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背后的“向导”：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首份政治机关报的创办与出版

[摘  要]

从“外力”与“国际”视角考察中共党报党刊事业的发生与发展，是推进相关领域研究走向深入的有益尝试。围绕党的首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所展开的研究，尚缺少这方面的系统考察。实际上，当时党的“上级组织”共产国际不仅直接推动了《向导》的创办，还对其编辑事务、政治立场等予以具体指导，更对其出版经费进行系统性长期资助。共产国际对《向导》施加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也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深度影响中共宣传工作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共产国际；《向导》；对华立场；经费资助；编撰工作

[中图分类号]  D2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4-0024-0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作为宣传工作一部分的报刊出版，受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影响。从最初的工人刊物，到此后各类党报党刊，情形大抵如此。迄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其于“幕后”对中共报刊出版工作的正反两方面作用始终存在。就影响的强度和深度而言，以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最为显著。就具体报刊而言，又以对党的首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的影响最大，也最具典型性。

《向导》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创办的报刊中坚持正常出版时间最长，也是大革命时期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既往党的宣传史或报刊史研究，对《向导》周报背后的“向导”——当时中中国共产党的“上级组织”共产国际着墨不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首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20世纪60年代即有零星专题研究问世，但直到进入本世纪以后才形成一定“规模”。事实上，共产国际不仅直接推动了《向导》的创办，还对其编辑事务、政治立场等予以具体指导，更对其出版经费进行系统性长期资助。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创造性地开辟和探索党报党刊出版事业的前提下，从“外力”和“国际”的维度考察这一历史进程，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揭示中共党报党刊出版史和新闻舆论思想史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复杂性。本文主要基于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史料，以《向导》为样本，尝试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考证和探讨。

一、共产国际与《向导》的创办

秉承着列宁主义，共产国际在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时，向来注重“宣传鼓动”工作。《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起首第一条及第十二条即关于“日常的宣传和鼓动”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其中规定，“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这就可以解释何以中共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9月初已把《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但两个月后又创办《共产党》月刊。原因在于，仍然保持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面貌的《新青年》不可能鲜明地举起共产党的旗帜，从而需要创办一个政治性和党性更强的刊物取而代之。

无论是《新青年》改组，还是《共产党》月刊创办，都与1920年春来华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及其创办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上海革命局”有直接关系。“上海革命局”资助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因1921年初维经斯基回国而失去经费来源，于是年7月停刊。此后近一年时间里，中共处于缺少党的机关报刊的状态，这显然不合于共产国际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相关要求。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决议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也由此开始以更加系统的方式指导和帮助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工作。此时，维经斯基已经回国，1921年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针对中共成立后一直没有政治机关报的情况，最终策划创办了《向导》周报。

中共二大召开5天前的1922年7月11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了中共报刊出版的基本情况。报告提及，他同中共领导机构“就出版一种政治周报问题商量了数次”，但“这一计划直到今年4月尚未实行”。据此判断，至迟在1922年4月以前，马林已就出版党的政治机关报问题与中共方面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磋商。

正式决议出版《向导》，是在由马林发起的“西湖会议”（1922年8月29—30日）上。据马林本人回忆，“西湖会议”讨论了中央宣传工作，正式决定《共产党》月刊暂停出版，“办一个政治评论的周刊，定名《向导》”。“西湖会议”结束两周后的1922年9月13日，中共首份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正式创刊，并在此后近5年时间里，分别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出版。1927年7月，《向导》因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被迫停刊，至此共出201期。

对于《向导》，共产国际自始至终予以密切关注。马林、维经斯基等共产国际在华人员向莫斯科汇报中共宣传鼓动工作开展情况时，将《向导》出版发行状况和引起社会舆论效应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如对于《向导》的社会影响，在该刊“满月”之际，马林向共产国际报告称：“我们的政治周刊在影响国民党的政策。”一个多月后，他在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报告中又写道：“周报顺利，（已出版）7期，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1925年11月，维经斯基向莫斯科书面报告了中共四届二中全会前后“党的工作和国民党的工作”相关情况，其中指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及其对群众的影响效果确实在扩大，我们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尽管受到当局的追究，但现在印数已达3万份，并在许多地方翻印。”

然而，共产国际并非一开始就重视和全力支持包括《向导》在内的中共党报党刊的创办与出版。《向导》创刊前后，马林曾与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中国问题专家拉狄克有一次谈话。谈话中，马林“清楚地看出他们对那里的军事问题比对宣传工作更感兴趣”。但随着《向导》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大，至少马林、维经斯基、鲍罗廷、越飞等共产国际及苏联在华人员，明确坚持“不能取消共产党和他的机关报《向导》”。

二、赋予《向导》多重角色使命

及长期经费资助

《向导》既然由共产国际直接推动创办，它的编辑方针与角色定位自然受其深刻影响。事实上，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已决定了这份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鲜明的列宁主义式党报色彩。而要维持《向导》出版，对于当时的中共而言，也只能依靠共产国际方面的经费资助。

