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宋庆龄对中共医疗的援助与贡献

[摘  要]

医疗救助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宋庆龄于1938年创建保卫中国同盟，动员国际力量援助中国革命，向全世界募集医疗器械、药品、现款及其他救援物资支援中共。与此同时，在宋庆龄和保盟的帮助下，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多所国际和平医院以及医学院校，构建起了一个覆盖根据地全体军民、高效现代的医疗卫生体系，为中共战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宋庆龄；抗日战争；医疗卫生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2-0066-06

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各国援华机构和国际友人纷纷募集医药物资、组建医疗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从事医疗救助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切与宋庆龄以及她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下文简称“保盟”），向世界宣传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战，宣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斗争，为中国抗战争取了大量国际援助，并想方设法冲破封锁，将募集来的大量款项和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援助建立起多所国际和平医院以及医学院校，构建起了一个覆盖根据地全体军民、高效现代的医疗卫生体系，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医疗保障。

以往有关抗战期间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庆龄为中共抗战提供物资援助、经费支持以及舆论宣传等方面，较少关注宋庆龄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对中共的援助。本文利用近年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年报》《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中国福利会档案以及宋庆龄相关文集、回忆录、报刊等资料，系统梳理抗战期间宋庆龄对中共的医疗援助，以期展现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的政治本色和她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一、援建国际和平医院

“保盟”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帮助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期的医疗救济体系”。1938年7月，国际和平委员会先后在伦敦和巴黎召开世界代表大会，在大会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倡议下，决定在中国建立一个中国伤员医疗中心，并定名为国际和平医院。决议通过后，各国积极地伸出援手，为筹建医院募集款项和物资。在医院选址的问题上，经过与英国援华委员会代表何登夫人商议后，宋庆龄决定在晋察冀边区原有医院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和平医院，并由白求恩担任院长。晋察冀边区的医院创建于1937年9月，当时八路军115师的23名医务人员护送平型关战役中负伤的120多名伤员到五台县耿镇，建立起敌后第一个医务所，后扩大为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1938年，白求恩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这里，从事医疗救助工作。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建成后，“保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所医院是真正意义上的由全世界爱好和平和人类自由的人们献给正在为这些理想而奋斗的中国人民的一份礼物”。

晋察冀边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建立后，在宋庆龄和“保盟”的支持下，延安、山西、河北、安徽等地的国际和平医院相继建立。不过，这些医院在院舍、医疗器械、药品等方面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既没有现代化的建筑，也没有闪闪发光的器械”。晋察冀边区的国际和平医院，损坏的医疗仪器已有3年多没有新的替换，仅有唯一的一座便携式X光机为防被敌人袭击，设在离医院20英里的地方；没有任何消毒器，只能用蒸窝头的土制炉灶来替代；西药的存货早已用完，当地药厂生产的中草药疗效有限；当地根本没有奎宁甚至如碘酒等重要药物。1938年10月，白求恩接受新加坡记者采访，当谈及八路军的医药问题时十分焦虑：“这里缺医少药的问题很严重。做手术，缺乏麻醉剂、止痛药，也缺少酒精和碘酒，甚至棉花、绷带都是把用过了的加以消毒后再用。医疗器械尤为短缺，遇到伤势太重，必须对伤员进行截肢时，使用的是木工锯子和屠刀。”1942年9月，马海德给“保盟”的报告中列出了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急需药品和医疗设备的明细清单，并指出：“现在最大的困难在外科手术方面。设备均已陈旧，已有差不多两年未更新设备。更急缺的必需品是动脉钳、橡胶手套和脊椎穿刺针。因物资耗尽，每件器械和药品一样，都是必需的。”在晋东南的国际和平医院，西药只有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才许可使用，对于众多中弹受伤的战士的治疗根本没有麻醉剂和用X光机来诊断，手术器械极为稀少和不合规格，缺乏消毒剂。因为没有纱布，只能用普通的布料或纸包扎伤口。磺胺类药物、金鸡纳霜和钱最为紧缺。

