至218.0毫米，总共减少了约254毫米。与此同时，蒸发量则显著增加，1942年蒸发量为1400.3毫米，到了1945年增加至2100.0毫米，增加了约700毫米。这种降水与蒸发之间的严重逆差，导致边区干旱状况逐渐加剧。到了1945年，边区所面临的旱情严重程度已经达到继1928至1930年旱灾之后的又一历史性高峰，构成了一次特大旱灾。

此外，由于群众普遍缺乏节约意识，导致灾情进一步恶化。尽管边区地处战争后方，相对稳定，而且新政权建立后积极采取措施减轻群众负担，通过生产运动扩大耕种面积推动粮食产量日益增长，群众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然而，这种改善反而导致部分干部和群众产生一种盲目乐观心态，“不做长期打算，因而发生了铺张和浪费的现象”。关中分区曾反映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二区一乡群众去年收获50余石粮食，变卖了30石，现在就没粮吃。又陈青桂一人喝酒换取两石粮，现仅四五斗，一家五口生活能维持一个月”。更有甚者，一些群众违反政府禁令，大量使用粮食进行酿酒和制糖，以及偷运粮食出境，导致边区粮食储备大幅度减少。

受灾害影响，边区粮价普遍暴涨，威胁群众日常生活。关中分区因夏麦歉收及秋苗缺雨等因素，粮价急剧攀升。如“柳林小麦五月上旬时每斗1400、1500元（法币），到六月上涨至2700元；马栏小麦最高涨至3000元，各地平均粮价也在2000元以上”。粮价持续上涨不仅加剧了民生压力，还导致部分地区社会治安问题愈发严峻，“二流子抢劫事件频发”。并且随着灾荒蔓延，“疫病、偷盗、赌博等问题接踵而至，亦待配合解决”。个别地区更因灾情甚重，出现典卖土地、行茶讨饭、出卖儿女、饿肿偷盗等现象。据子长县参议员反映：“子长县卖儿女的15户77人、讨饭吃的58户256人、卖土地的32户133人、偷人的3户12人、卖牛驴的34户164人、疾病饿肿5户25人，共147户667人。”

为加强根据地生产成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为抗战最终胜利提供坚实基础，解决灾荒问题成为边区政府首要任务。《解放日报》社论强调：“在胜利的前夕，还有许多困难摆在我们面前，这许多困难之一就是陕甘宁边区和某些敌后解放区正经历严重的灾荒威胁。组织群众克服灾荒是我们进行反攻、正确胜利的必要条件。”1945年5月16日，西北局发布《关于防旱备荒的紧急指示》。5月23日，边区颁布《关于防旱备荒的训令》，明确指出：“防旱备荒是今天全边区军民头等重要和头等紧急的任务，倘若有了差池，就会引至严重恶果。”6月上旬，边区政府成立备荒委员会，由罗脉、李景林、刘景范等11人组成。6月15日，建设厅请各分区专员举行会议，座谈当前备荒问题，强调加强备荒思想教育，加强对备荒工作的领导。随着这些指示和训令发布，边区各分区迅速响应号召，通过报纸、会议等多种渠道，广泛开展防灾备荒宣传报道工作。《边区群众报》《解放日报》以及各分区报纸《关中报》《抗战报》《陇东报》《三边报》等相继开展防旱备荒的号召。在西北局开会讨论备荒问题的第二天，《边区群众报》报社同志就到报社附近区域，用口头传达备荒的号召（因西北局的指示还未刊出），征求一些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在这几天中，附近的群众因为靠近领导机关，号召也传达得快，有的也开始行动起来了，报社同志就近搜集材料，所以自第二期起，《边区群众报》不但刊登群众动员的情形，而且还刊登防旱备荒运动逐渐开展后的各种具体行动，和一些困难、偏向。1945年5月27日，《边区群众报》头版头条发布号召“干部群众同心协力，防旱备荒”，并于此后“多次在头版刊发社论，指导备荒工作”。《陇东报》在第156期至164期上，重点刊登《陇东中学备荒》和《用新方法开备荒会》等具有影响力的宣传文章，向群众普及防灾备荒的知识和方法，并在第158期上刊载配合夏收生产和备荒工作的评论，要求“各地党政组织赶早发动群众准备播种工作”。报纸号召以后，很快就有报道群众响应备荒号召的行动，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备荒运动的开展，如“《抗战报》在西北局提出号召后的第二期（466期），就登出模范村郝家桥的情形，第三期就有绥德备荒情形的综合报道”。

