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1年《新华日报》对新四军抗战形象的塑造

[摘要]全面抗战初期，坚持在华中敌后作战的新四军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敌后各方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日、伪和国民党等极力制造各种谣言攻讦、诬蔑新四军，以损害新四军在全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是党在国统区的“发声筒”。皖南事变以前，《新华日报》从政治、军事、文化和国际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客观真实的报道，树立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积极抗战的正面形象，促进了民众对新四军的认识与了解，增进了国内外对新四军的援助与支持。

[关键词]《新华日报》;华中敌后;新四军;抗战形象

[中图分类号]K26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22）02-0023-07

新四军是由原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经中共与国民党方面多次交涉与谈判而整编成的由中共直接领导的一支新生的抗日武装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南方坚持3年的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过多次“围剿”与“反围剿”间的斗争，双方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由于国共两党长期作战所生的嫌隙和国民党在新闻舆论方面的诋毁与攻击，中共武装的正面形象长期得不到正确的显现和展示。

学界关于《新华日报》与新四军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关于新四军抗战形象的研究，只有梁忠翠研究了《申报》在皖南事变前、皖南事变前后以及日伪控制时期对呈现新四军抗日形象的转变问题。《新华日报》对华中敌后新四军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皖南事变以前，一方面因为皖南事变前新四军面临着诸多的时局困境迫切需要树立积极的抗战形象;另一方面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的监视与内容审查更加严苛。因此，本文主要以相关文献研究资料为参照，以《新华日报》在皖南事变前（1938—1941年）对华中敌后新四军的大量报道为基础，对新四军抗战形象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新华日报》与新四军抗战形象塑造的“耦合”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区域。”实际上，华中的战略地位对日伪和国民党也至关重要，因而在这里就构成了日伪、国民党、中共“三角斗争”扑朔迷离的政治和军事局面。日、伪、国民党在政治上主要对新四军制造各种谣言进行攻击和诬蔑，以损害新四军的形象和中共武装在抗战时局中的影响力。“《新华日报》是全面抗战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党报”，相应地承担起打破这一时局困境的历史使命。

（一）《新华日报》是党在国统区的“发声筒”。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文化战线上的工作重点是“夺取全国性的舆论阵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党报党刊”。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愿望，中共方面，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组成的谈判代表团与国民党方面就合作抗战事宜进行了多次磋商。其中，在国统区出版党报党刊是代表团长期与国民党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最后在庐山和南京的谈判中得到解决，达成了中共可以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的协议。

《新华日报》筹备于南京，出版于武汉，它的存在“使中共底政治主张得时时直接间接以与热心抗战建国的人士相见”;它的使命是“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显然，它的特点就是广泛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作战的情况”。毛泽东曾说：“《新华日报》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方面军。”综上，可看出《新华日报》是党在国统区的“发声筒”，是连接大后方读者群众与敌后的桥梁。当新四军在华中敌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各方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的时候，《新华日报》帮助新四军打破身处的时局困境，即是情理之中。

（二）华中敌后新四军面临各方造谣诬蔑的时局困境。皖南事变以前，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辟了苏南、皖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苏中、苏北、鄂豫边等9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敌后不断地发展壮大，让日、伪、国民党“由眼红发生妒忌，由妒忌而造谣中伤”。华中敌后新四军面临的谣言主要来自国民党、日军侵略者和汉奸伪组织：

1.国民党制造的谣言。国民党“根绝赤祸”之心一直都存在。在新四军整编期间，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队就造谣“红军游击队要‘归顺’他们”，“要部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队”。还故意打造“‘打土豪’‘宣传赤化’之谣，图使全国人士被其颠倒黑白，图使激起政府误会，使部队发生恶劣影响”。国民党还假借“合法”的护符加给新四军“不合法”的罪名，“诬蔑新四军是土匪，不是国军，不是合法的军队”，“攻击新四军保存实力，不游不击，是不合法的”。罗炳辉部进驻津浦路东地区时，反共的军队和政权人员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鬼子，专抢地盘，打土豪’”。反共的国民党流亡县长们，甚至制造了“罗炳辉这样胖，是因为每天要吃两个小孩”这样滑稽的谣言。国民党是这一时期对敌后新四军造谣、诬蔑最多的，严重危害国共团结抗战。

