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青年团的创建和早期发展（1920-1924）

[摘  要]1920年至1924年间，毛泽东从新民学会主义之争中意识到创建青年团的必要性，在建团过程中“注重找真同志”；将壮大青年团与开展工人运动相结合，扩大团组织中的工人成分；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后筹备指导团二大成功召开，为青年团指明前进方向；在国共合作大潮中身兼数职，努力为青年团“播撒种子”，为团的早期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这一时期领导青年团工作的经历，是毛泽东青年团建设思想的发端和重要实践来源。

[关键词]毛泽东；青年团；新民学会；团二大

[中图分类号]  D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6-0020-06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不懈奋斗，为民族解放复兴立下不朽功勋。毛泽东在他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始终对青年团的建设给予极大指导和关怀，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理论观点。追根溯源，这与他早年创建和发展青年团的探索实践紧密相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挖掘整合史料、梳理回顾毛泽东早年领导青年团工作的历史脉络，缅怀铭记伟人的卓越贡献，对于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和共青团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主义之争”：

毛泽东创建青年团的先决条件

在青少年时代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就树立起改造国家、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把个人志向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同时也敏锐意识到组织进步青年团体的重要性：要完成改造中国大业，绝非个人力量所及，“必须有很多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人，结成一个巨大集体，持久奋斗，才能发挥力量，有所作为”。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国一批青年学子对新学术、新生活产生极大热情，试图通过组织团体来追求学术和生活方面的进步。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学会宗旨，聚拢起一群渴望感受新世界、接触新思想的青年俊才。学会从成立到1920年，组织不断发展，日益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青年进步团体。

随着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变化，新民学会逐渐从学术组织向政治性团体转变，学会宗旨也变更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途径，学会成员因为不同的经历和实践，思想发生分歧。以萧子升为代表的部分成员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至深，坚持认为对社会只能进行“温和的改良”。而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大多数成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接触并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特别是毛泽东，通过反复思考和认真比较鉴别，加之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斗争淬炼，他从开始“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到最终否定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从而推崇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选择“温和改良”还是“俄式革命”，关键在于哪种主义能够解决中国迫切的现实问题，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主义之争让毛泽东意识到，新民学会已无法担负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历史重任，亟须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更纯粹的革命性团体。1920年11月，他在和罗章龙的通信中明确指出，“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主张建立以主义为核心的政党组织。这种深刻的认识转变，为毛泽东在湖南进行建党建团的探索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0年10月，毛泽东接到陈独秀寄来的青年团章程等建团资料，立即着手在长沙开展建团工作。毛泽东首先从新民学会中发展团员，在他的发动下，陈子博、谢南岭等多名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会员成为长沙青年团第一批团员。除新民学会外，毛泽东还从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可造之材。

毛泽东充分吸取新民学会内部主义之争的经验教训，在建团过程中特别重视思想建设，努力提高团员对各种主义流派的识别和分析能力，引导团员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团的政治建设，坚持政治上的一致性和纯洁性。为此，毛泽东采取了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的建团方针。负责具体建团工作的湖南一师学生张文亮曾在其日记中详细记述：1920年11、12月间，毛泽东多次和他见面，会商建团事宜，反复叮嘱要“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应努力结些同志做中坚分子”。这里的“真同志”，指的就是真心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同路人。经过审慎的动员筹备，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

当时，北京、上海等地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导致团内成分复杂，派别众多。“因为分子如此复杂，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到了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相较之下，湖南青年团在毛泽东注意质量、“找真同志”的建团方针指导下，避免走上弯路，逐步发展壮大。到1921年7月，湖南的青年团团员发展到39人，从而成为全国团员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地区之一。

二、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毛泽东用先进理论推动青年团发展

自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毛泽东就开始致力于用先进思想理论指导一系列社会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各级组织都投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作为湖南党团组织的创始人，毛泽东冷静而清晰地认识到扩大青年团组织中工人成分的重要性，反对片面注重发展学生，并巧妙地把发展团组织与开展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此，他派李立三、毛泽民、刘少奇、毛泽覃、郭亮等一批党团骨干深入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粤汉铁路、长沙的泥木业等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党团组织。他更是身体力行，争取到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就是典型案例。

