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法勤工俭学生到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心灵轨迹

[摘  要]

由留法勤工俭学生至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发展过程颇为复杂。从雾里看花到亲身体会，留法勤工俭学生对于工学互助主义和勤工俭学有了从笃信到怀疑的转变。家庭因素、早期活动经历的影响，以及蔡和森等“先觉者”的积极引导，使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生由模糊或不确定的政治倾向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之路。1922年6月旅欧“少共”成立后，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通过开展内部训练、对外宣传，在现实淬炼中成长为信仰坚定的职业革命者。综观从留法勤工俭学生到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心灵轨迹可知，现实因素的触发、成员的相互影响、先进理论的引导在不同时空个体之中频繁互动，展现出经济处境、实践活动、理论素养、性格特质等因素对人物信仰选择的影响差异，进而折射出思想转变的反复性、过程性与不同步性。

[关键词]留法勤工俭学；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心灵轨迹；信仰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1-0022-09

衍生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孕育了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即“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他们对于20世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群体成员即参与旅欧华人中共产党组织的孕育、筹建和发展的人员，主要包括张申府、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王若飞、萧三和陈毅、聂荣臻、邓小平、贺培真、何长工等人。从相关文献资料来看，1919年至1921年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并非“同质化”人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受五四新思潮影响，且有一定政治倾向者，如受工读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影响较深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和赵世炎等人；第二类是或多或少受到新文化、新思潮影响，但没有明确政治倾向者，如推崇墨子思想的蔡和森等人；第三类是响应李石曾、蔡元培的倡导而赴法，他们数量最多，赴法勤工俭学是因为这是花费最少的留学方式，如郑超麟、沈沛霖等人。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成员在中共早期历史、中国革命进程中影响很大，因而研究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思想转变或信仰确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此外学界同仁还搜集、编纂了各类资料汇编。不过学界研究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使用较多的是报刊文献，而对于留法勤工俭学生相关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史料的运用较为缺乏，实际上这类史料更为感性和即时性，有助于揭示个人思想转变的诸多细节和过程。因此，笔者尝试基于日记、书信等私人性史料，并结合相关回忆资料，钩沉爬梳从留法勤工俭学生到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成员的心灵轨迹，以期推进和深化近代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过程的研究。

一、赴法之前：美好憧憬与最初颤动

早年经历对于个体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很多人的童年、少年记忆是悲惨的，原生家庭的影响和赴法前的活动经历为其趋向社会革命之路提供了潜在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多中国青年受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倡导的无政府主义、“劳工神圣”思潮的影响，秉持“吾人生长弱国，当欲自图振奋”的爱国情感，充满对法兰西自由、民主、博爱价值的向往，从而走上赴法之路。这种憧憬与向往既反映了他们思想上的稚嫩，也体现了追求社会进步、人类幸福的美好夙愿。此时，马克思主义已通过不同路径传入中国，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震颤，中国部分先进分子开始认真研究自晚清以来便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此时马克思主义对于赴法前中国青年的影响还远远谈不上深刻，且受其影响者不多。

（一）家庭环境、革命经历的影响。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家庭或家族，部分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但很多经历了家族衰败、生活维艰的阶段。家庭衰败或者维艰，都会对他们的心境或抉择产生影响。有些勤工俭学生希冀通过留洋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如沈沛霖回忆就读武进师范时：“有数位同学想去法国勤工俭学，我亦为之心动，考虑家庭实际情况，以为师范毕业后，谋个乡村教员之职，无法改变家贫之况，倘若能赴法，或可改变一切。”当然，部分青年将个人和家庭的际遇提升到社会问题层次。家庭破产、不得已投奔外祖父的陈毅，目睹衙门官府中腐败黑暗的情况，对旧社会极端厌恶。聂荣臻回忆说：“从我记事时候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乡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在性格养成和文化修养方面，教养者的影响举足轻重。十来岁就当家的经历磨炼出少年周恩来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和好静谨慎的性格，在其心灵转变中发挥潜在作用。赴法后，“天性富于调和性”的周恩来对俄式暴动抱有怀疑，主张吸取英、俄两国之经验和优长，“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迟至1921年秋后才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深受家里两位舅父影响的王若飞性格潇洒豪放，交友广，待友推诚相与，同时思想进步、有才华，是各学生团体首先联络的对象。由于广泛结交朋友，他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起着联络甚至是斡旋的作用。