（一）赋予《向导》鲜明的“宣传者、鼓动者与组织者”角色定位。中共成立之初，党报党性、党报的“宣传、鼓动与组织”功能等列宁党报学说尚未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但对熟知苏联党报运行模式及共产国际对各“支部”宣传鼓动工作具体要求，又严格执行共产国际指令的马林而言，为自己策划创办的中共首份政治机关报赋予鲜明的列宁主义色彩，是水到渠成的。

依循列宁党报思想，共产国际一方面将《向导》视为中共“党的中央机关报”“我们的政治周刊”和“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充分发挥其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作用；另一方面，希望全党上下将《向导》上的文章视为“中央指示”或“共产国际指示”，进而发挥中央机关报强有力的“组织者”功能。在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会工作会议上，鲍罗廷曾以指令性的口吻要求中共，关于对北伐的立场，应该“根据党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中央的指示来作出判断”。这里，鲍罗廷几乎把《向导》上的文章和中共中央指示对举。

《向导》的读者不只包括当时数量还相对有限的中共党员群体，它的宣传、鼓动与组织使命同样不仅仅限于中共党内。1922年9月《向导》创刊时，中共党员数量仅200人左右，但1922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9期销量至少已达3500份。对于《向导》的最高发行量，一般认为“达十万余份”之多，但迄至1927年《向导》停刊之际，中共党员总数也只6万人左右。那么，除中共党内，《向导》还面向哪些群体？对此，马林在1922年底的一份工作笔记写道，创刊不久但已印行六七千份的《向导》，其“主要对象是学生和国民党人”，任务是“批评国民党并努力促进国民党加强反帝活动”。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马林在大会发言中称《向导》这份“小的周报”的角色和使命是“试图靠它去培养国民运动的革命性”，并认为“一旦我们认真把这个任务抓起来，那就一定会有成绩”。

1925年2月底的中央通告第九号，间接透露了《向导》等党报党刊的读者群体：中共各地方党的支部、国民党各级党部、工农群众、社会团体、军队、学校以及一般知识阶阶级的分子。这就可以从一个侧面去解释：何以在中共党员人数仍有限的情况下，其主要刊登“长篇大论”的中央政治机关报竟能最多有10万的发行量了。

（二）为《向导》提供系统性长期经费资助。共产国际之所以在“幕后”支持《向导》，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其对出版经费提供持续性资助。中共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建党初期，各方面经费是相当紧张的。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的停刊，即跟当时维经斯基回国后造成的经费短缺有很大关系。但对1922年创办的中共首份政治机关报的《向导》，共产国际方面自始至终给予相对充足的经费支持。

在已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留存多处《向导》获得实际资助或写进资助预算的记录。1922年《向导》刚刚创刊5天，时在长春途中的苏俄赴华特使越飞致信马林，信中写道：“同志们已经收到了2000墨西哥元，应当尽一切可能，不让这笔钱白白花掉。我这里的钱也很少，但我将尽可能地支持你们的周报。”创刊一年后，《向导》逐渐步入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共产国际开始按月提供经费。1923年，在中共向共产国际请求拨款1.2万金卢布的“支出预算”中，每月用于资助《向导》的数额为210金卢布，全年共计2520金卢布，占年度预算总额的21%。

1924年底，《向导》印数已达2万份以上，“赢得了很大声誉”。这时，第三次来华的维经斯基写信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希望从拨给国民党的经费中拿出一部分来扶持《向导》，以“利用目前的过渡时期来最大限度地震动中国舆论界”。信中维经斯基还向加拉罕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即用这些经费“把《向导》周报的印数增加一到二倍”。

1925年3月，鉴于当时职工运动和国民运动日益发展、党的工作人员和物质力量不足以致“失去了许多有利的发展机会”的情况，陈独秀向国产国际提出两项请求：其一是请共产国际尽量多派些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回国工作，其二便是追加宣传工作相关经费，即在原有经费资助的基础上，再为《向导》每月增加200中国元（约合116美元）。

共产国际对中共报刊出版工作的帮助和支持时常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考虑到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极端困难，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资助也表现得十分直白。在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他不是“请求”而是近乎“要求”共产国际追加包括《向导》出版经费在内的多项工作经费：“我们希望从（1925年）4月起，连同以前批准的预算，你们每月按时给我们寄来共计3650元（中国元）。”对于共产国际未按约定少寄来的钱数，陈独秀说：“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

需注意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经费援助。但其实，其中较大部分用在共产党方面，或者由共产党人支配使用。因此，除目前仅有的可资证明共产国际周期性资助《向导》的经费以外，有理由相信，还有一些资助国民党的经费也被用于《向导》的出版。正是由于共产国际方面持续的经费资助，《向导》才在几经磨难的情况下保持稳定出版。

总体上，共产国际资助《向导》有明显维护苏联利益的一面，对中共的相关经费请求也非有求必应。此外，作为共产国际帮助建立的典型的列宁主义政党，中共延承了列宁党报思想中对报刊政治功能的强调，缺乏“自主营收”意识，常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也就无法避免。

三、对《向导》编辑工作的支持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