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工业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摘  要]

中国现代化建设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人接续探索和顽强奋斗基础之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开探索，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概念，《论十大关系》作为这一探索的代表性成果，包含了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光辉思想。以《论十大关系》为开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不懈奋斗，终于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中国工业化；中国式现代化；《论十大关系》；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1-0014-08

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如其他事业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真正是“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它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人接续探索和顽强奋斗基础之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开探索，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概念，《论十大关系》作为这一探索的代表性成果，包含了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光辉思想。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组成部分之一，今天，回首《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发表及其开创之功，仍然很有意义。

一、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源起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经过28年成功与失败磨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缺少工业化建设的经验。毛泽东指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虽然有困难缺少经验，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满怀信心地开始投身工业化建设。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在最初的工业化建设探索中，我们党的领导人非常谨慎，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许多推进工业化的思想。

比如，毛泽东提出了城乡兼顾的观点。1949年3月，在为新中国建设谋篇布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实际上提出了农村和城市、工业和农业统筹兼顾的思想。

刘少奇提出了城乡一体、分步推进经济建设的观点。同样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提出，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1950年五六月间，他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提出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一是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二是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三是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他并指出，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

刘少奇还指出，世界上有两种工业化筹集资金的方法、两种工业化道路。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即：无情地剥削本国工人和农民，并使无数的小生产者和中等企业主破产，以集中资本，此外就是依靠对殖民地的掠夺，依靠军事赔款，依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让。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即：依靠本国人民的节约逐步地筹集起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和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借款和实行租让。除此以外，是没有第三条道路的。

周恩来也提出类似观点。他强调，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个辩证的正确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在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上的运用。

由上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探索，即在经济基础薄弱、战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从恢复农业、轻工业开始，逐步增加积累，逐步发展重工业。这样的工业化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二）“一五”计划的选择。然而，1950年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打断了上述探索。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实施，使国家走上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苏联式工业化的特点，包括时间短、重工业优先、推进农业集体化，等等。

在酝酿编制“一五”计划的过程中，1953年4月，米高扬向李富春通报了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其要点共有8条，第一条就提出，从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考虑，“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1955年7月，李富春向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强调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重工业优先战略由此逐步确立。

1953年底，党中央经过近一年的酝酿，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党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当时各项工作的“灯塔”，实际上也统一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规定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开始，在十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当时强调，要批判一切违反总路线的错误思想。

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共同纲领的路线，现在更把它明确起来。对抗着这个路线的有反动的封建买办的路线——少搞或不搞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多搞农业、轻工业，或不搞工业而专搞农业，这就是不要中国工业化，农民生活也无法改善，使中国经济不能完全独立而仍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经济地位，这是便利美蒋的路线。有些人出于恶意，有些人出于善意。另一种对抗的路线是资本主义的路线，赞成搞工业，但想搞资本主义工业化，即是说要走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这是走不通的路线，其结果必然与总路线对抗，不利于建设，有利于敌人。至此，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已经十分清楚，不是可以随意讨论的问题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环境十分恶劣，经济活动仍然相对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苏联式工业化道路有其客观必要性。到1956年，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我国“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重要经济部门之间比例比较协调，市场日益繁荣，物价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与旧中国经济衰败、物价暴涨、城乡凋蔽、民不聊生，形成鲜明对比。

（三）1956年春“第二次结合”的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以及国际形势日益出现缓和，党中央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缓和趋向开始出现。苏联与东欧国家开始提出要按各国情况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同社会主义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中苏关系处在良好发展时期，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显露出改善的迹象，中日民间关系发展引人注目，中美关系在两国大使级谈判开始后有所缓和，同亚非各国关系取得新进展。总之，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在不断改善。

经过“一五”计划的实践，我们党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对苏联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逐步有所了解，认识到学习苏联经验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索。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恰在此时，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一些重大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二十大的做法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这篇文章时，毛泽东着重指出：对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由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踏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工业化建设道路的伟大进程。

二、《论十大关系》

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提出

1956年春，以苏共二十大揭开苏联问题盖子为契机，以到各地调研、听取34个部委汇报、听取并收集各省市自治区情况作基础，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为背景，毛泽东对听取汇报、调研了解掌握到的情况和问题进行归纳整理，总结规律性认识，先后于4月25日、5月2日，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讲话分十个部分，又称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着重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明确提出“以苏为戒”。以苏为戒，是一条贯穿《论十大关系》的主线。十大关系几乎都与苏作比较。这条主线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做法，要努力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1956年4月4日，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指出，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

4月25日，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明确提出“以苏为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清醒和坚定。

第二，提出重工业优先，兼顾农业、轻工业。苏联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工业优先，这甚至被认为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标志。然而，重工业优先发展，违反了产业结构逐步由农业、轻工业再向重工业逐步升级的一般规律。坚持重工业优先，就一定会损害农业、轻工业的顺利发展，进而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在苏联，重工业落后局面虽然得到解决，但农业、轻工业却陷入落后、发展缓慢，食品和日用品长期供应紧张，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应有提高。

“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基本参照苏联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投资比重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高：中国为88.8%，苏联为85.9%（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比苏联“一五”时期要落后得多。这就在更大程度上扭曲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毛泽东辩证地指出，从长远观点来看，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由此可见，在这里，毛泽东恢复了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起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