2.日军制造的谣言。日军在武力打击、歼灭、驱逐新四军的企图都告失败后，加紧在政治上蛊惑宣传、欺骗民众，以“‘共产’的谣言来中伤，用烧杀来威吓民众，使之不敢接近我军”。日军在苏南敌后地区“到处宣传新四军无勇气正面决战，只会偷摸的杀人放火”。日军还对江南民众造谣挑拨说：“破坏和平和安居乐业的是游击队，把游击队写成一个抢劫民财的土匪，穿着草鞋背负大刀。”接着造谣新四军要赤化江南，以“共产”“赤化”来恐吓江南的上层民众，孤立新四军。

3.汉奸伪组织制造的谣言。汉奸伪组织是抗战时期中国反动的、落后的、附势的一股腐朽势力，他们依附日本侵略者，对新四军抗战进行破坏。在江南敌后，汉奸欲分化国共合作，增加国共摩擦，造谣新四军在江南方面如何扩大，如何干涉地方新政，如何提取民众武装。他们在敌后提出“专打共军的欺骗口号”，“冒充我们的服装袭击友军，组织所谓苏维埃政权以破坏我们的政治影响”。还有许多汉奸敌探用各种方法破坏民众对新四军的信仰，假冒新四军，伪装新四军的服装和符号，实行抢劫屠杀，以引起民众对新四军的误会和反感。

《新华日报》作为党在国统区的“发声筒”，既有合法的存在性，又有为新四军在敌后摆脱各方造谣诬蔑的时局困境、树立新四军积极的抗战形象的合理性。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新华日报》与新四军抗战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某种“耦合”。

二、《新华日报》对新四军抗战形象塑造的内容

《新华日报》对新四军的大量报道主要集中在皖南事变以前，其报道内容包含诸如新四军在敌后的政治工作、英勇战绩、军事纪律、新闻舆论、战俘教育等。根据这些相关的报道内容，可将《新华日报》对华中敌后新四军抗战形象的塑造归类为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和国际形象：

（一）政治形象：坚持大江南北抗战到底

1.坚持团结，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持团结抗战的基本要求。《新华日报》塑造了新四军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政治觉悟和民族自觉意识。如对友军的团结统战：1938年6月30日发表《民众运输队》，报道新四军第X支队后方留守处动员民众帮助友军XX师运输辎重，民众感到“帮助友军运输，是为抗日而出力啊”。1938年9月12日发表《新四军教导队写信慰劳友军》，表达“我们是在无切地盼望上前线来，把我们的血肉与你们的膠着在一起”的团结御敌之情。对“两面派”“大刀会”的团结统战：对“两面派”，新四军正确运用统一战线政策，一方面用文字和口头宣传，一方面派人与“两面派”的地方土绅解释，争取他们到抗战阵营里来;对“大刀会”新四军不干涉其信仰自由，要他们多训练，联合他们一起抗日打鬼子。对地方内斗势力的团结统战：如新四军先遣支队开入苏南后，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全力调停地方内部的内斗关系，帮助地方游击队训练，统战汉奸组织。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新四军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定性以及执行的灵活性。

2.加强政治宣传，发动组织敌后民运工作。新四军在敌后一直注重开展民运工作，这是保证新四军在华中敌后与各方势力的角逐中，能够生存下来的根本条件，《新华日报》对此进行了多重报道。1938年8月14日发表的《开展中的皖南救亡运动》，报道新四军战士每天跑到偏僻的乡村里去，一家人也不放松，向群众宣传动员，经过一番努力的工作，群众由了解变需要，由热潮变成力量。特别是皖南泾县的民运工作，《新华日报》作了专门报道：泾县民众都被组织起来，有保卫乡土的自卫队、猎户队、游击队;为了帮助抗日军队自动组成了大批运输队、救护队;还有汉奸敌探的锄奸队、缉奸队，自动站岗放哨，刺探敌军消息;各村还成立由抗敌协会、工抗会、农抗会、商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学抗会和儿童团唱歌宣传。《新华日报》的报道，使民众尤其是国统区大后方民众对新四军在敌后出色的民运工作形成了清晰的认识。

