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学视角下健全基层党组织体系：时代挑战和应对路径

[摘  要]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场域中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升组织力的关键。健全组织体系不是组织的堆叠和杂糅，而是各组织基于共同本质和多元特征的系统集成与功能互补。立足于“结构—功能”分析框架，将管理学中的“绩效=动机×能力”理论进行党建学话语转化，可以形成“战斗堡垒作用=政治影响×联系结构”的理论模型。基于这一理论，以类型学的视角将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看作四类基层党组织的系统集成，可以发现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面临若干挑战。要进一步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还需从构建基层党组织体系总体格局、坚持以群众路线创新组织形式以及健全各领域的法规制度与衔接着手。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体系；基层党组织类型；战斗堡垒；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6-0080-09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加快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在基层全覆盖”，还从健全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等五方面对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作出部署，突出强调了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可以说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场域中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增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关键。

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作为一个集合概念，是由各领域、各层级基层党组织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相关研究多以组织功能视角、智能技术视角、组织形态视角展开。例如齐卫平等以组织力的视角阐释了健全基层党组织体系“组织覆盖—工作覆盖—制度覆盖”的主要进路。孙会岩从智能技术的视角分析了通过打破物理空间限制实现党组织全覆盖的价值和进路。郜工农从组织形态的视角归纳了基层党组织体系“跨企业”“跨区域”“跨虚拟空间”“跨村居”等新型组织形态和主要特征。可见，学界对各领域基层党组织打破边界、协同联动的价值有着基本共识，但是对“各领域基层党组织”这一笼统描述却缺乏系统分析，对“体系”究竟是由哪些基层党组织构成的、这些组织有怎样的特点、如何进一步健全基层党组织体系等问题缺少必要的回应。

所谓组织体系，绝不仅仅是组织的简单堆叠和杂糅，而是各组织基于共同本质和多元特征的系统集成与功能互补。通过对各领域基层党组织本质属性的同一性和外部表现的异质性进行归纳和对比，将各领域基层党组织进行系统集成和类型划分，可以实现对基层党组织体系的系统化分析，从类型学的视角探究健全基层党组织体系的时代挑战与应对路径。

一、基层党组织类型划分的理论分析

分类作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也有一个从现象的分类到本质的分类、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分类到更深刻的本质分类，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就基层党组织而言，从现象的分类到本质的分类，还需回归到对基层党组织本质属性及其表现差异的分析。

（一）基层党组织本质属性及具体表现。一个对象类的本质属性为其中所有对象都具有，并且仅为该类对象具有。正如党章所规定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本质属性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而“战斗堡垒”的学理展开需要从其被提出的思想渊源中探寻。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性质的提出源于其主体性和能动性的逐步明确与强化。作为“战斗堡垒”的基层党组织不仅是管理组织成员（党员）的单位，还是面向社会和群众开展工作、发展事业的行动主体。1924年5月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强调，“小组的工作除教育党员征收新党员外，还应当常常在工人群众里做宣传的工作”。次年，党的四大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继续强调“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1926年《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支部并不是分部，而是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某区域的核心”，还提出“施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这一系列的职能演化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从做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到组织开展政治活动的深入。而“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某区域的核心”，则是对基层党组织在社会和群众中发挥能动性，积极发展党的事业的理论总结，是后来提出“堡垒”乃至“战斗堡垒”的理论准备。陈云1939年在《党的支部》中指出：“支部不但要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核心的堡垒的姿式，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的堡垒的作用”，还列举了 “团结群众、征收党员、教育党员、领导工作”等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党的十一大和党的十二大党章明确使用“战斗堡垒”一词，是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性质在法规制度层面的明确。“战斗堡垒”所承载的具体职能也不断与时俱进，如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以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发挥和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有效实现党的领导”。这些都是基层党组织在社会和群众中发挥主体能动性，实现党的领导、发展党的事业的表现。“战斗堡垒”是各领域基层党组织的共同属性，其外部表现差异形成了不同类型，这种差异的内在因素则构成类型划分的基本维度。

（二）“动机—能力”理论模型的学科转化。美国管理学家斯蒂芬·罗宾斯（Stephen P.Robbiss）等认为影响工作绩效的因素包括努力、能力、工作设计、绩效评估系统等，就主观因素而言，绩效由动机和能力共同决定，可以用“绩效公式”表示为“绩效=动机×能力”。借用管理学理论，可以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外部表现视为其“绩效”，并通过两个层面的学科转化进行分析：一是引入“结构—功能”主义将研究视野从个人转向组织；二是以党建学话语体系重构相关表述。

