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国知识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百年纪念

[摘  要]在19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理论界开展了蔚为壮观的马克思主义百年纪念活动。马克思主义学者与自由知识分子分别从不同角度刊发纪念文章，来言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们高度赞扬马克思主义诞生百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此次纪念活动中起到了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与知识理论界的纪念活动相得益彰，共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知识理论界的纪念活动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愈发深远。

[关键词]中国知识理论界；百年纪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者；自由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4-0032-07

1948年的中国正处于迎来伟大变革的前夜，人民解放军在各条战线上已经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决战即将开始。此年亦是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100周年。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百年之际，中国知识理论界所开展的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得到广泛认同的一个重要反映。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纪念活动，学术界更多的是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展开，而对知识理论界如何纪念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甚少涉及。本文将以1948年中国知识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诞辰百年之际所开展的活动为视角，对之展开深入探讨。

一、中国知识理论界

百年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

本文所谈1948年的中国知识理论界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与自由知识分子两大派别。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在1948年参与马克思主义百年纪念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代表人物有沈志远、胡绳与邵荃麟等，他们的纪念文章主要发表在包括《理论与现实》《群众》与《自由丛刊》等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创办的期刊之上。自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则援引自“自由思想分子”一词，主要代表人物有严仁赓、雷励、樊弘等。与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有所不同的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纪念活动主要以撰写马克思主义百年纪念文章和翻译国外纪念马克思主义百年的文章两种形式显现。整体而言，中国知识理论界的纪念文章内容主要涵盖了4个方面，分别为马克思个人生平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阐释、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就等。

（一）马克思个人生平介绍。在中国知识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百年纪念活动中，自由知识分子在纪念文章中注重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精神品格。如雷励在《友谊》周刊上发表了《马克思略传》一文，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家庭生活、创作经历、革命历程、重要著作，给民众还原出一个追求真理，艰苦奋斗的革命战士形象。雷兮翻译凯德洛夫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革命性》并发表于《时代杂志》期刊上。该文介绍了马克思的办报历程、曲折经历、主要著述、政治实践等。化名为“小端”的一位译者翻译了菲利普·柏斯维的《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访问马克思故居》一文，讲述了访问马克思生前的住所、马克思的生平和他创作共产主义著作时所处的艰苦环境，其中还描述了一位中国工人每年在马克思逝世纪念日都会送来鲜花来寄托哀思，体现了马克思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巨大以及马克思之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重要意义。

（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学者与自由知识分子在纪念文章中就如何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如方苯翻译了温斯东的《学习之话：怎样学习马克思学说》一文，介绍了列宁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者需要用辩证法的思维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文中还借用列宁的原话，指出马克思学说的法则是普遍适用的，是一般的指导原则，但“这些原则的细节方面”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化名为“起群”的一位作者则针对当下各种错误思想泛滥的现实情况，告诫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需要辨别真伪，号召人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做斗争，防止一切非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侵蚀。沈志远在《马克思主义百年纪念特辑》的开篇《马克思主义不朽》一文中指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根据所处独特的历史条件与客观环境，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本国人民从被压迫中解放出来，强调马克思主义需要结合各国具体的革命运动，是行动的指南而非机械的教条，言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刘思慕在《一八四八—一九四八：历史和理论的发展》一文中强调：“《共产党宣言》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体现，而且是这一百年来工人阶级运动的实际领导和老师，依然指导着我们今天的任务。”

