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秦邦宪（博古）在上海的革命经历考察

[摘  要]

上海是秦邦宪（博古）学习和工作的重要地方。他在上海总计3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从一名普通青年学生、党的普通工作者到党中央领导人的巨大变化，他的爱国情怀、担当精神、理论修养和领导才干，在上海期间都得以充分的锻炼、培养和展示。在上海，他的革命信仰和工作能力不断得以提升，虽然他主持的中共临时中央因继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但从一分为二的观点看仍有一定贡献，带领全党度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探索阶段。

[关键词]秦邦宪（博古）；上海；临时中央；革命经历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2-0059-07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的驻扎地，党的早期领导人大都在上海从事过革命活动。秦邦宪（博古）在上海总计3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从一名普通青年学生、党的普通工作者到中央领导人的巨大变化。如此巨大的变化，除了个人具备综合才智外，革命急剧变幻的年代也是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秦邦宪在上海革命的具体史实在相关著作和研究中已有详尽记载，本文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他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心路历程，以加深对他个人及其所处时代的复杂性的认知和研究。

一、加入共产党：坚定革命道路和政治信仰

1925年秦邦宪到上海大学读书前，就已与革命有一定联系。在国共合作大潮下，他深受从上海到苏州宣传革命活动的恽代英等人的影响，开始参加一些政治运动，先后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爆发后，他通过参加苏州学生联合会、无锡后援会等团体活动，积极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9月，秦邦宪成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一年级学生。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创办，实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校，尤以社会学系阵容最为强大，师生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入学不久，秦邦宪就被时任中共上海大学支部书记的高尔柏和同乡好友顾谷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高尔柏回忆，秦邦宪入党后被划在上海大学政治觉悟较高的党小组，得到较多的帮助，进步也更快了。

秦邦宪在上海大学很快脱颖而出，被选派为党内理论名家瞿秋白、恽代英等到校演讲的记录者，这使他能充分接触到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1925年12月8日，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作讲演，后以《国民革命与阶级争斗》为标题刊登在上海中山主义研究会的刊物《中山主义》周刊第1期（1925年12月20日出版），记录者为秦邦宪、崔小力。同月，恽代英在上海大学作演讲，秦邦宪做记录，以《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为题发表在《中山主义》周刊第2期。上海中山主义研究会于1925年11月19日成立，是中共上海区委针对上海国民党右派（后发展为西山会议派骨干）的“孙文主义学会”而成立的组织，《中山主义》周刊为其会刊。

上大团体众多，团体活动丰富多样。秦邦宪在上海大学参加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中国孤星社等相关社团活动，他还结合自己的所思所悟撰写了不少时评文章。这也是他入党后不久被就派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从事宣传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任宣传干事：提升思想认知和革命实践能力

秦邦宪1927年的莫斯科履历表中记录：1926.2—9月在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工作，薪金每月30元；住处为：辣斐德路慈安里五号。1943年，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反省稿中写道，“曾在共产党占多数的上海市党部工作过”，“到市党部当宣传干事，工作为起草一些宣传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撤销之后，1926年1月1日在上海成立的又一个体现国共合作的机构，实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

