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党史专著论析

[摘  要]

历史专著是传承一代人历史记忆最重要的媒介，它以特定的叙事策略和行文模式传递了丰富的政治观念和道德准则，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和政治认同。新中国成立前夕，进步史家按照特定的叙事策略和书写原则，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书写和阐释，编撰了《中国共产党史纲》《中国共产党卅年来革命史实》《领导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等党史专著。这些专著叙述了党曲折复杂的革命历程，形塑了党的政治形象，成为党争取民众以及开展历史观教育的重要载体，也为后来中共党史编撰提供了参照。

[关键词]中共党史；历史专著；政治认同；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3-0062-07

近代以来国人对历史编撰和阅读愈加重视，肇因于西方侵略给中国带来的动荡，民众迫切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现实启示。另一方面，通过特定历史观教育，培育具有政治属性和身份认同的“新人”，也逐渐成为不同政治团体的共识。于是按照特定书写原则和叙事策略，通过编撰历史读物传播政治主张，赢得民众认同，成为不同政治团体角胜的枢轴。抗战时期，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历史学者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编撰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等读物，在政治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1945年中共党内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强化党员的历史教育，巩固了党内团结和思想统一。但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处于反动势力监管和控制下，对中共历史发展缺乏深入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等一些新解放地区编撰出版一系列党史著作，这些党史专著的出版和发行顺应了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有利于新解放区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年通过阅读，构建对既往中国革命的历史认知。本文拟以方且的《中国共产党史纲》（以下简称《史纲》）、罗乃夫的《中国共产党卅年来革命史实》（简称《史实》）、扬弃的《领导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简称《奋斗史》）为例，探寻这些专著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产生，分析它们的书写原则和叙事策略以及如何影响民众的政治认同。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共党史专著的编撰缘起

20世纪中国史学发生根本性转向，“记述历史”开始趋向“解释历史”。正如李鼎声所言，历史学已不能单纯地看作一种记载的科学了，而要“解释历史上各种重大事变的因果关系，以及指出在何种情况之下，一种旧的社会为新的社会所代替”。

史家通过新历史观的引介和对历史事件的再阐释，论证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必然性。原先被奉为圭臬的天命史观和历史循环论愈发式微，历史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之间的关系，触动中国知识分子尝试以重释历史的方式向民众传递一种特定的价值理念。史家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平民的时代”，在新时代全靠人们自己努力创造。人们有了新的历史观，便可以得到新的人生观，进而联合起来“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一言以蔽之，倡导用唯物史观编撰历史专著，意在用社会发展进化论取代社会循环论，引导国民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悲观情绪中解放出来。通过肯定民众运动的价值，进而动员国人参与现实政治和改造社会的活动，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洪流，摆脱旧制度的剥削和压迫，这无疑是史家在革命年代撰写历史著作的深层动因。

要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最重要的是要争取广大民众对政治权威的理解和认同，而建构意识形态的关键是对历史的撰写和阐释。对此，翦伯赞的表述更为直接，“一切历史家描写及批判过去的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把历史作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都认识到历史在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积极倡导历史编撰和历史学习。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中国政党发展史的编撰和出版方面，国民党一度走在前面。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为了稳定统治秩序，国民党动用政权力量，利用出版发行的优势，组织和撰写了大量与国民党历史相关的专著。

在利用历史专著塑造政党形象的同时，国民党政权也编写和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著，这些专著歪曲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成为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诋毁的重要手段。除了国民党政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也强化意识形态宣传渗透，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炮制出《中美关系白皮书》。艾奇逊等人通过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的叙事，否认美国等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历史，反而把美国形塑成中国利益的“维护者”，国际秩序“捍卫者”。百年中美关系史被建构成美国对华的“友谊史”。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利用历史叙事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高度警惕。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利用文化事业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即使“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敌对势力企图从内部破坏革命，分化革命阵营，笼络和扶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中间派和右派，制造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进而影响民众心理和社会稳定。为了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必须批判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引导人们通过历史学习，脱离旧社会思想的影响，树立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历史观教育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撰写历史著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分崩瓦解，原先严密的书籍审查制度和舆论监管机制难以维系，这为中共党史专著的出版和发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史实》一书的作者罗乃夫指出，解放的捷报和喜讯从全国各地传来，极大刺激他们撰写中共党史读物的热情，“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每到一个地方，都获得了亲切的赞美声，足证人民是多么的兴奋……‘跟着共产党走’的口号响彻了云霄”。《史纲》的作者方且也颇有感触：“这本书，从开始到完成，足足耗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当淮海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预感着新的时代——人民的时代，即将来临，便开始搜集这本书的有关资料。这件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环境下是颇为困难的，但是，只要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尽一己之所长，能做到什么地步就做到什么地步，这是做一个文化工作者所应有底态度，没有什么愧赧的。所幸大东南的解放，比我们预感到的时间，要提前好些日子，我们日夜地开始进行着整理编写工作，才得有今日出版的机会，我们的心情真是万分快慰。”由此可见，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进步学者决心在民众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构建“桥梁”，通过历史言说形塑与夯实党的光辉形象，传递党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主张，为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话语支撑与解读资源，增进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认知与政治认同。质言之，为了召唤、引领社会群体“跟着共产党走”，回击国民党和西方的污名化宣传，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拥护中共的进步史家或者为革命服务的中共史家（本文统称“进步史家”）加强了对中共历史的编撰与出版工作。仅1949年6月—7月间，就有《史纲》《奋斗史》《史实》等中共党史专著相继问世。