3.粉碎日军在敌后的政治阴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政策的最大变化是坚持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助”，进而实现其“以华治华”的政治阴谋，维持对中国长期作战的目的。对此，《新华日报》给予坚决驳斥。1939年3月3日发表的《江南游击区的横断面》，指出：敌人企图从政治上进攻新四军，实行“怀柔政策”，向老百姓宣传不烧不抢，买卖公平;敌人这一阴谋并没得逞，因为新四军以最大努力向群众广泛宣传“中国抗战要经过三个阶段，才能达到最后以反攻，驱逐敌人出中国，持久战最后是必胜的，而且坚决表示与江南民众共存亡共生死，绝不离开”。这期间，《新华日报》发表的类似报道，还有《加紧粉碎日寇在江南游击区的反宣传活动》《日寇在江南的政治阴谋》等。这些报道揭示了新四军对敌人政治进攻阴谋的揭露和应对，有效化解了敌伪在政治上蛊惑民众的反动宣传。

（二）军事形象：民众心中的“天下第一军”

1.主动出击打击日伪。新四军在敌后常饱受“游而不击”的诟詈。针对这种谣言，《新华日报》对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抗战事迹，及作战成果进行了大量报道。1938年6月23日发表《新四军进袭下蜀站》，报道了新四军先遣支队在苏南的首战，毙敌土井少佐一名，今井大尉（应是梅泽武四郎）一名，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蒋介石特向叶挺致贺电：“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诸如此类军事战绩的报道，还有《新四军在南京句容间伏击南开敌军》《南京安庆一带新四军痛歼敌伪》《新四军摧毁汉奸组织》《英勇的参谋长胡发坚光荣殉国》等。《新华日报》发表的这些文章都是以新四军在前线与敌作战的真实报道，塑造了新四军在敌后对敌英勇作战的形象，有力驳斥了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的谣言。

2.军民鱼水协同抗战。“能爱护民众与民众打成一片”是新四军的固有优点，使得新四军在敌后总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新华日报》通过发表《欢送新四军第八团队上前线》《遂昌欢迎过境新四军》《出征的前夜》等，报道新四军与民众在敌后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展示军民鱼水的亲切关系。特别是用报道当地民谣的方式来塑造敌后新四军军民团结的形象。如在江宁、当涂、溧水一带，民众流行说“当兵要当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丹阳、镇江、武进、溧阳一带民众称新四军是“王者之师，平安菩萨”;句容、天王寺以北的民众称新四军为“岳家军”;宣城以西芜湖以南的铜陵、繁昌、南陵一带，称新四军为“天下第一军”。塔斯社伦敦专电认为，新四军为敌后最可怕的游击队，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是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及民众的拥护，这是新四军能够长久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原因。

3.游击战术灵活运用。《新华日报》塑造了新四军“乘其不备、出其不防”灵活击敌的游击形象。1939年9月23日发表张鼎丞的《新X军献给抗战二周年》，介绍了新四军灵活的游击战术：“袭击官陡门（离芜湖城十五里，离飞机场五里），利用黑夜里挺进上十里的水网，绕过六十多里碉堡封锁的中间，袭击该地防守强固工事之内的伪军二百余人，仅在半点钟之内，将该敌全部消灭，在结束战斗之后，立即把部队撤回六十里外，安全的休息煮饭吃;有时候也会利用火攻，如新丰车站、东湾、丹阳等战斗，都是最后把敌人碉堡炸毁;有时也会强袭敌人碉堡时，用较大兵力袭击敌之增员部队，如东湾战斗、青山战斗等;也会进行埋伏突袭的战术而取得胜利，如街岗、李塔、博望、水阳镇等战斗。”《新华日报》还通过报道敌人的信件内容来塑造新四军游击战的形象。如1939年3月22日，发表新四军敌工部部长林植夫的《从敌军信件中所看出的敌情》，日军二村少尉在信中写道，“（新四军）好像飞舞在饭上的苍蝇一般，你进他就走了，你退他又来追，真是为难的很”;小彬喜代的信中写道，“何时被袭击都不知道”;稻叶金男说“觉得走到一个地方，寿命就缩短了似的”。这是新四军灵活的游击战术在敌后给敌人以重大打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