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建党精神与新四军铁军精神
作者: 刘苏闽[摘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源头。新四军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铸造了铁军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是党和人民军队革命精神与新四军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铁军精神不仅激励一代代中国军人为祖国、为人民抛洒热血,在新时代更加鼓舞着全党全国人民顽强奋斗、开拓进取,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关键词]建党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22)01-0021-07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在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伟大建党精神是党的精神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源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将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新四军成立85周年纪念日。新四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在全面抗战中驰骋于大江南北,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不朽功勋。同时,在伟大建党精神指引下,广大新四军指战员继承发扬了叶挺独立团、红四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革命精神与优良传统,用热血和生命锻造了新四军铁军精神,其内涵为:听党指挥、坚守信念的军魂意识;忠诚使命、救国为民的宗旨情怀;英勇善战、奉献牺牲的钢铁意志;团结一致、严纪守法的优良作风;艰苦奋斗、务实创新的进取精神。铁军精神的孕育产生,充分印证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和核心创造力。
一、铁军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精神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时代发展的反映和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正是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锤炼了新四军铁一般的意志,凝聚成为新四军铁军精神。而铁军精神的形成也经历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从时间维度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26年1月—1927年7月),从铁军形成到铁军精神的开创。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浴血奋战,开创了铁军精神。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支持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决定出师北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
北伐战争前,已有大批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24年11月,经苏联顾问团的建议,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与孙中山磋商成立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简称铁甲车队),全队150余人,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后任队长)、党代表廖乾吾及主要骨干都是共产党员。1926年元旦,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由叶挺任团长,也称叶挺独立团。该团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叶挺等20余名共产党员担任了连排级以上各领导职务,并将铁甲车队并入该团。叶挺任团长后,始终坚持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团内设立了党支部,连里设立了党小组。他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官兵平等、坚持从严治军,在苦练精兵上下功夫。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先遣队从广东肇庆出发,路经广州时,周恩来代表广东区委向全团连以上干部作了动员,鼓励独立团在北伐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7月,国民革命军8个军10万人出师北伐。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头部队,率先北上。在友军配合下,独立团首战渌田,长驱醴陵,力克平江,奇袭汀泗桥,大战贺胜桥,攻克武昌城,一路所向披靡,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也因此获得了“北伐名将”称号。
1926年9月30日,广州《国民日报》发表的《第四军前方破敌志要》报道:“自克平江之后,即兼程迫敌,奋不顾身,攻打汀泗桥与贺胜桥,独奏奇功,将吴贼精锐,全部消灭。铁军之号,遂洋溢于湘鄂之间。”1927年1月,武汉军民欢庆北伐胜利,武汉粤桥联欢社把在汉阳兵工厂特制的一面铁盾赠给第四军,当时叶挺代表第四军接受了这块铁盾牌。盾牌正面嵌着红漆的“铁军”隶书大字,背面刻有一首诵诗:“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震遐迩。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抱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忆万年。”
铁军荣誉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但创造铁军荣誉的主要是叶挺独立团,许多人对叶挺独立团都有“铁军”的认知。该团参加北伐时间最长,战绩显著,牺牲最多。从1926年6月至10月,伤亡士兵1200多人,军官60多人。仅贺胜桥一役,独立团就牺牲官兵191人,占第四军牺牲人数总数的40%。正像武汉洪山烈士陵园的独立团北伐阵亡官兵烈士墓碑上所铭刻的那样:“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苏联顾问捷斯连科曾回忆说:“1927年1月,我以军事顾问的身份被派到叶挺那里去,在这以前,叶挺是独立团团长,这个团由于英勇顽强而被称为‘铁军’。”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曾以“党军建立一雄团”的诗句颂扬叶挺独立团。
(二)第二阶段(1927年8月—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拓展和升华了铁军精神内涵。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内反动集团背叛革命。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行径,经过大革命锻炼的共产党人,积极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上百次武装起义。
参加三次大规模武装起义的部队,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或受中共影响较深的部队。南昌起义中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及叶挺独立团扩编后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是起义主力。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由叶挺独立团的新兵组建),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通城和崇阳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广州起义以工农武装与军队相结合,参加起义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均属铁军系列。教导团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团长。