1926年初，秦邦宪被派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从事宣传工作。在他任这一职务期间，正是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加强宣传工作、注重培养宣传人才的时期，也是中共上海区委加强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领导的时期。为贯彻执行上一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宣传问题议决案》，1926年1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制定工作计划，指出，“每遇一政治问题发生，宣传部应立即将本问题之宣传的要点编成宣传纲要分发于各部委及各负责同志。遇有特别重大问题时，除发传单及宣言外，还必须出专册”；“每次重大问题发生，宣传部在事前和事后均须注意派宣传员到各部同志中去讲解，以便各个同志对此问题有清楚的认识”；“每周应有一政治宣传大纲分发于各部”。据此规定，其后上海区委宣传部针对重大时局变化和政治事件，不断发布宣传大纲，以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和革命行动。从这些宣传大纲所涵盖的主题来看，涉及到国内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重要革命纪念日、国外工运等各方面内容。同时，1926年上半年在中共上海区委部署的几次重大革命活动中，宣传工作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重要参与者之一。第一次是在1926年3月纪念孙中山活动中，中共上海区委部署的发传单、贴标语工作，标语共7万2千张，其中1/3交各区党部贴；1/3交上总贴；1/3由国民党上海党部雇人贴。第二次是在1926年3月举办的三一八惨案抗议活动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开各区党部联席会、青年活动分子会、各分部联席会，派代表与总商会接洽、登报、发表宣言、发告全国人民书，发传单8万张。第三次是在1926年5月援助英国同盟罢工及五卅周年纪念运动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有分派宣传任务。秦邦宪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从事的宣传工作，应是上述几次活动的组成部分。这些工作对他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理解党对重大政治事件的阐释宣传，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有很大帮助。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中共上海区委密切关注北伐局势，不断强化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领导工作，并对其进行整顿。6月14日，中共上海区委通告指出，每个同志都应绝对服从党团，受党团的指挥，努力工作，不得再有过去各不相属、涣散消沉的恶习。6月22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情况，罗亦农指出其存在的领导工作不力、内部不和、经费紧张等问题，提出要加强党团建设。7月11日，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再次指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能领导革命，存在不懂国民党工作、太依恃团体、敷衍等三大缺点，提出机关人员要振作精神以及整顿市党部的初步办法，决定国民党市党部直隶区委，区委书记兼党团书记。在上述加强领导和内部整顿情形下，秦邦宪作为在市党部工作的宣传干事，被指派参加指导下属区分部的工作。根据《民国日报》《申报》记载，1926年6月至9月，秦邦宪有8次代表国民党市党部，出席第四区及第四区第十一、十四分部召开的会议，报告最新政治局势和北伐军情况。秦邦宪到上述国民党区分部宣讲的内容，均应符合这一时期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所发的各种宣传大纲的内容。这几个月，上海区委宣传部根据国内外大事和政治形势发展继续发布宣传大纲，主题有上海总工会被封事件、反对苛捐杂税、米价腾贵、会审公廨、北方政局、关税会议、北伐军进取长沙、反对全亚细亚民族大会、学生运动、“九七”纪念、北伐军攻下武汉后的政局等内容。同时，秦邦宪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参加过隶属于中共上海区委的法租界部委举办的3次活动分子会。他回忆听了有关工人罢工、国民革命中的阶级及策略、北伐等报告，这些内容也都在上海区委宣传部发布的宣传大纲内。

1926年秋，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系列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同时领导上海总工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学联等团体组织，加紧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使驻守上海的军阀惊恐万状，10月6日，淞沪警察厅纠集法租界当局查抄并封闭国民党市党部，逮捕包括梅电龙、秦邦宪等在内30余人。经努力，翌日被捕人员全部无罪释放。中共上海区委并未受此次波折影响，继续推进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但因准备不足，起义失败。秦邦先参加了这次起义的筹备工作。

需指出的是，秦邦宪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的自我反省中谈到这一段经历时多次提到的“张然和”，经考证当为“张永和”。根据中共上海组织史，这一时期并没有“张然和”这个名字，而“张永和”与高尔柏、梅电龙等一样，都是当时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中比较活跃的负责人。根据党组织的辖地原则，处于法租界的共产党组织，起初归徐家汇独立支部管辖，1926年6月徐家汇独立支部与新成立的法租界独立支部合并成立法租界部委后，就归法租界部委管辖，首任法租界部委书记是张永和。秦邦宪作为在法租界内工作的中共党员，参加本区域内活动分子大会时见到的应是张永和，其后通知他到苏留学的也应是时任中共法租界部委书记的张永和。

总之，秦邦宪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从事宣传工作期间，不仅增强了对国共既合作又冲突的复杂性的认知和实际干事能力，也使他很快进入由罗亦农领导的中共上海区委视野，继而被选拔留苏学习，在更广阔的舞台中获得锻炼和培养。

三、选派赴苏留学：培养马列理论修养和国际视野

为加大对中国革命人才的培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区委继1925年选派第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后，1926年筹划选送第二批学生，秦邦宪有幸被选入。这在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中有明确记载，此前研究中较少有人提及。