首先在“动机”层面，组织社会学中有经济学派、制度学派等多种理论范式解释组织行为的动机。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基层组织而言，其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制度环境，是一种合法性机制，是“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是人们在文化、价值观、习惯等层面广为接受的认同。具体来讲，其根本动力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组织环境对中国共产党的广泛认同，来自于党的政治影响。这也体现在党对各领域通过政治影响来实现组织和工作覆盖的历史进程中，例如党的创建时期，党的早期组织开展各方面工作培养先进分子；21世纪以来，各地党委设立“两新”工委派党建指导员在非公领域开展政治教育；当前则在新就业群体活动区域设党群服务驿站，提供服务的同时巩固党的影响等。

其次在“能力”层面，“组织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对基层党组织能力的准确表述。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由其与“系统各成分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方式或顺序”影响。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系统中相互联系的主体有很多，包括国家政权机关、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但归根到底是联系人民群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因而从根本上说，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结构影响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总体而言，可以说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的效果由“政治影响”和“联系结构”共同决定，可以简化为“战斗堡垒作用=政治影响×联系结构”的理论模型。

（三）“政治影响—联系结构”的理论模型。基于“政治影响—联系结构”理论模型，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效果差异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首先在政治影响方面，最主要的差异源于覆盖主体的所有制性质。在公有制主体中，党的政治影响通过领导地位、传统禀赋、决策参与、行为同构等机制内化为主体特性，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源自内部生成。例如《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规定：“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把党建工作基本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将党组织的影响内化于公有主体自身的活动规范中。而在非公有制主体中，政治影响更多通过统战、群团、政策等外部渠道施加，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影响力依赖外部注入。例如早在1987年中央统战部等五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党校、社会主义学院要举办统战干部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方代表学习班……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和妇联在外商投资企业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宿迁市宿城区通过“组织部门指导、行业主管部门协调、行业代表示范引领”机制开展“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这些都是政治影响力外部注入的体现。基于此，基层党组织可分为覆盖公有制主体和非公有制主体两类。

另外在联系结构方面，最主要的差异源于联系群众的具体形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融入以劳动条件组织起来的群众，如工厂、企业、学校等单位建立的基层党组织；二是融入临近生活空间的群众，如街道、社区、网格等区域建立的基层党组织。在人口流动较低的时期，党以生产单位为主组织支部，如列宁指出“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它组织起来”。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规定：“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陈云也总结“依列宁提出的原则，按生产单位组织支部”“在某些城市中组织街道支部……是一种临时性质的支部”。随着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社会生活开始从单位内转移到单位外，单位以外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大”，基层党组织仅覆盖生产单位已不能满足联系群众的需要，覆盖地域的组织形式逐渐广泛。1997年上海市委首次提出“社区党建”，1999年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嘉兴大厦建立了全国首个楼宇联合党支部，都是区域性党组织。基于联系形式的差异，可将基层党组织划分为覆盖职域单位的“条条”基层党组织和覆盖区域范围的“块块”基层党组织。

基层党组织可基于“覆盖公有或非公主体”和“条条或块块”两个维度划分为四类（见表1）：一是“行政区划党组织”，指街道、乡镇、社区、农村的基层党组织；二是“传统单位党组织”，覆盖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等；三是“非公区域党组织”，如园区、楼宇等区域基层党组织；四是“非公职域党组织”，覆盖无固定区域的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及新就业群体等。

二、基层党组织体系建设的主要成就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建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基层党组织体系在不断完善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结合“政治影响—联系结构”理论模型，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组织覆盖的持续拓展、政治影响的显著增强和联系结构的不断创新等三个方面，为党的全面领导向基层延伸提供了坚实支撑。

（一）组织覆盖持续拓展。不断在新领域设置基层党组织以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对全社会的覆盖贯穿了整个基层党组织发展史。从1924年5月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到毛泽东指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中国共产党；再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各领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社会覆盖”，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领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成长不断拓宽。如今中国共产党有基层组织共517.6万个，在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的覆盖率均超过99.9%，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组织基本实现应建尽建，基本实现了对全社会的有形覆盖。同时，党组织在新领域的覆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流程，大致分为“政治教育”“组织建立”“理论形成”“规范成型”四个阶段。“政治教育”阶段通过派遣党员或工作团开展政治活动，塑造政治影响并培养先进分子；“组织建立”阶段是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将先进分子发展为党员，并根据党员数量和条件成立党组织；“理论形成”阶段是党组织通过实践活动总结提炼指导理论的过程，通常体现于会议精神和工作报告中；“规范成型”阶段则是将实践与理论成果转化为成熟的工作机制和党内法规。而这一系列阶段均以有效的政治影响为基础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