“革命”是贯穿20世纪上半页的时代主题，普遍具有一腔爱国热情的留法学生赴法前大都感受或目睹过社会进步洪流。萧三兄弟早年曾经阅读同盟会的《中国魂》等各种革命材料，迸发出反封建热情，成为家乡宣传“清朝灭亡，驱逐鞑子，建立民国……的道理”的先锋。张昆弟不满艺徒学校的军阀、宗法社会式的管理制度，愤而组织反对总办的斗争。五四运动时期，他们广泛参与社会运动，充当起爱国运动的先锋，在革命斗争中磨炼出敏锐意识与坚强意志。聂荣臻在家乡组织进步同学集会游行，响应北京的五四运动，宣传抵制日货，甚至烧毁日货，引发商人的仇恨，这构成了他离乡赴法的动机之一。1919年12月，赵世炎思考北大林德杨“被杀式的自杀”事件，认为黑暗的社会制度才是他自杀的罪魁祸首。周恩来也是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代表性人物，1920年1月底遭到拘捕。在狱中，周恩来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回来回忆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津会时受了不少施以等主张的暗示，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其中以衫峙、衫逸、石逸三人之力为最大。”总之，留法勤工俭学生原生的家庭环境及赴法前的活动经历，为他们之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之路播下了种子。

（二）对法兰西文明和工读主义的美好憧憬。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思想流派“恰似烧烟火一般，火线交叉错综地乱射，有目迷五色，光怪陆离之慨”。陈独秀等人推崇的“民主”主要指法国式民主，认为法兰西为近代文明之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对于法兰西文明的偏爱在具有旅欧经历的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身上体现更为明显，他们在1912年初编印《法兰西教育》，高赞法国是“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留学最佳选择。同为留法勤工俭学组织者的吴玉章认为“法国是欧洲文明中心，世界学术发明多由法国，近又战胜德、奥，其人民性质与吾国颇相似”，对于俄国革命者也有影响。这时法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李石曾、吴稚晖等人笃信无政府主义，他们的出版物中大量引介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这对追求进步的中国青年产生很大影响。

留法勤工俭学时期成为学生团体领袖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学生们对于李石曾等人的书中描绘的美妙远景——那种人人平等自由的新社会——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认为这应该是未来奋斗的目标，走勤工俭学道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蔡和森将赴法勤工俭学与前往北京公费学校和留学西洋大学作比较，认为勤工俭学有助于“免去随俗迷梦”的风气，“吾人必怂恿而力赞之”。贺培真在1918年11月23日日记中谈到半工半读的优点：“半日上课，半日作工，于精神肉体二者之劳乏平均，使不有偏重之弊，亦快事也。”还有青年从个人全面发展的角度看待，指出“勤工是谋物质方面的发展，俭学是谋精神方面的发展，合起来说，勤工俭学是人生正当的生活”。“相信工学生活是人的生活”，对于以双手解决自身的生活与求学问题充满信心。颇为有趣的是，盛成担忧生产与消费不平衡无法适应未来的人口繁殖加速，认为“高生产就是勤工，低消费就是俭学。勤工俭学，在未来经济挂帅的社会里，是一剂灵丹妙药”。另一位留法时期成为学生团体领袖的赵世炎的着眼点是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共赢，“似此勤工俭学，躬亲操作，得适用之艺能，为国家实业发达计，为社会工艺兴起计，为个人生活远图计，皆莫善于此”，并在《工读》杂志上高呼“工读主义前途底无限光明”。总之，广大留法勤工俭学生对于工读主义有着美好的期许，他们怀着这样的愿景赴法，如同“乡下人进城一样”，“每月陆续有去者，惟颇以船只舱位有限为憾”，由此造就1919年至1921年近2000名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总之，对法兰西文明、工读主义充满憧憬是前文提到的数量最多的第三类青年、第一类青年的特征。

（三）观十月革命犹如雾里看花。晚清时期便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学说，在十月革命后开始引起中国先进分子的研究和关注，他们仿佛找到了民族未来的新希望。十月革命的消息，经日本通讯社的报导传到中国，由上海、北京扩展到四川等地。1917年11月10日，北京、上海等地报纸刊登俄国劳农阶级胜利的消息。李大钊宣称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新世纪的到来：“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但实际上，中国知识界对于十月革命的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何长工回忆，赴法前他们在长辛店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工业科时，曾广泛阅读《新青年》《国民杂志》《每周评论》《晨报》等报刊，“对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起到了很大作用”。不过，当时十月革命普遍被称为过激派革命。1918年赴日留学的王若飞，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震动，尽力搜读社会主义刊物。周恩来在日本苦苦思索救亡道路，在极端苦闷中被《新青年》所载新思潮强烈吸引，阅读《露西亚杂志》，认为“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并先后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同时涉猎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应该说，此时十月革命对于这些青年的影响还不够显著，因为相关消息在中国的传播不够及时、丰富，他们也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犹如“雾里看花”。正如聂荣臻所回忆，自己中学时多少知道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感觉这个革命是进步的，“感到新鲜，但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聂荣臻的懵懂印象似乎不是个例，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在前文提到的第二类青年身上具有普遍性。

