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与中共早期对军事问题的探索

[摘要]五卅运动促使中共积极探索军事问题，并在理论认识上取得了新提高：对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和加强分化、利用军阀部队;重视武装工农，从而对民众运动与军事运动的结合作进一步探索。在实践探索上出现了新突破：在深刻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后，中共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组织、建设工人武装和农民武装方面取得很大进步。这一时期，党在军事问题上的提高和突破，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和共产国际推动的结果。厘清这段历史，对完整地理解中共军事历史，是必要且有意义的。

[关键词]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军事问题;武装力量

[中图分类号]K26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22）01-0028-08

研究中共早期的军事工作，不能简单地以大革命失败为分界点加以切分，甚至割裂或对立大革命失败前后两个时期。诚然，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始于南昌起义，但中国共产党军事历史的起点显然要更早一些。事实上，讨论中共早期对革命战争、武装群众和创建军队等军事问题的探索，大革命时期是一个无法避开的重要时期，而五卅运动是一个无法避开的重大事件。本文拟通过梳理共产国际、联共（布）以及中国革命的相关史料，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五卅运动为切入口，从大历史的角度，着力探讨五卅运动对中共关于军事问题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的影响，为中共早期军事史研究提供一个便于观察的切面，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共早期军事工作演进的历史选择及内在逻辑。

一、五卅运动与中共对军事问题的认知演进

爆发于1925年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对中国革命和历史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卅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中国共产党在其间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并提高了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一）进一步认识到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回顾历史，在俄共（布）和中共早期的革命实践中，“民众暴动”一直被视为夺取政权、创建军队的重要环节。但是，要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不失时机地发动民众暴动、开展武装斗争而需综合研判，五卅运动即推动了中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五卅运动掀起了全民族的反帝爱国斗争高潮，客观上已形成民众自发暴动的趋势。同时，通过五卅运动的锻炼，中国民众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合法斗争的经验，颇有进一步发展为民众暴动甚至革命战争的可能。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罢工运动如果再向前发展，“很有形成全国平民大暴动的危险”。正如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长的彭述之所言：“上海数十万工人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在上海总工会指导之下，已经学到了许多经验，许多革命的初步方法，将来再进一步，就要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就要学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认识到：五卅运动开启了革命的新阶段，中国革命到了准备战争、逼近战争的阶段。运动后期，中共提出必须将五卅运动继续推进下去，“从抗税抵货的运动，一直到武装暴动和革命战争”。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党内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问题的代表性人物，瞿秋白对武装斗争问题所作的大量理论和实践探索，主要就是从参与领导五卅运动开始的。他反复强调：五卅运动是国民革命的开始，对革命形势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罢工、罢市等活动往往只要发展到总罢业的时期，就能过渡到“武装斗争而建立平民政权”。

经过五卅运动，中共对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些认识是积极有益的，为后来的北伐战争以及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作了理论准备。正因如此，毛泽东曾指出，“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把五卅运动视为准备战争的重要时期。

（二）积极探索造就“人民武力”的途径。二七大罢工时，中共曾得出“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的深刻教训。五卅运动中，赤手空拳的群众面对的是全副武装的列强和军阀，“上海市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西捕、水兵、义勇队，通街大衢都放着机关枪、大炮、铁甲汽车”，“凡是列强有驻军的地方，无处不实行这屠杀政策和炮舰政策”，中国人民的合法斗争遭到列强和军阀的血腥屠杀。革命实践再一次警示中国共产党：合法斗争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没有真正的人民武力”，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那么，如何造就革命的武装力量就成为摆在中共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五卅运动使中共开始重视对军阀部队的分化、利用并开展兵运工作。五卅运动前后，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不断冲突推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认为，这种冲突和混战与“中国民众争政权的革命运动有直接关系”，“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革命民众要求“变军阀间的战争为人民对军阀的战争”的呼声日盛。中共由此断定：“国内军力”卷入反军阀斗争越多，越能推动中国革命的前进。而此时，一些军阀对五卅运动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使中共开始重视对军阀部队的分化和利用。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被奉系侵夺势力的直系军阀、奉系将领郭松龄等，都被中共视为可以利用来反奉的军事力量，尤其是作为“较与民众接近的武力”的国民军更是被寄予很大希望。正如1925年10月中共所指出的，五卅运动有一个特点，即促成了军阀的明显分化，“使国内一部分的军队倾向到民众运动这方面来，譬如国民军”，“一部分反奉系军队也转移到民众革命运动方面来”。在分化和利用军阀力量的同时，中共也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动员军阀部队里的普通士兵。1925年8月，中共连发几封致兵士的公开信，鼓励他们“组织兵士的革命机关”反抗军阀、参加革命群众的爱国运动。

另一方面，五卅运动使中共逐步认识到，分化旧军队是造就“人民武力”的途径之一，但更根本的是通过武装民众创建新军队。从中国近代革命的实际情况来看，民众运动和军事运动都极为重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事关革命的成败。虽然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曾批评大革命时期中共“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但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并不是完全没做军事运动，朱德曾指出：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开始注意军事工作，就开始在军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就开始注意到了武力和人民相结合、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由此可见，五卅运动掀起的革命高潮，及随之而来的人民的广泛觉醒，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醒深刻地认识到，“民众与武力之结合，已渐促成有实现之可能”，并由此促使中共对民众运动与军事运动的结合作进一步的探索。

