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播种”：全国会议视角下的少年儿童 政治教育认知变迁（1950—1962）

[摘  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五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对这一时期从萌芽、发展到偏离的少年儿童政治教育工作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通过对这五次会议的分析可知，中国共产党的少年儿童观随着形势和时代发展逐步进行了调整，导致了对少年儿童培养教育目标的变迁，而具体实践这个目标任务的主体范围也随之变化，并进一步反馈到具体内容的展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年儿童政治教育工作，总体方针和根本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从而使少年儿童工作得到健康发展，但其中的经验教训仍值得今天的少年儿童工作者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少年儿童工作；政治教育；共产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新人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4-0039-08

“培养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年儿童真正成为了新中国的小主人，少年儿童工作成为建设新社会最根本、最基础的工作，关系到整个旧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引导少年儿童运动和全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促进少年儿童全面发展。这其中，对少年儿童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共产主义的教育，被放置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目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少年儿童政治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历史阶段的梳理，以及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对具体问题进行的探讨。这些研究涉及政治语言传播与习得、少先队荣誉文化形成、小学教师思想改造、校外教育工作的发展和儿童观的重塑等领域，丰富了对新中国初期基础教育发展的理解。但对这一时期少年儿童政治教育最具直接导向意义的全国性会议未见专门研究。本文拟围绕1950—1962年召开的五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就中国共产党对少年儿童开展政治教育的整体思路、方针政策、目标手段等方面进行概括提炼，以期反映少年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如何被“播种”的。

一、少年儿童政治教育和

五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少年儿童开展的政治教育，主要是由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组织来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团中央就明确了要在团领导下建立少年儿童自己的组织，来团结和教育少年儿童。“作为党的助手的青年团，就要善于协助党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少年儿童，将新的一代培育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从1950年开始，团中央作为少年儿童工作的领导者，结合少年儿童工作的实际情况，陆续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为少年儿童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正确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少年儿童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起来，党的少年儿童工作也掀开了新的篇章。1950年4月23日至27日，青年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下称“一少”，后续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自1949年10月发布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决议以来，全国各地少年儿童工作的开展情况。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用专门的篇幅谈到了如何对少年儿童开展正确的政治思想教育。他首先批驳了那种认为对少年儿童不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错误观点，同时也反对用不适当的过重的抽象的政治八股的政治内容，以形式主义与强迫命令来对待少年儿童，强调要贯彻一种正确和适当的政治思想教育。这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同样强调，少年儿童队应该从少年儿童的实际出发，尽量培养少年儿童的积极、创造、勇敢向上的品格，进行各种贯穿思想政治内容的教育，反对搬用成人教育的方式方法。总的来看，“一少”明确提出了必须要对少年儿童进行适当的、区别成人的政治教育的指导性原则，但具体内容、方式等方面并未提出清晰具体的要求。少年儿童政治教育同新中国建设一样，尚在探索之中。

（二）“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少年儿童”：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一少”召开后，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工作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得到逐步展开，广大少年儿童在队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参与慰问军烈属一件事运动、参加控诉会、开展“三要三不要”活动等，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1953年6月，青年团中央正式把“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同年11月2日至10日，为了总结“一少”召开以来少年队工作，并根据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确定少年儿童工作在建设时期的方针与任务，青年团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会议充分认识了培养教育新一代是共产主义的根本事业之一，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就是要将今天的儿童培养成社会主义优秀的建设者”。少年儿童工作的基本任务，则是“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少年儿童，培养他们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财财物、健壮、活泼、勇敢、诚实的新中国的优秀儿女”。同时，会议继续强调了应当以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要求来开展正面教育的基本原则。和“一少”相比，本次会议无疑在推进少年儿童工作上有了明确的指导意义，从少年儿童工作的方针任务到少先队的工作内容方法都更加具体化，强调了少年儿童教育工作的政治性指向。

“二少”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对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视。会后，各地少年儿童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少先队的发展过于缓慢，不少人把少先队当作成人的政治组织。因此，正确地认识和看待少年儿童，成为青年团亟待解决的问题。1955年3月3日至12日，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今后少年队组织应采取积极地大量地发展的方针，“让更多的少年儿童戴上红领巾”。少先队的任务就在于培养儿童的集体主义思想和感情，帮助儿童立定为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志向。需要指出的是，会议在讲到如何让少先队的活动更加活跃起来时，强调要从“和阶级敌人进行争夺青少年的剧烈斗争”的高度来认识，“不好好重视这个工作，就会出乱子”。这说明，党对领导少年儿童工作始终是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觉。总之，“三少”继承了“二少”的基本要求，只是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做了及时修正，突出了少先队组织在少年儿童政治教育中的主体位置。