二、勤工俭学实践：

迷惘、讨论与外力影响

到达法国后，勤工俭学生在度过短暂“蜜月期”之后在生存、求学中大都遭遇挫折，这促使他们开始质疑勤工俭学的可行性。他们根据自身经历，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和弊端。蔡和森作为勤工俭学生中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引导各学生团体重新思考、讨论勤工俭学的现实可行性，推动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法国共产党、工人阶级等外部力量，对于他们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复杂过程和丰富面相。

（一）亲历后的落差动摇与迷惘。抵法之初，勤工俭学生普遍对未来无限憧憬，对法国社会表示肯定和赞叹。陈毅回忆说：“刚到法国，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贺培真在日记中记载：“大家极为高兴，以为又工又学，将要过合乎理想的新生活了。”聂荣臻在家信中表达了对法国社会各方面的赞美，“无一样不比我们中国好点”，立志“凡是好的我就学，日后回来，在社会上为一个完全的好人”。留法勤工俭学的倡导者蔡和森在写给国内的家信中邀请其父、兄、姊赴法，一时传为美谈。至于勤工俭学运动实践，早期总体是顺利的，而留法勤工俭学生基于自身体验，对于无政府主义或工读主义更加信奉。聂荣臻在家书中表达对未来的期待：“在法国诸事顺畅，而华法教育会日日进行（工作），勤工俭学生井然有序，所以日后当有至善之结果。”对于一些困难情况，勤工俭学生大多有信心克服，如王若飞说：“吾辈立志来勤工俭学时，即已决心和困苦奋斗，今日所受，并不甚苦，纵令为苦，也应努力将他打破。”

随着在法工学实践的展开，中国青年们逐渐体会到劳动的艰苦，初步意识到以工俭学存在弊端。首先，很多勤工俭学生因语言不通、技术不熟，只得做“马老五”，“生活过得得苦，吃面包没有菜，用白开水送”，工资收入微薄不能供生活，更无余资求学。他们在学习、生活方面碰到了很多困难，感觉与理想大不相同，“法之勤工已完全变为劳动者矣，求学更不遑论”。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初到法国的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其次，在劳动是否真的“神圣”问题上，王若飞在日记中形象地描述说：“下工时仿如初出监狱之囚犯，觉天地异色，形状很是憔悴。”较高的劳动强度使李维汉意识到：“做了不到半年工，我的身体支持不住。”身体劳累之外，贺培真更陷入精神上的痛苦迷惘。因为白天工作十小时，晚上看书精力不济，“终日劳碌，永久劳碌，永久困苦”，“不知道我们的精神生活在那里，这样的枯燥无味，这样的呆板过着”。最后，对法兰西文明和法国社会的认知上，“滤镜”褪去，更为全面、真实。中国青年对自己遭遇的种族歧视感到不满，罗益增愤慨道：“我们初来的时候，并不呼我们的姓名……那知近更加坏，竟把我们叫做Cochon Chinois（中国猪），或是Chien Camarade（狗朋友）……这样的侮辱，就在日本也没受过的。”有的勤工俭学生开始从制度层面思考自身痛苦的来源。王若飞逐渐改变了“做工光荣”的观点，认为做工是“完全是替别人做事，拿劳力卖钱，不是自动自主的劳动”。贺培真的认识也有所变化：“现在这种大组合生产制的工场，是建设在资本家的生产上面的，对于工人方面完全是一种掠夺的手段。”如果说在中国国内，他们遭受的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实业不发达之苦，那么身处资本主义大本营，留法勤工俭学生则直接感受到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近距离观察法国普通工人的生活状态，更促使他们深入思考法国社会不平等的残酷真相。不过，此时勤工俭学生的认知还停留在依靠勤工积累资金求学的愿望不太可能实现层面，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摆脱工读主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