备荒运动开始后，干部是贯彻备荒方针的关键。《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指出：“备荒成功的关键在于各级干部思想的清醒，认识清楚目前灾荒威胁的严重性，高度发扬对人民负责，与人民共艰苦的精神，不把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幻想上面。”然而，在旱荒初露端倪之际，尽管许多干部已经意识到旱情日益严重，部分人重视程度却仍显不足，特别是在基层干部群体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

在灾荒早期阶段，一些干部倾向于依赖某些不确定因素，采取一种被动、观望、侥幸和滞后的做法。如“华池县自3月8日到降雨后的4月28日以前各区乡虽都作了动员，但许多干部都持有‘种庄稼群众自己会关心’等消极观望的态度，这一点在基层干部中极为严重”。还有部分基层干部在备荒工作中显得犹豫不决，没有积极动员群众参与备荒工作，而是寄希望于天气变化。子长县委在5月22日扩大干部会议上指出，“部分干部对防旱备荒工作认识有偏向，一种是乐观心理，认为到五月初十下雨，也还不迟。有的说‘人忙天不忙，迟早有一场’”。《边区群众报》曾对此现象发表社论批评道，“不能因为下一点雨就产生侥幸心理，就不认真执行党和政府的指示”。

随着旱情持续加剧，一些基层干部开始认识到灾情严重性，但因缺乏正确工作方法和务实工作作风，在应对策略上，仍对旱灾严重性估计不足。如鄜县张村区书记认为，“群众忙于生产，此时提出节约不合时宜；一些干部也以群众忙碌为由，未能充分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和解释；有些干部忘记把该工作当成经常性工作来抓”。加之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大多数“基层干部大都不会谆谆说教，而且说话层次乱，抓不住中心”，造成群众无法理解备荒政策，备荒工作布置往往被简化处理或误解，从而减弱了群众在面对灾荒时的信心和自主应对的能力。《解放日报》记者在绥德郝家桥采访支部书记许高友时，后者即指出：“仅从灾荒的严重性向群众宣传，并未提出预防方法，反而造成部分群众的不安。”绥德分区也反映，“宣传备荒的同志，未从实际出发，也不从边区周边说起，一下子把问题说得很严重，不仅群众不能接受，反而引起粮价暴涨，清涧亦有此种现象”。

一些干部在开展备荒工作时，由于方法不当，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边区多地都曾报道基层干部在备荒时缺乏具体调查，仅停留在一般号召之上。“有些干部在调查全村现有粮食和计算可吃日期数目时，并未挨家挨户进行，仅从其他干部、老年人和劳动好的几个人中调查，由于对象选择不当，造成调查失真；还有群众误会公家要粮，干部也未详细说明解释；有些问题也只提出任务和方向，并未给出具体方法或作出具体规定，使号召存有落空之危。”事实上，基层干部之所以工作基础薄弱，也有多种原因。据昔东六区大瓦邱村干部会上检讨所示：“（1）有些干部，觉得当干部是个负担，因而工作不起劲。（2）村里分工不明确，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3）村里工作当是临时抓一把。（4）恐怕犯错误。（5）有些干部怕得罪人，不敢负责。（6）不知道究竟什么叫新作风。”这些表现严重影响备荒工作的开展，进而影响干部威信和政府形象。更严重的是，甚至有个别基层干部阻挠备荒运动。“志丹县二区的杨旭祖同志在区上干部开过动员会后，不仅没有宣传备荒，反而在群众面前轻蔑地说，‘备荒顶毬哩’；五区二乡王廷友同志，在群众面前不但不宣传存粮，反而介绍群众哪里麦子价高，哪里价低，实际上起了发动群众卖粮的作用。”