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盟”自国际和平医院创建之初，便不断地向世界各国呼吁，希望能够在资金和医疗物资方面给予中国援助。1939年10月，宋庆龄在《致国外团体的信》中指出：“当日本于1937年发动侵略时，中国军队医疗机构在组织、方法和设备上都是非常落后的……当前，在中国最迫切需要抢救生命的基本用品。”1943年12月，当得知美国红十字会接收到一批来自美国的医疗物资时，宋庆龄专门致信美国红十字会驻重庆代表约翰·尼柯尔斯，请求他能够将部分的药品拨给国际和平医院。“在中国北方有三个国际和平医院。一个在陕西，一个在山西，一个在河北。除此以外，这个地区没有别的医院在为老百姓和军人服务。这几家医院，除了今年得到少量的药品外，已有几年未从国外得到药品。”与此同时，宋庆龄致函加拿大红十字会，“以我们三个国际和平医院的名义申请药品和医疗设备”。

除了向各援华机构求助外，宋庆龄还通过组织电影义映、话剧、慈善舞会等义演活动，为国际和平医院募集资金。1940年2月，“保盟”在香港首次举行援助国际和平医院活动，在宋庆龄的主持下，香港皇家剧院放映了墨西哥影片《裘莱士》，许多知名人士应邀出席，净收入超过3000港元。1941年1月22日，“保盟”在香港皇家剧院组织了一场音乐舞蹈会，邀请舞蹈家戴爱莲以及歌唱家斯义桂。活动结束后，“保盟”将4500港元的收入捐赠给国际和平医院等医疗机构。九一八事变10周年之际，“保盟”中央委员会邀请旅港剧人金山、王莹等排演话剧《马门教授》，为国际和平医院募集3530港元。

整个抗战时期，“保盟”为国际和平医院提供的经费，在所有对中共援助的项目中是最多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1月到1940年2月，保卫中国同盟给国际和平医院分别捐款46878.46港元和6800国币。1942年2月，宋庆龄将12000美元的捐款转给了根据地，并特别指明：由周恩来签收，然后转交国际和平医院。1942至1945年，“保盟”向国际和平医院捐款65万2435美元，1亿7085万6608元法币。因为年代久远，很多资金和物资并无法统计出完整的数据，但仍可以看出宋庆龄和“保盟”对于中共医疗援助的资金数目之大。

除了资金援助外，在宋庆龄的策划下，外国援华医生白求恩、汉斯·米勒和印度援华医疗队等先后去往抗日根据地。其中，白求恩和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都曾担任过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白求恩在担任院长期间，根据中国游击战争的亲身经历撰写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成为日后国际和平医院开展工作的指导方针。白求恩逝世后，晋察冀边区的国际和平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并由柯棣华接替担任院长。1942年12月，柯棣华因积劳成疾逝世。宋庆龄在《致柯棣华大夫家属的慰问信》中说到：“像白求恩大夫的名字一样，柯棣华大夫的名字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因为他给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医术，带来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支援。”

1941年，宋庆龄在回顾“保盟”成立3年以来的工作时指出：“如果说在3年的努力中我们做出了什么有重大价值的工作，那是建立和维持了国际和平医院，他们在中国游击地区的开拓性工作，向那些最受忽略的中国捍卫者们，首次提供了现代医疗的援助。在中国，目前只有保卫中国同盟在进行这部分救济工作。没有我们的努力，这方面的工作仍将完全无人过问。”抗战结束时，国际和平医院从最初1所只有几百张床位的简陋医院，已经发展成为拥有8所中心医院和42所分院，以及11800个病床的医疗网。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除了新四军、八路军自身的努力外，更离不开宋庆龄和“保盟”的支持。

二、提供医药物资

早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宋庆龄就曾委托当时在上海开诊所的马海德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支援中共。1936年，宋庆龄安排马海德去往陕北，嘱咐其“尽可能详细了解西北的医药卫生情况，以便为根据地争取广泛的同情和援助”。

