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月刊若干问题考论

[摘  要]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首份党刊。目前，学界主要基于史学维度在宏观层面就其创办背景、历程、阶段等，中观层面就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五四时期社会思潮论争的结点，微观层面就其译者笔名、文章作者、发行总数等，已有考述。在此基础上，问题域的继续展开主要基于史论结合的维度，通过追问为何此刊的筹办时间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为何此刊的功能定位被称之为“旗帜鲜明”、为何此刊的底稿溯源大都“迂回”取道于欧美渠道等若干问题，以期整体性爬梳《共产党》月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社会主义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所呈现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共产党》月刊；面世时间；功能定位；底稿溯源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2-0034-07

关于《共产党》月刊的研究在史学维度上已有述说。就宏观层面而言，多涉及对其创办背景、历程、阶段等的诠释。其中，创办可分为三阶段：发动建党阶段（1920年11月—1921年4月）、筹备建党阶段（1921年5月—6月）、建党初期阶段（据终期所刊内文表明停刊时间并非印刷时间1921年7月7日，而是最早为1921年9月）。就中观层面而言，多涉及对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五四时期社会思潮论争结点的探析。其中，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国际共运、第三国际、建党原则等的介绍，也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就微观层面而言，多涉及对其译者笔名、文章作者、发行总数等的考证。其中，译者笔名“TS”“江春（胡炎）”“汗（均）”“P生”“震瀛（雷）”“朗生”对应的是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袁振英、沈泽民等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第三期文章《告中国的农民》所缺作者信息是彭湃。另外，发行总数6期说与7期说皆有之，学界倾向于前者即现存数。在此基础上，问题域的继续展开主要基于史论结合的方法，通过追问为何此刊的筹办时间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为何此刊的功能属性被称之为“旗帜鲜明”、为何此刊的底稿溯源大都“迂回”取道于欧美等若干问题，以期整体性爬梳其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社会主义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所呈现的重要意义。

一、《共产党》月刊的筹办时间与影响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份刊物，《共产党》月刊的面世始于1920年11月7日。那么，月刊为何未在更早的时间面世？事实上，这关涉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客观土壤。一是关于天时。直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近代中国现实逻辑的转向，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普遍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其中，李大钊、陈独秀作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行者即于1920年初开始商议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相关事宜。二是关于地利。相较于素来不喜苏俄侨民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为1920年4月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派遣访华的维经斯基等人协助建党活动，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三是关于人和。自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京抵沪以后，陈独秀所居的老渔阳里2号逐渐成为《星期评论》《民国日报》以及商务印书馆等诸多先进分子汇集共商建党事宜的联络中心。在此基础上，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正式创建，并成为“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的组织机构。

与此同时，月刊的筹办时间也关涉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主观诉求。一方面，在上海共产党早期党组织创建以后，北京、长沙、武汉、济南等其他早期党组织在接续创建的过程中亟待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资源。据陈独秀回忆，他其间曾先后接到“北京的李守常、长沙的毛润之、湖北的董必武、山东的王尽美的信函，说他们正着手组建当地党的组织，但最缺的就是建党方面的理论知识”，因此，须“由上海发起组再办一家刊物，主要是宣传建党方面的理论”。另一方面，随着各地早期党组织的相继创建，如何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把这些分散的组织凝聚起来，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也成为亟待因应的课题。对此，李达指出，考虑到“我们对建党的理论准备不足，不但对建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缺乏认识，而且对列宁的建党学说缺乏具体的了解；再加上现在各种假社会主义、改良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又在我们国内泛滥，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在思想上统一，在理论上多作一些工作”，因此，须“创办一个以‘共产党’命名的党内刊物”，并应“把这项工作作为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实际步骤”。

为此，尽快筹办《共产党》月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的前期抓手。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间，1920年夏自日本归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身兼主编职务的李达成为推动月刊尽快面世的重要力量。一是关于期刊经费。诚然，维经斯基通过东方民族处在出版、宣传、组织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提供了经费，但也有资料表明苏俄对华工作的经费实际上严重匮乏。1920年10月底即是苏俄汇款给维经斯基的最后期限，自此便完全依靠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自筹经费。而为解决经费“荒”，李达一边借助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之便，牵头为《小说月报》集体供稿而换取刊物经费，一边节省开支把编辑部设在位于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自己的住所，甚至在经费最紧张之际，几近包揽写稿、编辑、发行等全线工作。二是关于期刊稿源。李达通过多渠道组织了一批稳定的译者和作者，如陈独秀、沈雁冰、施存统、李汉俊、沈泽民、周佛海、袁振英、李震瀛、李穆等。正基于此，月刊在几个月以后正式面世，并在近一年时间内或随《新青年》附赠或邮至地方党组织而遍及全国。

毫无疑问，在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月刊的面世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极为关键。就理论层面而言，月刊系统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历史使命、实现路径等建党原则。其中，《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未来的责任》等文章和短言，从时间的维度呈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三国际的发展脉络，以此表明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在于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英国共产党的成立》《世界消息》等文章和短言，从空间的维度介绍了国际共产党的建党情况，以及德、法、意等国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以此表明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是“不赞成在资本阶级的政府底下讨恩惠”“不赞成一概不加限制的自由”，而主张“现在及近的将来，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有相当强制力的法律”。同时，《共产党同他的组织》《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美国共产党党纲》等文章和短言，也从政治符号的维度诠释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规章、国际联合等原则性指向。这些理论资源皆为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两个重要文献作出前期准备。