基层干部在防旱备荒工作中的轻忽引起边区政府的深切忧虑和不安。他们认为，防旱备荒不仅关乎群众日常生活和社会稳定，更是对工作态度和革命信仰的检验。正如西北局在《关于防旱备荒的紧急指示》中所强调的那样，“目前全边区党政军民均应把防旱备荒紧急任务提到工作中的首要地位，这直接关系全边区一百五十万军民生命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极其注意，甚至熟视无睹，那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就是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将会招致无法补偿的损失。”边区政府将防旱备荒与对人民的责任紧密联系起来，表明防旱备荒运动不仅仅是帮助群众渡过旱灾的简单行动，其背后蕴藏着深刻政治意涵，即此项工作“是对革命负责，对人民大众负责”。因此，边区政府反复强调并告诫各级干部要转变思想观念，不应将防旱备荒视为无足轻重的小事，而应深刻认识到它是确保抗战最终胜利的重要前提。

二、认识群众路线：

基层干部救灾观念的革新与重塑

为将防旱备荒动员切实转化为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1945年6月26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给各级参议员、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及小学教员的信中指出：“防荒要深入到每个角落、靠你们！你们在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市镇、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每一个部队，你们要号召你所能号召的人，开会研究，听取老人们的经验，定出办法，然后深入到每一家。”显然，要成功发动开展群众运动，就必须依靠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激发群众情感，将原本自上而下的宣传动员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使群众运动发挥出最大效能，覆盖到边区的每个角落。在这一过程中，各级干部协同推进尤为关键，尤其是那些直接与群众进行面对面沟通的基层干部，他们是开展基层群众工作的关键。毛泽东曾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然而，由于受文化水平、个人经验等多种因素影响，基层干部对防旱备荒认识多有不足，不能深入群众，阻碍了备荒运动深入推进。因此，边区政府通过典范引领、干部下乡和作风革新等多种方式，逐步调整基层干部对群众的情感态度，促使他们开始转变思想观念，树立为人民负责的责任意识，确保他们成为维护乡村发展和稳定的坚定“护卫者”。

（一）典范引领：正反典型的双重影响。塑造典型作为一种颇为常见的政治动员方式，长期受到中国革命者的青睐。根据其目的和作用可划分为正面典型与反面典型。正面典型常被用作示范标杆和激励榜样，而反面典型则多用于警示教育和督促反思。在防旱备荒运动中，边区政府通过树立正反典型策略，有效激发基层干部积极性，促使他们重视灾荒和群众需求，增强责任感和行动力。一方面，边区政府对部分基层干部积极备荒的工作态度和方式给予肯定，并立其为榜样加以推广，如“清涧折家坪区大部分村庄都召开过村民大会，但像王家崖和白家峁一样，防荒计划有具体内容和办法的，在其他村很少见”。同时，边区政府对某些地区在抗旱备荒工作中所积累的创新经验也给予高度评价和积极推广。赤水县各乡干部在备荒工作中，采取多种有效宣传方式，如“利用积极分子在群众会上宣传、发动老汉讲授遭年馑时的情况、利用老太婆在妇女中进行宣传、利用河南难民进行宣传、发动学生回去宣传并给家庭订节约计划等”。这些举措不仅丰富了宣传样式，也增强了宣传效果，使得防旱备荒理念深入人心。赤水县的探索很快得到边区政府的肯定和赞誉。边区政府建设厅在对赤水县防旱备荒工作指导意见中指出，“该县宣传方法很好，应该继续发扬”。边区政府对这些先进个人和集体的肯定，不仅是对其工作的认可，更是希冀借助典型的感召力和说服力，将为人民负责的备荒观念寓于具体事例之中，以期引起其他干部的共鸣，这种共鸣又无形中推动了他们思想认识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