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实践探析（1927—1937）

[摘  要]1927年到1931年，周恩来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为了应对党内外复杂多变的情况、跌宕起伏的革命形势，周恩来分别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就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了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政治上，抵制“左”倾错误，始终重视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党的团结，指明了党的领导首要的是政治领导；思想上，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客观和主观缘由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知，探索了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路径；组织上，对民主集中制进行开创性探索，加强地方党部和支部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周恩来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实践探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巩固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战斗力，纠正了党内错误思想，有力地支持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关键词]周恩来；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4-0061-08

自《周恩来选集》等相关文献出版以来，周恩来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颇受学界关注，研究成果丰硕。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立足周恩来的相关文集、传记、年谱和党的文件、文献等档案资料，重点聚焦周恩来自1927年到1931年间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时，对党的建设的探索。在这个中国革命极端艰难的时期，残酷的现实使周恩来重点关注的是迫在眉睫的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而这个时期周恩来关于党的建设的史料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所以，本文也就主要研究这一时期周恩来对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探索，而对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不做探讨。

一、周恩来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背景

1926年底，周恩来奉命调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1927年8月1日，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的队伍南下征战途中，周恩来因病重被护送至香港治疗，在养病期间，接中央通知，周恩来于1927年11月上旬，经香港回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担起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1927年11月14日，周恩来代理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1月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为组织局主任。4月底，周恩来赴莫斯科筹备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0日，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11月上旬，周恩来回到上海，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1931年12月离沪赴中央苏区。周恩来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大力加强党的建设，这与当时的党内外形势密不可分。

第一，应对国民革命失败后的严峻情势的迫切要求。四一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人牺牲。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全国党员数量“从五万余党员减至万余党员”。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年时间里，国内政治环境极端恶劣，党的组织状况十分严峻，呈现一片萧瑟景象，党员和革命群众“总括的计算，被杀的有三十一万到三十二万左右，此外在监禁的尚有四千六百多人”。工会、农会、学生团体等遭受严重摧残，“由七百三十四减到八十一个工会了，而这些工会都是秘密的，群众也很少”。一些人以为革命前途自此渺茫，悲观沉沦，更有甚者选择退党，“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亦由南而北渐渐遍及于全国上级党部”。这是白色恐怖中革命短时间的挫折面相，党遭受了一次巨创，组织上的弱点和缺点在突如其来的事变中、危机里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有些地方整个的党的组织甚至根本瓦解。”这是党成立以来遭遇的最大挑战和危机，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加强党的建设成为周恩来必须处理的重大问题。

第二，纠正党内“左”和右倾错误思想的非常之举。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度存在一些错误倾向。一种是“左”倾错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党内一度充斥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造成党连续两次犯了“左”倾错误，使党和革命遭受进一步损失。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许多地方党的城市工作明显有脱离群众的盲动趋势，农村工作中也有盲目的暴动计划，甚至有的地方还准备搞完全超乎党和群众主客观条件的全省暴动。为此，周恩来明确指出，“这都是值得全党注意，须予以坚决之纠正与肃清的”。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全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能力。

另一种是右倾错误思想。一些人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看不到革命前途，在悲观情绪支配下，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失败了，“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有些人机械地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那么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结束了，现在资本主义在中国占优势了，它们将得到和平发展，由此得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结论并提出错误主张。右倾错误思想如果在党内长期存在，毫无疑问会“破坏党、破坏革命”。因此，必须进行抵制和纠正。

第三，推动革命从挫折走向复兴的实际斗争的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军，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使中国革命在农村得以壮大、走向复兴。而在城市里，中共中央在周恩来等的主持下，制订了新的斗争策略，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渐进恢复各级党组织，革命在城市里也逐步走向复兴。

革命在乡村和城市的复兴，革命队伍不断壮大。一方面，大批农民、小资产阶级进入党内，带来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另一方面，革命狂飙突进，需要大批干部，输送到各条革命战线，领导革命群众，开拓新的革命空间，推动革命进一步发展。由此，开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成为必须，也刻不容缓。

二、周恩来加强党的建设的具体举措

身处上海中共中央的周恩来，密切关注各地党的工作，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提出诸多举措。

（一）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强调党的政治领导。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尚在幼年时期的党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在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难免失误。周恩来对此有亲身的感受，因而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

