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笔国债发行看新中国初期中共的城市社会动员能力

[摘要]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一亿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首次发行的国债。首笔国债的劝募采取了义利结合的宣传动员，并建立了纵横交错的动员网络与政社协作的组织架构，运用了分类分层的动员方案以及广播媒介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劝募结果观之，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维映像。尽管动员方式和过程仍有不足，但总体而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债发行取得了两方面的实效：一方面，全民动员，快速响应，完成了公债认购任务;另一方面，探索了党领导下的政府与社会协同响应、行业与社区纵横联动的城市社会网络化动员模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动员能力。

[关键词]上海;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动员机制;多元协同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22）02-0030-08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全国各业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同时面临着解放全中国、接收旧公教人员和恢复发展经济等多重任务。据估算，1950年度全国需养活脱离生产的军政公教人员9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平均每100人需养活2个“公家人”。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据统计，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62.17亿元，财政支出68.05亿元，全年收支差额高达负5.88亿元。为应对巨额赤字，政府被迫继续过量发行钞票，从而进一步导致币值下跌和物价上涨。为此，政务院提请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对减少赤字、稳定币值以及动员人民的游资散财以复兴国民经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通过并公布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自1950年1月5日起，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开始发行，总额为1亿分。其中，华东区分担45%，计4千5百万分;上海市占华东区的66.6%，计3千万分。作为新中国的第一笔实物公债，也是首笔国债，其意义非同寻常。但面对新中国初期，建设资金短细和通货膨胀并行的不利局面，有人对新生人民政权持观望态度，甚至嘲讽共产党不懂经济：“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在此情形下，如何动员社会各阶层、各业界积极响应认购公债，成为影响此次公债发行成功与否的关键。本文以上海为考察中心，通过梳理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过程及各方反应，总结公债劝募和推销机制，进而管窥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在大城市建构合法性及其动员网络的初步尝试。

一、劝募宗旨：义利结合的国债宣传动员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曾多次借发行公债而大发国难财，导致公债失信于民。对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难先曾指出：“过去从袁世凯到国民党，他们使公债成为官僚资本家投机的工具，结果对人民无利有害。”上海解放前后，由于国民党金圆券改革失败以及将黄金储备偷运台湾而导致物价飞涨，以及国民党长期以来对中共政策的污名化宣传，使得不少上海市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都很隔膜，对于中共解放中国人民的事业，抱着一种‘观望’的态度”。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生政权在经济战线上打响了“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作为新中国的第一笔实物公债，其发行与认购难免遭遇诸多问题。

公债发行初期，上海市民对购买公债的疑虑主要体现在：（一）认购对象。认购对象主要面向工商界，但有些工商界人士认为工商界正在遭遇困难，政府不应该把他们作为主要推销的对象;（二）认购币种。购买公债需用人民币，不许用其他币种，同时不许流通，不准抵押，工商界认为当时上海金融业的存款不过千余亿，工商界恐无力认购公债;（三）认购细则。一部分人认为政府5年后才还本付息，对此有顾虑;（四）匪特谣言。公债刚推销时，郊区谣言很多，如政府发行公债为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些谣言致使人民认购及缴款都有相当的延迟。

针对人民群众在认购公债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疑虑，党和政府立足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多赢立场，以义利结合作为国债劝购的动员宗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解疑释惑，实现经济动员和社会动员、政治动员的高度一体化。

首先，采取义利结合的宣传策略，将认购公债与个人获利和企业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认购公债的宣传过程中，不仅要让人民群众对国家发行及劝募公债的方式方法有明确了解，而且也要对认购公债与自身之间的联系有清楚认识，要着重强调认购公债既兼顾国家发展，又充分照顾个人利益，从而提高各行业认购公债的积极性。如上海市工商界公债推销分会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把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行的公债有什么不同，以及为了拥护政府克服困难，为了稳定物价，为了工商界切身利益等等，作一普遍深入地宣传，使工商界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提高他们购债的热情。”针对部分工商界人士关于购买公债的一些疑问，劝购人员从公私两利的角度作了进一步解答：公债发行的目的在于吸取社会游资，这部分游资的来源是财政赤字，绝不是工商业现有的流动资金。同时阐明，购买公债既可以获得合理的可预期的经济收益，又可以减少通货的发行，争取物价稳定，对于工商业的经营是极大的便利，完成公债的发行实际上就等于替自身的工商企业打下发展的基础。为增强宣传效果，上海市公债推销委员会适时提出推销公债的口号，如“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既可克服公家困难，又可进行私人储蓄”“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是争取人民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等。回同时，在宣传中再三强调认购公债和捐款的区别：购买公债并不是捐款;政府发行公债，不但还本而且付息，还指出把购买公债看作对国家的捐款是不合事实的。当然，很多市民愿意捐献物质，表现了对人民政府的拥护，公债推销委员会充分肯定了这种以爱国精神推动市民购买的引领示范作用。

其次，激发劝购对象的家国情怀，将认购国债与拥护党的领导、爱国的政治动员关联在一起。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主要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考量，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实物公债，其出发点和作用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可以弥补财政赤字，吸收市场上的游资。盛康年在1949年11月16日回沪政协代表座谈会上就提出：“公债可以发，因为可以吸收游资，疏导游资。”同时收缩通货，从而使得投机商手里缺乏足够的资金，无法在市场上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指出：“全国人民对于解放军的胜利欢欣鼓舞，也理解政府的困难，但又希望政府在困难中也设法使物价较稳定，因此政府不能只依靠增发通货。发行公债的作用在于弥补部分财政赤字。”公债发行之初，曾遭到一些投机商人的抵制，对此人民银行采取了相应的制裁措施，如“投机行为暴露，三家钱庄昨天倒闭，人民银行已令即日停止营业”。第二，政府通过发行公债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借社会资本加快国家建设步伐。