五卅期间，中共反复呼吁“农民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武装平民”，这是中共一直以来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的逻辑必然。为了总结五卅以来的经验教训，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既要组织农民军，“使农民革命化”，又要“有组织地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其后，中共进一步明确指出，“自五卅以后，中国的潮流已渐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中共中央从全局角度作出“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的判断，并明确肯定军事工作“占最重要的地位”，这是自建党以来的第一次。

而“武装群众”是一个历史概念，“群众”的外延亦多有变迁。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明确规定“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1924年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林育南也曾指出“军事运动应以农工群众为对象”。到了五卅时期，中共的文件和党内领导人的文章里频频出现“武装平民”“组织人民自卫军”等口号，这些民众的武装包括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商团、民团、学生军等诸多不同名目的武装团体。由此可见，“武装群众”主要指武装以工农为主体、包含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革命群众。这是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要求，也是五卅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卅运动中，中共进一步认识到农民问题以及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以及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急需工农联合的成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急需武装。可以明显看出，从五卅运动开始，中共不但强调要开始武装群众，而且越来越注重农民阶级的同盟军作用，越来越重视武装工农两个阶级。此后，“武装群众”这种先前比较宽泛的口号，逐渐向阶级意味更浓厚的“武装工农”转化。同时，中共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大革命失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重心逐渐转向农村，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后，工农武装开始真正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和主力军。

在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教训后，中国共产党曾主张先宣传、教育民众，然后组织和武装民众，其间建设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再由党来领导群众武装暴动，并在暴动中夺取政权、创建人民军队，即瞿秋白所称的“‘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武装暴动’的老公式”。虽然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军事运动重视得不够、对这个“公式”的步骤机械遵守，但从中共推进革命的逻辑来讲，因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群众党”，且鉴于近代中国反动军阀孳生的教训，中共清醒意识到要创建“革命的军队”，必须通过组织和武装群众来实现。也就是说革命军队的主体成员必须是人民群众，这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也符合近代中国革命的规律。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准备武装群众，实际上就是要走“武力和人民相结合”的革命武装道路，就是要把广大民众武装起来，以武装的民众为动力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这对于推进大革命的发展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当然，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武装群众”，主要还是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下，在武装人民群众的基础上，为建立革命党领导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旨在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政府的革命军队而准备。此时群众武装还不是正规的军队，而且中共对于谁来领导群众武装的认识也还不够深刻。

二、五卅运动与中共早期军事实践的突破

五卅运动爆发后，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中共的军事实践初步展开，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北伐时期以及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开展军事活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一）促使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设立。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深刻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工人阶级的斗争历程，认为“最近几个月来的工人阶级斗争”，展示了巨大的坚实力量，“造成了从来所没有的革命的心理”。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提出要扩大武装工人阶级，并决定“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这是建党以来首次决定设立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其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提出：“组织问题决议案'军事运动委员会'应改为‘军事部'。”1926年1月，中共中央军事部正式建立并开始工作。其后，中央军事部的名称和职能虽几经变迁，但中共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演化应追溯到此。

中央军事部的成立，对于中共的军事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从建党以来党的组织建设实践来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组织建构时，始终以革命形势和工作需要为根本依据。军事部的成立，说明中共已经开始把专门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作为党中央的组成部分，折射出中共对军事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上升到了新高度，这也符合近代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军事部的成立，领导和推进了中共的军事工作。在大革命时期，军事部领导了改造军阀部队、发展工农武装等军事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夺取革命政权更离不开这个领导机构。

（二）推动工人武装的发展与壮大。五卅运动的爆发，有力推动了工农武装的组建和发展。建党初期，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一些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要武装工人阶级。当时各地也有一些工人武装力量出现，如京汉铁路工人纠察队、广州工团军等都是早期有名的工人武装，但这些武装都还是微弱、零星的。直到五卅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建设工人武装的实践才取得了很大进步。

无产阶级是五卅反帝斗争的领导阶级，其展现出的坚实力量与坚决意志，“证明中国无产阶级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且已经“开始执行他的历史使命——领袖（导）国民革命以解放中国民族和自己”，并急需武装自己。五卅运动期间，上海总工会领导组织了工人武装组织——上海工人纠察队，其职责主要是防止工贼破坏、维护罢工秩序。这支工人武装后来还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五卅后期，上海有些失业工人还在中共的领导下开赴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值得一提的是，声援五卅运动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广州各工会纷纷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并被“统一编制，加以整顿与扩充，设立总队部……到8月中旬，纠察队扩编为6个大队，22个支队，共2千6百余人”。中共非常重视这支队伍的建设，决定由邓中夏担任训育长，并由周恩来亲自选调铁甲车队队长、共产党员徐成章担任总教练。这支队伍采用军事编制，配备枪弹等武器，在运动中主要“负维持秩序，截留粮食，严拿走狗，防范工贼之全责”。这支颇具规模的工人纠察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工人武装”，“是我们中华四千余年有历史以来所没有的事，现在算是第一次创作”，“确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创举”。随后，全国各地的工人武装力量进一步成长了起来。比如，在天津，中共党员张隐韬、刘格平等人决定“发动工人、农民搞武装暴动，策应国民军打败天津的奉军，扩大党的影响”，于是，1925年冬组建了“天津工人别动队”。后来这些以“自卫团”“别动队”“纠察队”“赤卫队”为名建立起来的工人武装，成了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