首先，在政治上，抵制“左”倾错误思想，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上正轨。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时，党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后经过总结教训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开始纠正过去的“左”倾冒险错误，周恩来在短时期内为中央起草了几个重要文件，用党的正确路线来指导白区秘密工作和苏区红军工作，使党在白区和苏区的组织逐步恢复、革命力量迅速壮大。

1930年5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地区混战。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认为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提出一省数省首先取得革命的胜利，“饮马长江，会师武汉”。这样，党内出现了第二次“左”倾错误。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批判了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分析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和表现，指出今天尚没有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党的目前任务是夺取广大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政治上，周恩来推动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同时，在实践中紧锣密鼓地着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各地的贯彻，力争减少革命损失。

其次，始终重视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党的团结，为此，周恩来与党内小组织活动、分裂活动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1930年11月13日，王明等人得知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提到李立三的路线的内容后，以“反对调和主义”为名，猛烈攻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还与罗章龙小团体一起提出改组中共中央，一时竟“在党内形成一个反中央的风潮”。周恩来对王明等人进行严厉批评和斗争，同时为避免党的分裂，忍辱负重，声明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全部由自己和瞿秋白同志负责。此后，周恩来还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帮助党渡过困难时期。针对党内有些同志不同意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周恩来说，“若有不同意见，要揣在肚子里来执行决议”，“一脚踢开领导机关的做法，是站在派别观点，我们要斗争”。

再次，指明了党的领导首要的是政治领导。党的领导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起根本作用和影响的是政治领导。周恩来深刻分析了党的政治领导的伟大意义和实现理路。一是认为党只有实现对工农群众的政治领导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对工农群众的政治领导，树立起党在工农群众中的权威，使党的政治路线成为工农群众进行阶级革命的指南和遵循。党要努力争取群众，“不但要发展已领导的工农团体，并且要创造在更广大的群众中的非党团体，不拘任何形式”。党还要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党要起政治领导作用，成为广大工农阶级的领导核心。二是强调党的政治领导要渗透到党的各级组织内、日常活动里、支部生活中。周恩来指出，支部生活“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支部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建设成群众的核心，唯有如此，“党员才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周恩来提倡创新支部生活，“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生活的基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基础”。这就是明确要求要将基层党组织、党支部的政治生活建构为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日常载体和场域。

（二）着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肃清非无产阶级意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注重理论武装、重视思想建设，这一传统在周恩来这里得以弘扬和创新，他主要围绕为什么要加强思想建设和怎样加强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首先，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客观和主观缘由显现全面而深刻的认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除了吸收大批农民入党外，“许多急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资产阶级分子都进入我们党内来”。周恩来认为，一方面，这些人具有极高的革命热情；另一方面，他们身上也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就使得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冲突成为党内的主要矛盾，唯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才能彻底解决这一矛盾。否则“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成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使党的路线有忽‘左’忽右的表现”。上述表明，周恩来深刻洞察到了党员的社会构成这一问题。党内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较多，造成非无产阶级意识一度充斥党内。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现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环境等等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的客观缘由。

中国共产党自八七会议以后，对于机会主义的纠正，在组织上是成功的，“但在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未完成”。党的六大以后，中国革命逐步走向复兴，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显得非常紧迫。为此，周恩来尖锐地指出：“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对此也有一个剖析：“党员理论水平线低，……政治意识不坚强、不清楚、不实际。”周恩来从革命发展趋势、党内现状等方面指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主观缘由。

其次，探索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路径。周恩来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升党员思想修养。周恩来强调：“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是很明确不易的遗训。我们如果没有理论，我们谈不到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同时也不会有正确的政策来夺取群众。”提高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周恩来认为“所谓党的改造，是带有教育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农出身的党员可以在革命实际工作中学到经验和理论，而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可以在将理论运用于革命实践中锤炼自己，逐步实现完全无产阶级化。

二是开展正确的党内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香港、北方，都发现有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他们在组织上对党是秘密的，党中央只部分了解反对派的错误思想倾向。正因为如此，就更有必要将这些问题拿到基层去，在支部中指导广大党员开展讨论，认清反对派本质。运用这一机会教育党员，树立党的正确路线的思想基础。所以，对反对派除了予以组织处理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