1926年8月10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在选送留苏学生问题上，提到要严格慎选，秘密物色。9月21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初步确定名额比例和选送名单，并决定“给三个市党部”。9月29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决定：“赴莫事，在法界大学决定只谷宜，邦宪，现在要不承认，因为期尚远，且提出如果表现不好，可以取消。”此次会议正式明确秦邦宪赴莫留学，并要求对个人严格保密。10月7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提到赴中山大学名额要减少，只限30人，秦邦宪仍在名单之内。

留苏事宜由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和保密纪律要求。1926年9月29日，上海区委为派送中大学生问题致各部委、独支信中指出，“此次赴中大读书同志，完全由枢蔚考察情形，决定派送，任何同志不应向团体提出请求，且已经决定派送之同志，在未解除职务以前，更不应随便荒弃工作”；“且须禁止同学相互传论，以免影响各方面工作，实为至要”。上海区委还制作一封“为填报赴中大读书表格事致各同志信”，要求“惟在未通知召集以前，须绝对遵守下列条件：1.不得荒弃原任工作；2.不得对其他同志宣传”，否则取消入学资格。

各项选拔事宜筹定后，10月9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人员谈话会，罗亦农在讲话中谈到赴莫斯科学习的意义，鼓励大家要珍惜机会努力学习，“此次赴莫是你们好机会，可学许多革命的理论与经验，与赴欧、赴美留学不同”，“现在东方、欧洲都采用列宁理论。我们赴莫就是学列宁理论。诸同志有很多缺乏列宁理论，是好机会不要错过”，还勉励他们要好好用功，回国做“革命的主力工作”。他还谈到留苏学生内有不少国民党员捣乱，情形很糟，“在此纠纷之下，我们去不但学理论，且要解决内部右派捣乱情形，要明白右派情形”。秦邦宪应参加了此次行前动员会，并根据要求填2份详细表格，交4寸半身照片4份。当月，他启程离沪赴苏，学习先进的革命经验。

从1925年9月至1926年10月，秦邦宪在上海的这一年，除了参加上述革命活动外，还在《无锡评论》《无锡新闻》等期刊不断发表文章，共有30余篇4万余字的文艺、时评文章，表达他日益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1925年8月19日，他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开辟这个艺术之园》，以思辨的方式对于自己所钟爱的文学艺术和要投身于革命现实这两个不可分离的世界进行深入思考，希望能在这两者之间平衡。“一面于现实中努力改造，以求理想天国之出现；而另一方面呢，则浮沉于艺术园中，以求性灵的安慰。”然而，从他进入上海大学后所发表的文章看，大都是关于社会改造和革命的时评类文章，文艺类的文章越来越少。这说明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他无法找到二者之间最佳平衡，最终应时代召唤走向职业革命家道路。

他在上海这一年间所发表的文章中充满思辨能力和才华锐气，展现出一位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年轻革命者形象。1925年10月7日，他发表《实业界青年的五大弱点及其补救方法》，认为青年“就是朝气勃勃、奋发有为的人物”，指出实业界青年存在怠惰、怯弱、虚伪的弱点，为此要勇猛精进、知行合一、强固意志、不畏死难、诚恳朴实。在《杨千里先生来锡后之感想——官僚果能铲除绅阀么》指出，官僚、绅阀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本质，号召“到我们的旗帜下来”。在《破坏与创造》中阐明革命与创造真善美的关系，写道：“我们咒诅一切无主义、无目的、无新理想的漫破坏，但我们必须崇敬一切真善美的创造者，而我们更须膜拜一切为美善真的创造的先驱而破坏一切丑恶伪的破坏者。”经过将近1年的学习锻炼，1926年7月，他发表了《世界中国与无锡》，以更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分析社会问题，视野开阔，格局宏大。

四、任职共青团中央：展现高水平的政治理论功底

1930年5月，秦邦宪留苏归来，先是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和《劳动报》编辑。此时正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推行之际，秦邦宪与几名留苏归来学生对此坚决反对，在经历一番沉浮后，最终在共产国际米夫等支持下，秦邦宪走上共青团中央领导岗位。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秦邦宪为团中央委员，并在中央局工作，请团中央以通信方式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