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乡村社会治理实践逻辑

[摘  要]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是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创新之一。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深度剖析15个农牧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历经逐级编码，精炼出七大核心范畴，通过严格的理论饱和度检验，构建了党建引领下的乡村多元共治实践逻辑模型。该模型以“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工具—治理路径”为核心驱动链条，以治理机制与“三治”（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体系作为辅助动力源，三者间形成上下协同、左右呼应的联动机制。该模型不仅深刻揭示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多元影响因素，还为精准定位研究问题提供了直观框架，共同推动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乡村治理；实践逻辑；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6-0089-08

一、问题提出

新时代以来我国基层治理格局发生深刻变革，“政党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因此，全面审视党建引领下的乡村多元共治实践，深入剖析其在各方面的具体实践逻辑与功能效应，对于丰富乡村治理理论体系、指导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实践不仅为乡村治理提供更为精准的理论指导，还能促进“中国之治”在广袤乡村的深根发芽，推动中国式乡村社会治理全面进步与发展。当前，社会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聚焦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如何依托党建的强力引领，构建多元共治格局，进而提升治理效能，已成为学术界广泛探讨的热点问题。由此，本研究重点集中于两大核心维度：一是党建引领，二是党领共治。在党建引领层面，学者们主要从组织嵌入与功能彰显两个维度展开。组织嵌入方面，学者认为党组织作为外部力量要通过“结构嵌入”渗入和重塑基层治理结构，实现党组织的垂直覆盖和水平延伸，驱动各级部门实现治理目标。功能彰显方面，则探讨政党如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思想引领、组织保障、作风示范、制度创新的综合功能，以此推动基层社会组织重塑、治理能力升级与执政根基稳固，实现政党能力与社会能力同步增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迈向善治之境。在党领共治维度，研究深入多个视角，特别是嵌入型、赋权性及技术性视角，以全面解析党建在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中的核心驱动力与机制创新。现有研究深入探讨了党建如何嵌入乡村社会并有效发挥其功能，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启示。然而，这一领域仍存在拓展空间：首先，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党建的单向引领作用，却鲜少触及党建与多元主体间双向互动，忽视了互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协同效应与创新机制。其次，多数研究倾向于构建“通用式”的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模型，而未能充分探索微观特殊性乡村场域的独特性及其对党建引领实践逻辑的特定影响，限制了理论在具体实践中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再者，尽管现有研究强调了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与功能，但往往缺乏具体、生动的案例支撑，未能深入剖析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在乡村社会中的实际运作机制与实践逻辑。鉴于此，本研究拟采用扎根案例分析的方法，实地调研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创新实践，深入剖析特殊性乡村场域下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实践案例，旨在揭示其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进而构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乡村社会实践逻辑模型。通过这一研究，回应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格局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和实现过程，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策略指导。

二、研究方法及样本选取

扎根理论是由美国学者Glaser和Strauss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该方法通过资料和数据在探索社会现象、建构理论等优势，适用于因素识别、过程解读以及对新生事物探索等问题的质性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研究乡村社会治理，首先，该理论与乡村社会治理实践逻辑的研究需求与特点相契合，能够全面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逻辑的分析框架；其次，在操作过程中，通过文献制定研究对象、带着研究的问题进行田野材料搜集，对材料进行开放式、主轴式和选择性三个层度的逐级编码，将从田野材料中所获得的概念自下而上地范畴化，重点分析概念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在理论饱和后进行高度概括或总结，直到得出一个新的系统理论，旨在发现资料间存在的隐性关系；最后，对构建的理论进行详细阐述，并对本研究提出相应的结论。

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研究样本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要求。作者对2021年至2024年五省进行实地调研，从获取的36个案例中选取15个案例资料作为分析样本，探讨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在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这15个案例符合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要求，一是在实地调研收集访谈、调查日志、会议记录的基础上，还收集了政策文件、报道、考核文件、工作汇报及简报等文本为辅助，由此形成了案例库。二是涉及的五省乡村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是从省级或国家级示范村以及特色模式中选取的，内容涵盖乡村党建引领、主体、客体、机制、模式等领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三是选取近几年典型性的案例有助于探索乡村社会治理的新态势，具有时效性。样本选取上由目的性抽样和代表性抽样相结合，从而保证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三、扎根编码及模型构建

（一）开放性编码。按照扎根理论，第一步将原始资料打散，对内容进行逐字逐句逐段的定义凝练，对此标签的初始概念化并按照概念名称进行合并重组，归类得到类属范畴化概念。本研究将15个案例文本导入Nvivo12，对文本语句进行初步识别、编码之后获得328个初始概念，对其进行范畴化之后得到34个范畴，具体如表1所示（由于篇幅有限，仅展示表格部分内容）。

（二）主轴编码。主轴编码是进一步挖掘范畴的特征，实现聚类、归并、精炼、区分的过程，并依据因果、结构、时序、功能等典型关系，升华提炼出能够统合不同范畴间关系的主范畴。在开放式编码所生成的概念与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实际资料准确分析、把控范畴间的关联性，重新组合凝练，共生成“党建引领”“监督评估机制”“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实现机制”和“三治体系”“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公众”等18个主范畴，具体如表2所示（由于篇幅有限，仅展示表格部分内容）。