1938年秋，宋庆龄的好友、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采访，当得知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后，她不仅将自己的稿酬全部捐出，帮助新四军购买药品、创办卫生学校；还开出了一张新四军急需的医药用品清单，并建议叶挺派人去香港会见宋庆龄，争取“保盟”的支援。1938年冬，新四军医务代表沈其震受叶挺指示，拿着史沫特莱的信件辗转来到香港向宋庆龄寻求帮助。宋庆龄看了史沫特莱的信后，表示已经了解到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并告诉沈其震：“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保卫中国同盟已经在香港成立，国际上主持正义的一些团体和个人都在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号召，已经有不少捐募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运到了香港，上海也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仓库。你们除了从香港带回去一部分外，还可以从上海运回去一些。”这次会见后，新四军从香港和上海，获得了一批急需的手术器械和大量药品，以及食品、被服等救济物资。

宋庆龄和“保盟”曾于1939年将募得的5辆卡车的药品和物资，由“保盟”成员哈利·泰博特和保尔·德翰医生监运，送交八路军和晋察冀国际和平医院。据马海德回忆：“她给我们送来的物资中，还包括盘尼西林的配方和原料。当时我们只能生产很差的、仅能供外敷用的盘尼西林。但是，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这也成了我们治疗炎症、胸腔化脓和骨髓炎的非常宝贵的药品。”同年5月，在詹姆斯·贝特兰和汉斯·米勒的护送下，满载600箱医药用品的12辆卡车到达西北国际和平医院。此外，“保盟”还将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劳夫捐赠的大型救护车，运往延安国际和平医院，该车内置9个担架，有电灯、冷热水盥洗处、6个轻伤员位置，可以作为一个移动的医院。

1939年4月12日，沈其震致信保盟，在信中称：“由于天气转暖，这里的蚊子又猖獗起来。我们新建了一个200张床位的病房，虽然在窗口安装了纱窗，但仍然需要单人蚊帐。此外，我们的奎宁也只够两个月的了。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东西。”次月，“保盟”向新四军送去了蚊帐、奎宁、霍乱疫苗以及消毒包等急需物资。1939年冬，叶挺和沈其震再次去往香港拜访宋庆龄。宋庆龄亲自陪同沈其震去到仓库，将前段时间募集的救济物资分类、点数以及登记。叶挺和沈其震回到军部不久，便收到这批物资。这批物资包括毯子、药品、外科橡胶手套、绷带等。在香港期间，宋庆龄还领导“保盟”发起“两万毛毯运动”，呼吁各国援华机构，捐献毛毯等物资，用于支援伤员抵御严寒。

为了保障物资能够顺利运送到内地，“保盟”专门设置了运输委员会，并制定了运输方案：货物到达香港后，立即送往红十字会仓库进行清点标记，如果原先未有专门标明收货人地址，就标上当时最需要这些货物的地点；清点标记完成后，装箱运往越南海防，之后通过滇越铁路，免费运往昆明，再通过卡车运往内地；运往国际和平医院的货物，在西安货箱卸下卡车，再由骡子驮往延安；从延安到五台山，则由挑夫来运货，20名挑夫，每次行程共运货1200磅。马海德在回忆国际和平医院的药房时，特别提到：“药房看起来像药品的国际联盟。例如，印度给我们治疗黑热病的脲锑胺以及X光机，美国友人赠予一整套手术器械及许多像吐根碱和磺胺之类的特殊药物，加拿大提供胂凡纳明，英国捐助了许多日常使用的医药制剂如分娩用的古柯碱。这些药品都是外国友人赠予——主要通过保卫中国同盟这一渠道。”

国民党经常会对送往根据地的物资进行扣押，宋庆龄常以“孙夫人”的名义亲自在寄送的物品上签字。当时很多药品和设备就是这样被送往内地。即便是在封锁时期，宋庆龄仍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条件向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或请国际友人帮忙代运，或由八路军谈判代表护送通过关卡。1943年6月，国际和平医院收到了一次物资救援，虽然数目不大，但是其中有红十字会和私人援助的宝贵的外科手术器械和磺胺药品，这是3年以来第一次有医药物资被准许送往游击区。“捐赠对于保盟的工作意义很重要。它象征着外国对中国团结抗日的兴趣，间接地削弱了破坏团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