（三）“大力地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第四次、第五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三少”召开后，少先队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小五年计划”“植树造林”等活动的开展，使广大少年儿童增强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国上下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让少年儿童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1958年6月，团的三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少年先锋队工作开展共产主义儿童运动的决议》（下称《决议》），确认了少年儿童的基本培养途径之一就是要经常开展政治思想教育活动，把读书和参加少年儿童运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从《决议》开始，少年儿童的政治教育工作不可避免地随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影响也体现在接下来召开的两次全国会议上。1960年4月14日至29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对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情况和经验。大会报告特别强调少年儿童要坚持社会教育为主的原则。要实现少年儿童教育的社会化，使他们在更广泛的集体中得到共产主义教育，可以“更好地培养我们事业所需要的人”。大会报告也提出了以革命领袖、英雄模范进行榜样教育等加强少年儿童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四少”会议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各条战线都忙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会后的少年儿童工作一度有所放松。面对这个问题，党团中央专门召开多次会议，研究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问题。1962年11月26日至12月8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少先队工作，讨论了进一步对少年儿童加强共产主义教育问题。会议要求对少年儿童大力地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培养少年儿童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会议报告指出，几年来对少年儿童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劳动教育和品德教育等，都贯穿了阶级教育的内容，今后要继续加强和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联系起来。显然，这次大会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以它作为少年儿童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根本错误的。

通过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五次全国少年儿童会议，细数其围绕少年儿童政治教育做出的有关指示、提出的具体方法等，大致理清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开展少年儿童政治教育在认识上呈现出“萌芽—发展—偏离”的基本过程。

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年儿童

政治教育的推进与转向

实施和加强政治教育、宣传党的意识形态与执政理念，以凝聚人心、稳定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乃施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执政伊始尤其如此。而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我们党在政治教育问题上的重视程度和所取得的成效远远超过前者。但对于少年儿童这有别于成年人（包括青年）的特殊人群来说，因自身独特的成长特点，以及接受能力和知识储备尚处于初级阶段，导致了共产党在对其开展政治教育时展现了与成年人不尽相同的思路和方式，并且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这一特点充分展现在五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之中。

（一）党的儿童观的政治意涵日趋浓厚。1949年以前中国的主流儿童观，是强调儿童个体、本真的五四“儿童中心观”。而我们党所开辟的新民主主义话语及实践体系，即试图争取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征用一切有利因素以完成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逐渐在修正儿童教育要“以儿童生活为中心”的观念，开始注重儿童的政治教育，以培育出适应社会发展之需的儿童。特别是抗战时期，党通过抗战动员，成功激发了儿童的爱国之心，强化了其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使之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洪流，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儿童的社会化与成人化成为抗战时期儿童群体的一大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少年儿童虽然从“小战士”转变为“小主人”，但政治教育的传统仍然得到延续。1950年召开的“一少”就强调，必须从少年儿童的时代起就贯彻一种正确和适当的政治思想教育，要使少年儿童真正担负起未来的国家主人翁的责任；同时也表达了对“成人本位”的警惕，不能把战争时期解放区办短期干部培训班中改造思想的一套做法，机械地搬用到长期教育的小学校里和少年儿童中。

随着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党所建立的新的政治体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人、事、物来支撑维系，需要培育有明确意识形态归属的新儿童作为“接班人”，即培养少年儿童的出发点是维系政权、建设国家。这一点从“二少”开始，在每次大会上对少年儿童工作的根本意义进行的阐述中都有清晰展现。“一少”召开前后，正值新中国建立初期，以《共同纲领》为依据、以除旧布新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展开。因此“一少”更多强调了少年儿童工作是“建设新社会最根本、最基础的工作”，是为了培养“新中国的优秀儿女”，相对来说政治意涵还是比较模糊的。到了“二少”时，朱德在大会祝词中特意对担负少年儿童工作的同志们强调了“要把总路线的精神贯彻在自己的工作中”，引导少年儿童做优秀的劳动者。胡克实作的大会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为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让儿童“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撑持到最终的胜利”。胡耀邦在总结报告中更将少年儿童工作提升到是“共产主义的根本事业之一”的高度，指出教育儿童是具有巨大的国家意义的任务。可以看到，党的儿童观中“国家立场”的意涵已初步彰显，开始成为少年儿童工作首要考虑的前提。“三少”基本上是遵循了“二少”的方针。到了20世纪60年代，少先队组织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少年儿童运动。因此，“四少”对少年儿童工作的认识又有了巨大的变化。王伟在大会工作报告提出“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因此培养“既有共产主义觉悟又有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新人，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五少”更进一步地指出“能不能把下一代培养成革命的一代，这是关系到我们革命事业成败的重要问题”。新的一代要成为共产主义事业可靠的接班人，必须要大力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党的儿童观的聚焦中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个人—国家（社会）”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环境形势的影响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调整，党的儿童观呈现出政治性倾向越来越鲜明直白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