（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阐释。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介绍与关注是自由知识分子在纪念活动中的重中之重。如黄子祥以“移模”的笔名翻译威廉·福斯特的《马克思主义与美国“例外论”》一文。文中分析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优越条件以及“例外论”者的幻想，指出尽管美国与其他衰落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它本身包含着资本主义特有的没落和崩溃的种子”，最后得出了《共产党宣言》里的基本原理依然适用于美国的结论。在思立翻译的斯吉邦诺娃的《理想成为事实：“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纪念》一文中，作者在对《宣言》里的基本思想——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高度赞扬之外，还介绍了资本主义崩溃的不可避免性以及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运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证明了马克思在《宣言》中对社会主义做的科学预见。韦叔翻译德波林的《马列主义论资本主义覆亡的必然性》并发表于《时代杂志》，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述来论证资本主义道路必然会走向覆灭，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必然性。陈原以“章怡”的笔名翻译D·J·史特鲁伊克的《新哲学与科学传统：笛卡尔“方法论”三百一十年和马恩“宣言”一百年纪念》，并发表于《读书与出版》期刊上。文章将10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与300年前的笛卡尔《方法论》进行比较，指出《方法论》揭露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规律，是上升期的资产阶级的宣言，而《共产党宣言》则揭露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为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敲响了丧钟，打开了历史性的一页。

（四）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就。在纪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百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如沈志远在《马克思主义不朽》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共产党宣言》——全人类历史中一个最伟大的不朽文件”，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沈志远认为，自《宣言》诞生100年来，其基本原理依然正确，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他从横向对比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巨大成功。党的政治理论与教育工作者郭力军则将目光投向了苏联，描绘了苏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他翻译的米丁等苏联专家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一百年》一书，详细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分析了列宁与斯大林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带领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书中强调了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秩序上撕开了一个口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无疑对正在艰苦奋斗而即将成功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学习的典范。

此外，自由知识分子在纪念文章中将马克思与不同时期的伟大人物进行比较，以此来突出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如樊弘在《清华旬刊》上发表《孙中山与马克思》一文，分析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没有得到实现，而马克思主义不仅实现，且具有光明的前景的原因，指出孙中山先生在修养、求知与革命的领导方面都不在马克思之下，问题出在中山先生在政治思想上有许多幻想的空隙成分。胡代光在《财政评论》上发表《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文，作者盛赞了马克思与凯恩斯在经济学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分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凯恩斯的《一般理论》的异同，二者的推理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相同结论。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在马克思主义百年纪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发表纪念文章，注重对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乃至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就的介绍分析。而自由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百年纪念活动中，侧重向民众介绍马克思生平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对全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他们的纪念重点放在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阐述，显示出他们已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充满期待。尽管他们在文章中并未直接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不难看出，他们在纪念活动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倾向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已成为不争事实。

二、从纪念活动看知识理论界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与发展的思考

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取得胜利前夜的1948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不断走向成熟。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问题的认识已鞭辟入里。在1948年的马克思主义百年纪念活动中，党号召人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指出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与要求在纪念活动中从党内辐射到了知识理论界。在纪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展开了深入研究。如胡绳在《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一文中，从历史逻辑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能够发展成为“领导的力量，蔚为壮阔的主流”。文章指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社会思想伴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变化，包括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封建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的思想等。胡绳肯定了这些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但指出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结束前七十年的社会思想的波动”，“担负起中国社会思想向前发展中的领导的和主流的作用”。接着，胡绳以“沈友谷”的笔名在《百年前的伟大预言：“共产党宣言”发表百周年纪念》一文中进一步强调：“在中国，自一九一一年以后，一次次革命的流产都证明着，资产阶级是没有能力把整个历史运动集结在自己手里的，能够这样做的，也只有无产阶级。”胡绳通过回顾历史以及纵向梳理和论述中国社会多元思想70年来的发展，分析不同思想的利弊，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深刻对比，来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成为主流思想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邵荃麟在纪念文章中花了大篇幅来介绍毛泽东思想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1948年2月发表的《历史的指针：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一文中引用刘少奇的话，评价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他认为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依靠的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胜利的旗帜”。沈志远在纪念文章中则着重介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他在《马克思主义不朽》一文中指出：“善于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客观历史要求以发展与丰富马列主义的，无疑是毛泽东。”正是毛泽东开创了“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灵活地应用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同样地也获得了显赫的成就——领导了四亿五千万人民正在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十分重视，而且深刻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最新理论成果已形成了深刻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百年纪念活动中大显身手之时，自由知识分子也是借此机会开始初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尽管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水平不够高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他们未能完全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但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如何与中国相结合的认识上也颇有建树，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