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与文化根基

[摘  要]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指引及前途命运的关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正义基因及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精神都是其重要支撑；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更是有力的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都有力地回击了“国强必霸论”等错误论调。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3-0003-06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其内涵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根本性超越，这个超越具备坚实理论基础和强大文化根基。

一、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指引，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规定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命运的关怀，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问题的认识，进而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选择。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直指西方对外扩张和掠夺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始于西方，从起源上说，是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走的是通过对外殖民扩张和掠夺实现自身发展的道路，这条“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马克思恩格斯时刻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从资本生成和增殖的逻辑入手，深刻揭示了资本的逐利性和扩张性，其现代性批判理论直指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弊病。他们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马恩看来，资本主义虽然在其殖民地摧毁了旧的社会结构，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但也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是一种“海盗式的侵略”，资本主义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充满血腥、侵略和掠夺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深刻揭露了西方现代化背后的野蛮性和非正义性。马克思曾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在资本对外扩张基础上建立的不平等的国际交往方式和政治秩序，指出“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从属”就是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根源，它“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的国家，按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相适应的程度来进行消费和生产”。不仅如此，这种不平等的交往方式和国际秩序实际上多是西方资产阶级通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诉诸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压迫剥削殖民地的罪恶，彻底否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及共产主义学说，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揭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病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在于为人类构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共产主义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同时也科学地构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历史发展与人的解放密切联系在一起，为人类社会指明了光明前途，而共产主义必然是建立在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超越阶级的限制的基础上的，“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因为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对如何消除民族、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推动各民族平等和人类解放事业中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

总之，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世界历史演进的趋势，指明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情怀的思想渊源，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规定。

（三）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独立自主、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具有多重内涵，它首先意味着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还包括独立自主、勇于探索、守正创新。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理论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百年进程中始终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绝不走西方那种对外扩张的道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论述中国工业化道路时就明确提出，中国不走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另一方面，“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到了独立自主、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国式现代化具备了和平发展的文明基因

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东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差异，除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主义的根本区别外，还是由各自的文化基因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政党，深受中华文明的滋养和熏陶，其治理国家的理念、思想、实践与此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内含的和平、合作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内在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明基因。

（一）和平、合作是中华文化的主脉。中华文明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繁衍发展起来的文明，也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孕育于独特地理环境中的中华农耕文明不仅造就了中华民族勤劳的内在特质，相对充足的自然资源也使其无需以对外战争来掠夺资源。因此，作为原生文明的中华文明，通过对自身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逐步形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品格。可以说，“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在悠久的历史积淀之下，和平、合作、公平、正义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脉。其中“和”与“合”具有两层内涵。“‘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这自然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在中华文化的和平观和合作观中，合作是实现和平的途径，和平是开展合作的导向，这是古往今来中国人在对待自然、社会、人际、国家关系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智慧既源于马克思主义，也源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代共产党人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充分吸收传统智慧，其理论和实践都带有中华文化的先天禀赋，从而决定了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坚持建设性、发展性，而非破坏性、扩张性的思维。“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不会称王称霸。”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特有的内在品质。

（二）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能准确把握本国国情，充分认识到“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走完全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盘西化道路；但如不敢突破传统也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可能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历程就是在继承中超越传统，在开拓创新中突破已有现代化模式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经过了从固守传统到片面抛弃传统，再到继承传统的过程。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强烈冲击，中国在被动应变中曾经历了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前提下的模仿西方的“器物”层面改革，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层面的改革，再到力图通过否定传统以推进现代化的曲折历程。然而，尽管历尽艰辛模仿西方，但中国并未走上西化道路，而且传统也从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以一种更加潜在的方式发挥着它的影响力。历史表明，近代中国现代化步履艰难，就在于未能找到解决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科学方法，进而未能找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正确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科学方法。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于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予以承继，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历史、对于传统文化的根本态度。这种态度体现于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就是继承中华民族的一切优良传统，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由此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中更加精彩绽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例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内涵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以及共产主义价值观具有一致性。“革故鼎新”则与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相通，等等。而这种契合性使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及其价值，而且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机，得以精彩绽放。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始终面临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重大课题。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从毛泽东开始到习近平，几代共产党人都阐明了“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提出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纵观历史，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既激发了中华文明的活力，也使其自身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表现在现代化道路探索上，中国共产党既没有丢掉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始终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关怀人类整体命运的情怀和价值观。由此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为人类文明发展作贡献。这就意味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那种对外掠夺、以强欺弱，通过剥削压榨殖民地的发展方式的彻底否定。在实践上，中国式现代化既实现了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同时又秉持着互利共赢的合作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与世界各国共享，以自身发展带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为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作出贡献。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老路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