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工作务虚会与“社会主义”主要问题的探讨

[摘  要]

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思想理论界同一线干部群体以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方式，合力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优势体现、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加以思考和探讨，这对系统解决理论上的偏狭、政策上的偏差、工作中的偏激具有积极影响；还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助力推进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进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然，由于有的看法超前和有的观点偏执，在广获赞誉的同时也引发质疑和批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经验和教训再次表明，如何掌握好意识形态战线收与放、严与松的张力，保持理论与决策、务虚与务实的良性互动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论题。

[关键词]理论工作务虚会；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矛盾；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  K27；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3-0049-08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外越发注重以实践效果而非主观臆断作为检验路线方针政策的准绳，并由此汇聚成一场思想大解放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运动的洗礼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触动下，广大思想理论工作者和一线领导干部中的精英人士借助1979年1—4月中央层面理论工作务虚会，结合具体实际和亲身体悟，对社会主义主要理论问题开展思考总结，有效助力了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政策是非的拨乱反正。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

制度优越性的探讨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历经理论的混杂和实践的失误后，重新厘清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改革之初首次开诚布公地探讨该课题的中央级别会议，发挥了破冰和探路作用。

（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讨。务虚会上，与会人员纷纷对事关重大但并未完全厘清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发表看法。多位代表直抒胸臆，指明当前关于社会主义内涵、本质、界限等存在混乱而模糊的提法。中国社科院董代表的发言具有典型意义，“许多干部和群众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往往把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当作科学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并且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成果”，致使思想更加混乱，政策越发错位。

至于造成复杂局面的原因，与会人员从多个角度作了思考。有的归咎于不法之徒，林彪、“四人帮”使得“弄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康生却在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常识的问题上，一再制造混乱”。有的归因于个人因素，“毛主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的看法。这套看法和他原来的想法不同，也和大多数老一辈革命家不一致”。这些判断略显粗糙。与其说是个体的责任，不如说是领导集体的责任，是中共在力图独立探索一条优于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产生的困境。

与会人员还就尽快解答该课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展开交流。一方面，有的代表提出这是理论工作正本清源的内在要求。国务院研究室林代表谈到：“我们很需要向青年人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事实上在这些问题上有许多糊涂观念，不仅年青人分不清，有的老年人也分不清。这就需要大家下一番功夫，进行一些研究。”在第二阶段会议中，一些干部提出：澄清理论认识是一项前提工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现在连这个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许多正确的东西还被误认为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有其特质和评定标准，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有明显界限。但这个界限在哪里、社会主义的评判细则是什么，受实践程度和认识深度所限，并未完全厘清，决策层同理论界相互之间及其内部之间都存在分歧。另一方面，有的代表提出改革开放新形势要求尽快解答该课题。国务院研究室于代表认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亟待解决。理论指导实践，解决这个问题不论对国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都是很重要的。”在第二阶段会议上，邓小平就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发表讲话后，不少代表据此进一步延伸。中央党校韩代表谈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四人帮’当政时有的地方一个农民种三棵自留树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种两棵树以下就是社会主义，不弄清楚是不行的。”

与会代表均认为，“左”的指导思想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央，放大了“修正主义”的危害、缩小了“社会主义”的空间；在地方，人为设置了“社会主义”的量化标准，如“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四只就是资本主义”；在基层，社员自留地、集贸市场、家庭副业等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取缔；总体呈现层层加码的递进逻辑。代表们的讨论意见助推此后全党长时间不间断地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课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从理论到实践都带有一些问题。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汲取前30年经验教训和吸收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引导思想理论界与中央决策层开展良性互动，最终科学解答了该课题，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探讨。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密切关联的话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足基石。可对广大青年人来说，对优越性存有很大困惑，“他们往往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四人帮’宣传的那种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他们尝够了这种‘社会主义’的苦头，他们看不出这种‘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这种质疑看似轻巧，实则隐患丛生。正如国务院研究室林代表所说：“当前有一个很急迫的问题，就是要向青年人讲清楚为什么这十几二十年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这不仅要从理论上来说明，而且要用实践来回答。”1980年，中宣部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提交的《汇报纲领》，重点谈到“制度优越性”问题。倘若纠“左”的同时对群众民生福祉及社会右倾思潮不重视或不能及时有效加以解决，无疑将陷入新的泥潭。