黄爱和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以“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为宗旨，在工人中具有相当基础，会员一度达到7000多人，但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将“铲除领袖的合议制”作为组织原则。为争取这支力量，毛泽东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脚穿草鞋，深入劳工会，与工人交朋友。通过细致的观察分析，毛泽东发现，黄爱、庞人铨都是经历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先进分子，为人正直，恰逢当时劳工会领导工人斗争遭到失败，黄、庞正感迷茫无助。毛泽东就从帮助两人入手，指定专人同他们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住处恳谈，向他们直言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种种弊端，积极引导两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据易礼容回忆，毛泽东和黄、庞谈话后对他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在毛泽东的帮助下，黄爱和庞人铨的思想渐渐发生转变，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1年底加入青年团，湖南劳工会一度成为青年团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1921年共产党湖南省党部成立之后，便着手与黄、庞携手合作，真的，黄、庞那时候曾倾向过共产党，在他们被杀之前二月，确曾介绍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1月，黄爱、庞人铨因领导罢工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两次召开追悼大会。为冲破本地舆论封锁，毛泽东根据领导驱张运动的经验，来到上海进一步扩大宣传。因黄、庞的青年团员身份，毛泽东到上海后向团临时中央局汇报了两人被害经过，呼吁向黄、庞学习。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发表文章，称赞黄、庞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底好团员，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为悼念两位烈士，配合工运开展，青年团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党的领导下，联合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等团体在沪举办追悼大会。

毛泽东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工作，由他起草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被印作传单在会上广为散发。《宣言》对黄、庞及湖南劳工会的贡献作出肯定，对赵恒惕的屠杀行径表示严正抗议，并透过两位烈士的牺牲向大众揭示一个真理：人类的“幸福”之花是种在劳动者的“血泊”里的，社会的辉煌、资本家的富庶，都是劳动者血汗流过的痕迹。进而向中国无产阶级发出号召：为了避免劳动者鲜明的“革命之花”被资本家、军阀摧毁殆尽，“一齐起来作极密切的武装的团结！”“一切劳动者、团体的利益都看作是自己的利益！”《宣言》不仅为追悼大会的胜利召开发挥作用，随后还被《青年周刊》等多家刊物发表，有效扩大了青年团在全国的影响。

在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追悼大会在上海乃至全国掀起正义的浪潮，天津、北京、广州等地相继召开追悼会，抗议赵恒惕摧残工人运动的罪行。追悼黄、庞引起的声讨巨浪提高了工人群体的思想觉悟，也对封建军阀起到了震慑作用。面对1922年下半年勃兴的湖南工人运动高潮，赵恒惕进退失据，不敢再采取屠杀政策，这就为毛泽东领导党团组织投身安源路矿大罢工并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在这次影响重大的罢工斗争中，青年团员战斗在最前列，充分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罢工胜利后，安源的地方团组织得到迅速发展，1922年冬，团员总数已达100多人，年底即建立起团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成为全国产业工人中最早建立起来的地方团委之一。

这一时期，为发展和壮大湖南团组织，毛泽东根据团中央指示，积极领导长沙青年团的改组工作，强化团的组织架构和集中统一领导。同时，他还结合具体实践，从全局出发，针对如何更好开展团的工作向团中央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如在写给团中央汇报改组情况的信中，毛泽东特别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基层团组织干部任期仅3个月，时间“过促难于收效”，拟请变通；二是速将各省分区，并委任一个地方团为该区临时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在短期内能促成几个地方团，并从速组织正式区执行委员会。团中央后来接受了这些建议，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建团工作。

到1923年，湖南各地团组织蓬勃发展，成为团员人数最多、思想上最纯洁、组织上最巩固、政治上最坚定的地方团组织，得到了团中央的高度评价。正如团二大通过的《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中所述：“湘区最值得大会赞美的，就是在一年中扩充地方团至十一处之多，几乎无县无同志。其次则为能服从命令，勇敢对敌，善做群众工作，工人同志亦较多。”

三、筹备指导团二大：

毛泽东为青年团的发展指明方向

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表现出的领袖才干让他获得了党内的高度评价。在他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党务和团务工作也呈蒸蒸日上之势。陈独秀在总结中共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称赞道：“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兼秘书，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正式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这也标志着毛泽东将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支持青年团的进步和发展。

中共三大召开前后，青年团亟需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处理和共产党的关系，摆脱“党团不分”的局面。虽然团中央此前发出通告明确党团关系的原则，即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向共产党协定以外，青年团有完全自主权。然而这种“协定”关系既不便于党对青年团的领导，也让团的自身发展陷入困境。二是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指出共产党应对青年团“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青年团应根据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之议决案极力参加国民运动”。是否以及如何贯彻党的最新统战方针，青年团必须要有所回应。为此，团中央拟于1923年8月下旬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值得注意的是，在党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9月）前，毛泽东就先一步动身，于7月下旬离粤赴沪。结合会期与行程能明显看出，他此行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代表党中央筹备指导团二大召开。

到上海后，毛泽东参加了两次团中央执委会会议，讨论筹备团二大的经费问题，明确大会的日期和地点不变。随后，在南京召开的团二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称赞青年团过去一年里在各地方能够彼此谅解，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缺点在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希望青年团能够关注民众痛苦症结之所在，从事脚踏实地的工作。这些中肯评价对青年团的发展很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