二、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共党史专著的编撰特点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高度重视总结自身历史并撰写党史报告。但这些文献主要出自党内高层，理论化程度高，受众对象也多为党员干部。如何让广大普通民众通过阅读也能够了解党的革命历程，形成对党的政治认同，这是进步史家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时期党史专著要面向普通民众，特别是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学生，尽管在编排内容和行文风格上存有差异，但都遵循着一套基本的书写原则和叙事策略。

（一）引入反帝话语，突出列强罪恶与民族苦难。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来阐释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征。但史家发现，用抽象原理解释，容易“把历史理想化、抽象化、理论化”。党史编撰者必须根据实际斗争需要，注重叙事方式的革新与革命思想的传递。历史著作能够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从现实生活体验中感受到它言之有理。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史实已经在国人头脑中形成强烈的国耻记忆，并经过思想启蒙和政治运动的洗礼得以强化。国人不满与抗争情绪愈发强烈，编撰者这时书写侵略与反抗，越突出列强的野蛮凶残，就越能激起民众的现实共鸣。对中华民族而言，帝国主义意味着灾难，既是惨痛的记忆，又是屈辱的现实，是近代落后与人民反抗的重要缘由，突出帝国主义侵略，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增进民族国家的认同。进步史家将反帝话语引入历史书写，聚焦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造成的百年巨变，将古代“光荣史”和近代“屈辱史”对比叙事，揭示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苦难。以《史纲》为例，书中第一章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产生底背景”中详细控诉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特别是一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侵略中国，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互相勾结，牺牲中国利益进行分赃。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苦难和落后的重要原因。

概而言之，中共党史编撰者将反帝话语引入历史书写，为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斗争对象，也为叙述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提供了历史语境和叙事前提。从历史专著中，阅读者自然能够体认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二）阐释阶级斗争理念，歌颂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史家认为，历史书写是不同政治团体在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倾向上的斗争，是“最深奥地隐藏在暗室里的一种敌对的阴影”。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他强调，宣传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既要对敌人的残暴和欺骗充分暴露，又要对人民反抗斗争进行颂扬。要把日常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引导人们萌发阶级意识，为改造自身环境走向团结与斗争。中共党史专著阐释阶级斗争的理念，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史纲》编撰者直言该书“在思想上是属于一定阶级的，不是超阶级或独立超政治的”。书中控诉反动阶级的罪恶，痛斥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屠杀工农。同样，《史实》也详细叙述军阀、官僚、大地主，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对民众的剥削和奴役，强调解放斗争的必要。统治阶级是如此黑暗，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理应被赞扬。进步史家在历史撰述中高度颂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如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5年五卅运动，这些被当时统治阶级书写为“暴乱”“赤祸”的历史事件，彻底被进步史家“翻案过来”，赋予革命与进步的意义，称赞运动开辟了“中共革命的一个新时期”，表现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力量”。

党史编撰者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展开历史叙事，一改传统史家平淡甚至有些沉闷的论调，使“斗争历史”跃然纸上，向读者呈现了一幅血腥与动荡、压迫与抗争，充满革命理想和反抗精神的历史图景。通过控诉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展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畏的革命精神，这种叙事策略和行文模式给青年学生以强烈政治暗示，使他们坚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只有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被剥削阶级压迫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才能够改变国家命运，共产党是他们的“引路人”。

（三）注重宣传英雄人物，突出中共人物的先进事迹。“历史本是人事之记载”，“舍人事便无所谓历史”。在史家看来，历史充满了革命者的奋斗图景和动人事迹，要对革命家走向革命道路进行生动、具体的描写，“不然历史就变得枯燥、单调，读起来没有味道”。党史编撰者注重叙述领导人物和革命英烈的先进事迹，突出展现他们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及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精神风貌，进而凸显党的形象。如《史实》专门设立“中共革命将领略传”一章，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董必武、林彪、刘少奇、叶剑英、陈毅、刘伯承等中共领袖的生平事迹予以呈现，高度赞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与历史贡献。除了党的高级领导人，党史专著也重点展现了普通红军战士的英雄形象。如《史实》第五章“二万五千里的英勇突击战”中就重点叙述了大渡河上的红色敢死队，详尽描述30位红军战士在紧要关头与敌人殊死搏斗的场景。严峻的战斗形势和险恶的地理环境，生与死的抉择，血与火的淬炼，衬托出红军战士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编撰者用平实的语言就能让红军战士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投射到读者的头脑里，震撼人心。编撰者讴歌革命英雄“为民族流着汗血”，言辞恳切，情感外溢，极易激起阅读者情感共鸣和对英雄的敬意。

就一般史学著作而言，历史书写要统揽社会动态全貌，但从当时的人物事迹出发，论及思想风气及制度，反而更能吸引读者阅读兴趣。史家认为，党史专著要向读者呈现真实的历史人物和生动的历史情景，“不但用正确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在革命年代叙述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赞颂人物的精神品质，引导人们形成对英雄的崇拜和价值观的认同，进而上升到政治体认，是进步史家历史撰述的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