关于如何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少数代表提出要加强正面宣传和鼓劲，“大家还希望今后多刊阅阐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有助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及顾大局、识大体的先进人物的文章和报导，使理论宣传武器发挥出更大的威力”。更多代表注重从具体方针探寻有效方案。中国社科院王代表、赵代表建议清除个人迷信，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迎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春天，使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中联部廖代表提出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加快发展生产力，“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社会生产力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个问题应当由实践来回答，应当用事实来回答”。阶级斗争从严重扩大化到纲举目张之“纲”，一再将社会意识拔高到脱离社会存在的地步，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而必须痛定思痛、彻底纠偏，回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调整生产关系基础上推动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彰显的根本保障。对此，务虚会已达成基本共识。

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

主要矛盾的探讨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讨论时常被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党的八大前后达到高峰。党的八大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比较客观理性的认识和“左”的认识相互交织、更替递进。在理论务虚会上，思想理论工作者根据实践效果和当前形势对固有认识进行反思，促进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认识的匡正扶偏。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盲目地对共产主义实现路径作出预言，而是希望通过无限丰富的社会实践来解答。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还要不要再划分阶段？如果不要，原因是什么？如果要，如何分、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过往的宣传口号是否有缺陷，为什么会长时间急于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我国当前属于哪个发展阶段？这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存在分歧的理论问题，理论务虚会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第一，科学分析原有发展阶段理论的误区及其成因。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都强调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个过渡时期。但对“过渡时期”怎样理解及是否细分阶段，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之间存在分歧。毛泽东也曾主张分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之后又提出在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急于过渡的理论依据。《人民日报》社的苏绍智代表和国务院的冯兰瑞代表就发展阶段问题提出困惑，“怎么能不分阶段呢？漫长的社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你就老是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这怎么行呢？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两人认为不划分阶段，“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在理论上，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不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在实践上，不能根据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正确地确定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方针和政策”；认为不分阶段论，“会把某一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当成几个阶段共有的现象”，“还会把下一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才能办的事，提前到上一个阶段来办”，如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结果适得其反。两人还提出：“我们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发达的或者完全的社会主义。”这些理论观点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表示赞成，也有人以该文“质疑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为由从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准备大加批判。1979年7月，中宣部受命处理这场“阶段论”风波。经多次讨论，认为两人观点虽不够严谨，但论点和论据站得住脚，不宜上纲上线。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后，更多声音支持两人的文章发表，认为中国当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属于不发达或者说不完善或者说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对国外情况相对了解更多的江春泽代表在务虚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其建议在国际比较中寻求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即兴发言引起热议。“我建议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对世界各国的体制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开展比较研究，以便借鉴和择优，寻求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我还建议，在学术界创立一门中国的新学科——比较经济体制学。”这将有助于推动思考如何在借鉴和扬弃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第二，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发展状况为标准细化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浙江省委宣传部程代表结合地方状况提出疑问：“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有什么标志？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有没有一个发展过程，有没有发展阶段性？”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混淆阶段常易导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式的提前过渡。前述苏、冯两位代表在发言中还认为发达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中联部廖代表表示赞同，认为“应当从生产力的发展方面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划分作必要的补充说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即两种公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根本上是由生产力发展落后所规定的”。因此，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后，理应聚精会神搞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强调生产力革命的优先地位，“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党的中心工作由原来的三个（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二个（抓革命、促生产）调整为一个（经济建设）。

务虚会上还对把马克思、列宁所说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下限理解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我国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不需要划分阶段的历史时期且这一时期始终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等固有认识进行反思，为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进而为之后不断丰富和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初步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