进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新阶段后,红军部队继承了北伐战争时期的铁军精神,决心把自己领导的军队建成“铁的红军”,甚至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四军”作为番号。1928年6月,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民革命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编为红四军。1927年7月,贺龙将创建的湘赣边区红军部队编为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1931年1月,黄麻起义后建立的第一军和第十五军合编后,也称红四军。这三个“红四军”就是红军三大主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的前身。
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并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了中央苏区,开创了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军队以及根据地建设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特别是1929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的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这是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和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时期形成的铁军精神从中得到了全面拓展和升华,形成质的飞跃。
(三)第三阶段(1934年10月—1937年10月),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精神成为新四军铁军精神的来源和基础。1934年10月,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开始长征。留在南方8省的红军部队和游击队顽强拼搏了3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与生死考验,红军游击队坚持党组织的领导,坚定必胜的信念,紧密依靠群众,有力地配合和策应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保存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为组建新四军北上抗日打下基础。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对此作出高度评价:“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毛泽东评价,南方游击区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彭真在抗战胜利后,对东北抗联主要负责人周保中说道:“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二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十四年苦斗。”1942年,陈毅在《给罗生特同志的信》里曾提到:“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也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淬炼了红军游击队的斗争精神。游击战争中凝聚、发扬的精神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指引下,与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相互交融,又因面临的情况和斗争实践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内涵。
(四)第四阶段(1937年10月—1947年1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丰富并重塑了铁军精神。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为争取全国上下最广泛的救亡力量,国民党当局被迫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将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主力和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新四军自成立之日起,就与铁军紧密联系在一起,叶挺独立团团长和新四军军长同为叶挺。其诞生的背景都因国共合作而形成,两支部队均属于国民革命军,实质上都是由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部队。叶挺和新四军其他领导人,注重发扬铁军精神。正如陈毅执笔、新四军军部集体创作的《新四军军歌》歌词中所写的,“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战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项英在《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一文中指出:“新四军主要依靠于长期斗争中所创造与继承的革命优良传统,来构成我军特殊战斗力,加以长期作战经验与灵活运用战术,故能以最劣势的装备对抗优势的日本而取得胜利。”“我们依靠这些优良传统构成军队惊人的战斗力,来克服任何困难成为不被(敌)人战胜的军队。”
新四军组建后面临诸多困难,例如,部队兵力薄弱、武器装备落后、物资保障匮乏、环境地形恶劣以及敌情严峻社情复杂等。面对新的作战对象和使命任务,要以弱小的兵力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在继承共产党军队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培育一种新的革命精神。因此,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重塑铁军精神就有了必然性和特殊意义。
二、铁军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联系
伟大斗争孕育伟大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所孕育的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沂蒙精神等一脉相承、交融互通。新四军的铁军精神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发展,是党和人民军队传统革命精神与新四军抗战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体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听党指挥、坚守信念的军魂意识。
伟大建党精神第一条是“坚持真理,坚守信念”,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集中表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的执着追求,是对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和纲领路线的不懈奋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艰难险阻和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党的信念为信念,党指引的方向为方向。听党指挥、坚守信念的军魂意识,集中体现了建党精神中的本质要求,是铁军精神的核心,是永远不变的军魂。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就明确强调,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必须坚持“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叶挺在接到国民党的委任令后,没有按蒋介石的意图立马就职,而是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等接洽,声明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去延安面陈,是否就职新四军军长由中共中央作最后决定。在延安欢迎大会上他坚定地表示:“一定遵照党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做到连有支部、团有军政委员会和党总支、支队建立军政委员会和党务委员会。1939年,共产党员已占全军人数的40%。1938年6月和1939年1月,新四军两次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完善了各级政治机关建设和政治工作制度,确定了战时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政策和工作方式方法。1939年7月,新四军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强调各级党组织必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大江南北抗战,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部队建设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广大指战员坚定的政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