（三）选择性编码与模型建构。选择式编码是更深层次的编码。注重及审视原始材料，在主轴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更高层次的概念化和抽象化，得出主类属并再次进行系统剖析和验证补充，从而凝练具有高度抽象性和理论涵盖力的核心范畴，并以“故事线”的方式进行内部关系构建描绘，进而形成理论框架的过程。通过辩析和归纳内在的逻辑性，本次研究在主轴编码中提炼出了6项核心范畴，并将作为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实践逻辑的模型范畴（详见表3）。

基于选择性编码所得出的7个范畴的基础上，发掘范畴间潜在的关联性并形成故事线，建构出能够涵盖广泛意义上的农牧区乡村社会治理逻辑的理论模型。同时，本文的研究主题以及各范畴的系统化的比较，将7个范畴确定为核心范畴，综合考量范畴之间的关联性与逻辑性，建构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解释模型”（如图1所示）。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本研究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通过随机选取青海果洛州“十化”党建典型案例、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模式的文本资料以及其它4份原始材料作为三角材料，用于检验乡村治理实践逻辑理论的饱和度。检验结果仍能反映主范畴，并在新的原始资料中未发现新范畴和新概念。据此，本研究认为所得的扎根理论的概念范畴具有较好的信度，达到理论饱和，可以进一步分析下一个步骤。

四、模型阐释：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逻辑

系统剖析乡村治理特殊性场域下的实践逻辑，对于指导我国特殊性乡村社会治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厘清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逻辑既要扎根于乡村社会总结相关经验，也要立足于整体性视角分析乡村场域的每个主体的诉求与责任。基于这一要求，研究通过扎根分析所得出的“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工具”“治理机制”“党建引领”“治理路径”“三治体系”等7大核心范畴，探究出以“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工具—治理路径”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驱动主线，将治理机制和三治体系作为辅助驱动力，治理机制作为核心中介加强治理效能。三治融合作为推动因素提升治理能力的实践逻辑，三者形成良性互动中实现上下协调、左右联动，共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目标的达成。

（一）以党建引领为根本保障。场域是社会或文化再生产领域中各类组织、行动者的总和以及相互间的动态关系总和。乡村场域中，主体面临“原子化”挑战，在此背景下依托党建引领，实施政治、组织、能力及机制全方位领导，确保党的领导全面覆盖。通过构建全域组织网络，创新治理模式，解决治理难题，重塑乡村治理共同体。

一是以政治引领明确乡村治理方向。党建通过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共识，全面覆盖乡村治理，从而稳固乡村政治基石。打造“党委领导—组织覆盖—多元参与”乡村治理共同体，把牢政治方向，贯彻国家治理意志。党组织通过政治引领锚定国家治理方向，更精准指导乡村社会治理的微观实践。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强化理想信念、加强思想疏导化解矛盾、增进思想引领情感认同、培育社会责任意识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党建引领下的乡村结构聚焦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多路径选择”“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等关键和根本，旨在通过精准施策，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这一系列举措不仅确保了政治方向的正确性，也为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二是以组织引领夯实乡村治理阵地。党组织在横向层面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村委“一肩挑”与村两委协同，构建“党委领导、多元协同”全方位治理体系，强化党的领导，促进多元主体深度融合与协作。针对多元主体协同不足问题，党组织成为协同联结的关键，在党的组织网络引领下，不仅能够跨越部门与体制界限，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力量的高效统筹，还能够在不同层级间形成整体联动，有效破解基层党建面临的融合难题。由此，不仅能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与水平，也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组织作为多元协同联结的领导核心，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动员各方参与，各主体整合资源，形成整体联动的稳定协同网络。实践中，基层党建成为核心引擎，构建起上下贯通的组织网络体。纵向上，优化组织体系，形成以“党委（乡镇）—党支部（村）—党小组（社）—党代表—党员”的治理链条；横向上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全方位治理体系，促进政府、社会、公众深度融合，有效破解基层党建融合困境。

三是以能力引领锻造乡村治理主力军。能力建设是乡村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转化党组织引领力为治理效能，需多维度强化能力建设：一是深化作风能力建设，依托党史等丰富政治资源，锤炼党员党性；二是加强党建工作能力建设，提升党员及群众素质，打造过硬队伍；三是树立先进典型，激励见贤思齐，特别是在产业发展中，通过培育省州县级示范合作社，辅以项目支持与政策引导，树立发展标杆，有效激发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参与热情与创造力，增强乡村治理凝聚力与向心力。

（二）以驱动主线作为核心引擎。基层社会治理包括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以及基层社会的自我治理。信息网络发展使金字塔科层体系内部出现信息漏洞，外部趋于扁平化，转为多领域球形结构，呈现出多领导、多发起、多主体、全参与、共分享的结构。为发挥党的领导在乡村社会的引领作用，激发多元主体潜能，形成立体化、网络化的协同联动机制，需构建双向互动治理框架。既强调自上而下的政策引领与资源输入，又注重自下而上的民意汇聚与自主治理，从而整合党、政府与社会力量，促进公共价值的共同创造与公共服务的广泛供给，塑造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上下协同、左右联动的全域治理目标，以此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治理主体：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乡村治理场域治理内容的复杂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使治理主体时常陷入“角色超载”困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内部动力来自村级党组织、村委会、公众、经济合作组织等的积极参与，外部动力则包括乡镇党委政府、科研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等的广泛介入。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党建引领多元共治”逻辑体现在：党委核心领导，确保治理方向，通过调动多方力量引领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在党组织领导下，非正式治理主体也被纳入，遵循“三治”体系，通过多样化路径传达国家治理意志，促进乡村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