为了消除人民群众对公债的疑惑和担忧，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把公债宣传工作和1950年春节宣传工作结合起来，并于1950年1月17日专门制定了宣传要点：“（一）宣传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是战胜财政困难、争取物价稳定的有效方法;（二）是从根本上解决国家与人民困难的最好办法;（三）是人民的光荣任务，是爱国的具体表现;（四）宣传上海市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任务可能按期完成，全体职员与全体人民应为完成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而努力;（五）宣传全体职员与全体人民应为克服困难、争取光明的前途而奋斗。”与此同时，《解放日报》开设“服务社会”专栏，专门回答人民群众对于购买公债的各种疑问：“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有什么好处？我们发行的折实公债与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公债在本质上有何不同？折实公债是怎样计算的？”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劝募与同期的“粮棉之战”和稍后的抗美援朝等爱国政治动员关联起来，将市民投资的理性经济行为升华为考验市民觉悟的政治选择，并借助党领导下的各种外围群团组织和行业团体，广泛发动、深入动员。此外，党领导制定购买公债的爱国宣传口号和标语，以工商界巨擘带头认购、群团组织推动公债认购为竞赛，与1950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捐献动员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席卷海内外的社会政治动员运动。

由上观之，公债业已成为衡量民心归属的政治符号，人民群众踊跃购买公债反映出对新生政权的信心。因此，上海市民手中的资金是投向投资机构进而流向投机商人，还是投向人民政府发行的公债，直接反映了民心的转向与最终选择。历史证明，发行公债对于新生人民政府摆脱财政赤字、控制物价上涨、增强财政调控能力不啻于雪中送炭，为配合打赢“粮棉之战”争取到了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支持，体现出用政治的观点来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的特点，从侧面迂回的信用阵地支援了“粮棉之战”的正面战场。公债发行方人民政府与公债购买方人民群众都从中获得了互信共赢。

二、劝募机制：纵横交错的动员网络与协同运作

在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动员的基础上，执政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尝试在大城市构建网络化组织体系。首先是党领导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响应，其次是依靠党团组织建立起覆盖全社会、串联各行业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化劝募组织。在这一组织体系中内置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的社会动员网络，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发展、社会治理、政治认同提供了动员资源和组织保障。

第一，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响应。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推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参与中进行的。中共上海市委讨论了关于公债发行的决定与指示以及华东区对上海推销额的分配，一致坚决地表示完全拥护。同时制定了协同响应机制，使推销公债的过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如中共上海市委指出：“一切报纸刊物、宣传机关、文体活动，均应将他们动员起来，采用各种方式，向各界人民开展宣传认购工作。”中共上海市委也针对当时市场上复杂多变的情况，要求采取一切有效的办法和有机的配合，掌握全局，互通情报，避免各自为政，指示财政、贸易、金融机构内的党员干部要密切配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政府机构的建章立制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协同运作仍在探索中，在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与劝募过程中形成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民动员的政社合作实践，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党领导下的政府与社会协同响应的组织网络和工作方式。

在公债推销的组织结构中，中共党员、政府要员和工商贤达、文教闻人、社会名流等各占一定比例。1950年1月5日，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市推销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通过致毛泽东主席暨中央人民政府电，表示誓以全力支持政府发行公债这一贤明措施，要争取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推销3000万分的光荣任务。会议推选潘汉年为主任委员，刘长胜、盛丕华、许涤新、胡厥文、荣毅仁、王芸生为副主任委员，王志莘、吴有训等45人为常务委员，许涤新兼秘书长，寿进文、胡子婴、盛康年、严谔声为副秘书长。在有据可考的30位常务委员中，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成员最多，共有15人，占比50%;民进2人，民盟1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4位，基督教爱国人士1人。共产党员7人，仅占23%。按职业身份分类，党政界有6人，文教界有8人，工商界有13人，宗教界1人，跨界有11人，如经济学家许涤新身兼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再如荣毅仁、蒉延芳、刘鸿生等身兼数职，横跨政界和工商界。可见，上海市公债推销委员会作为地方最高的公债推销领导机构，其顶层设计和组织架构体现了党政联合社会各界精英的合作机制。

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既反映在党政、企、社民主协商与合作共事的组织机制上，也彰显在多方参与的宣传机制设计上。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主持新闻、广播、漫画和电影的设计。其次，成立演讲队，聘请财经专家和财经工作者，出席各分支会的成立大会及各界团体的集会，讲解发行公债的意义与作用。再次，青年团配合党组织发动青年学生或走上街头或深入基层进行宣传，动员群众踊跃认购公债。从1950年1月发行公债开始，仅用半个多月时间，总会共印发了1万5千本宣传手册，招贴12种共1万2千张，标语60种共60万张，公债彩印图5万张，印花1万张，公共交通车辆宣传画8种共1万6千张，酒茶馆宣传画3种共3万张，路牌广告6块，霓虹灯1座，电影短片2集，幻灯片8张;通过各分支会及有经验的动员，将这些宣传品张贴到街头、车站、各公共场所，并散发到广大市民中去，使各界市民对于公债推销运动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响应机制取得了实效。

第二，组建纵横交错的劝购动员组织网络。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着在城市开展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新课题。与以往在农村地区的动员方式不同，城市动员更具复合性与复杂性，政策的推进必须要以深入社会基层、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为前提，否则大张旗鼓的宣传只能流于走过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仅重视宣传工作，而且擅长组织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联系群众和政治动员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