就实践层面而言，月刊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的“必读”。其中，北京早期党组织创建者李大钊曾在其所主持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一则《通告》的形式向众人力荐月刊，邓中夏也通过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通俗讲解月刊。长沙早期党组织创建者毛泽东不仅把此刊秘密散发于湖南一师进步学生张文亮，把《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刊载文章公开荐至《大公报》，还把《告中国的农民》等刊载文章选入湖南自修大学补习班的国文教材，进而在青年中产生深远影响。武汉早期党组织创建者董必武、陈潭秋利用武汉中学、武昌高师附小、湖北女子师范学校等便利条件，建立青年团、读书会以组织先进分子学习月刊。济南早期党组织创建者王尽美、邓恩铭借助齐鲁书社订阅月刊的契机，结识了一批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并以此为基础先后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励新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前期组织。广州早期党组织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历经二次改组后的显著标志，就是其机关刊物《广东群报》开始对标苏俄并大量转载来自月刊的文章。此外，远在海外的如赴法勤工俭学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争相阅读月刊。总之，《共产党》月刊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党的基本知识，进而实现了早期党组织从思想上到组织上的统一，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而言，其即早期党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向深广发展的重要纲要。

二、《共产党》月刊的功能定位

1920年9月，《新青年》（8卷1期）改组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期刊，而其改版后的风格也类似于美国社会主义期刊Soviet Russia，如在封面增添了地球上两只大手紧紧环握的图案。对此，沈雁冰指出这暗含的是“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那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何在已有机关刊物的情况下，仍要筹办《共产党》月刊作为党刊？原因在于，《新青年》作为公开出版物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北洋军阀政府曾颁布的“内阁令”。同时，其改版后仍然与曾经在思想上发生分野的北大同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据胡适回忆，陈独秀原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一职，而后在上海做专职编辑期间每月收到编辑部100元的拨款，直至1920年12月。总体而言，《新青年》在传播内容上既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包罗实用主义、达尔文主义、工团主义、基特尔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其中，1920年8卷1和4期介绍了实用主义学者杜威的述说《杜威博士讲演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反动力怎样帮忙》；1920年8卷2、3、4期介绍了基特尔社会主义学者罗素的著作《游俄之感想》《哲学里的科学法》《罗素的逻辑和宇宙观之概说》等；1921年8卷5期介绍了国外译作《达尔文主义》《到工团主义的路》等，因此，“旗帜鲜明”地表达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并且“旗帜鲜明”地因应救亡图存的历史之问成为创建月刊的应有之义。

历史地看，“中国向何处去”是近代知识分子自鸦片战争以来普遍审思的首要论题。诚然，晚清知识分子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救国之道皆是为努力摆脱被压迫被殖民的境遇，但其仍属于巩固封建王朝上层建筑的范畴，而破题的关键在于如看待历史论题的重要变量“民族国家”问题。梁启超在甲午中日战争后率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其所强调的民族主义在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却倒向了保皇派。而孙中山最早在政治行动上践行“民族国家”，但随着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窃取，20世纪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推翻封建王朝仅是因应“中国向何处去”的首步，更重要的是找到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其中，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先驱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基石，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则以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为内核，提出建立基于“互助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研究以英国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支撑，主张借助各种协会（组合）从事互助生产以发展实业。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则以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为推崇，提倡“一点一滴的改良”。由此，即引发学界关于五四时期的三场论争，并激发时人关于“如何改造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建设什么样的国家”的普遍审思。

正基于此，《共产党》月刊自创刊之日即“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是关于“如何改造中国”。月刊在第1期短言中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正经历殖民压迫的中国以及意大利的社会党、英美共产党开辟了“一个新的生产方法底试验场”，即是说“用革命的手段”而非改良的手段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达致平衡。月刊在第2期文章《社会革命底商榷》中也指出，社会革命的具体手段有三：议会政策、“采用阶级调和政策主义”的工会运动、“直接行动”，而前两者“非与资本阶级妥协不可”，第三种则属于“最有效的”“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二是关于“走什么样的道路”。同样在月刊第2期《社会革命底商榷》中指出：“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得数十倍；英美两国的工会，比俄国的也要发达数十倍，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而在俄国实现呢，这就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实行的力量比英美两国的大的缘故。”这即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并非完全按部就班地遵从“自然的Evolution”，而是可以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借助“人力的Revolution”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三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月刊在第5期文章《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中指出，“我们共产主义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月刊在《劳农制度研究》中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中间，有一个革命的过渡期。这就叫做政治上的过渡期，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显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区别，也是因应“中国向何处去”的基本原则。正如月刊第4期介绍《国家与革命》首译文时所指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表明资产阶级与西方民族国家属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共生关系，这即是为何当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显得极为重要之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反而立刻完全回归阉割革命学说的小资产阶级论调。因此，以革命解读国家并且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成为20世纪以来被压迫民族面对殖民侵略时的不二选择。与此同时，月刊也表明彼时的中国已具备革命力量。其中，第2期短言指出，“万万不可忘记国际主义，因为少了他，社会主义便很难实行”，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形成了“资本劳动两阶级”，因此，并非如改良主义者所言没有劳动阶级而是劳动过剩，且劳动阶级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在此基础上，月刊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其中肩负着引领广大群众破旧立新的历史重任。其中，第6期短言指出“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是“采用社会主义来改造旧的经济制度，不再走欧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使命；二是“担当起来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的艰巨责任”的政治使命。类似观点也见诸于《告劳兵农》《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等文章和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