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秘密电台与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联络历程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一些重大决策和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有共产国际的“烙印”。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并在上海设立上海中央局并留下秘密电台，以便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1934年10月，上海秘密电台因敌人的搜捕而暴露，致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这促使正处长征途中、不断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死攸关之际独立思考、选择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而上海秘密电台的破坏这一偶然性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

[关键词]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上海中央局;秘密电台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22）02-0038-06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走独立自主道路是历史选择与自身发展的必然。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的革命道路，并从政治上走向日趋成熟，而此时，正好处于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之所以失去联系，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恰是1934年10月上海秘密电台的全部暴露，使得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无法通过上海中转。这一偶然性事件的发生，与中央红军的长征交织在一起，使得电台通讯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在与共产国际失联的情况下，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生死攸关之际，中国共产党作出领导机构和军事策略上的调整，加速了其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进程。

一、上海秘密电台的建立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受到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外在影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在中共创建初期主要依靠共产国际在华代表得以实现。对中共建立秘密无线电台的探索与实践，共产国际给予积极推动并实现双方的无线电联系，从而为共产国际一系列“指示”的传达与执行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一）中共中央无线电台的创设。中国共产党无线电工作的开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包围和封锁之中，秘密交通员在上海、江西之间往返一次需要2个多月的时间。1930年9月17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攻打长沙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畅。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就向共产国际提出培养无线电人才的需要，并从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选派方廷桢、陈昌浩、毛齐华等6人参加“国际无线电训练班”。1928年11月，参加完中共六大的周恩来自莫斯科返回上海，开始着手在国内发展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

中共早期电台的建立，与两位人物密切相关。一位是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李强，他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到从事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购买零部件，练习组装收发报机。另一位是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1928年10月，他受周恩来指派学习无线电技术。此后，张沈川化名张燕铭，考取“上海无线电学校”，后加入到收发报机的试装工作。1929年10月，党的第一部收发电报机安装成功，虽然只有50瓦的功率，但却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研制出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1929年冬，中共中央在上海市大西路福康里9号建立党的第一座秘密电台，张沈川和自苏联归国的蒲秋潮假扮夫妻入住，1930年2月，电台地址转移到上海市静安寺路郝德路福德坊。

为培养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1929年1月，中共中央曾选派留苏学生涂作潮、宋濂等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于1930年陆续回国。这年10月，中共中央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为掩护开办无线电培训班，由来自上海、广东、江苏、湖南等地的16名学员组成，但很快在12月遭到破坏。此后，中共中央采取“家庭补习方式教学”，通过秘密分散的方式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

1929—1931年间，中共中央在上海已拥有4部电台，包括中央台，与天津北方局、香港南方局、武汉长江局联络（实际上长江局未建成）;国际台，与共产国际上海台、海参崴台和赤塔台联络;军事台，中央军事部与各地红军联络（实际上未开通）;备用台。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无线电事业的起步之地，这为上海电台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中的特殊地位奠定基础。

（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络的建立。根据目前已知的档案，早在1928年2月4日，共产国际就关于如何开展暴动工作向中共中央发了电报。但此时中共中央尚未建立无线电台，此电报有可能是由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的电台接收并传递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电台后，1929年12月，向忠发自上海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去电报，针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认为中共“经常偏离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指责，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重新讨论这个决议”。此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报联系开始频繁起来。仅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收入的1930年6—10月双方往来电报就有15封，涉及到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罢工、游行等重大决策。如果考虑到未发现、未收录的电报，发报频次应该更高。

在此期间，驻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也逐渐实现了无线电联系。1931年5月，中央苏区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缴获一部100瓦的电台，并利用这部电台，通过自上海到苏区的无线电人员“全靠脑子记”的联络方法，实现了与上海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并由此“用密码经常联络”。自此，中央苏区—上海—莫斯科三地之间的电台联络通道得以打通。

但是，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在华人员牛兰被捕，因牛兰“管秘密电台、交通及秘密党的经费”，牛兰事件使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络受到影响。从目前能看到的档案可知，中共中央再次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是在半年后的12月29日，即关于反帝斗争问题的指示电报。1932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络部莱谢的工作报告也显示，牛兰事件使得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处“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材料”，带来工作上的“极大困难”。为打破这种局面，1932年春，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派格伯特到达上海，以恢复“同中共中央、苏区和朝鲜业已中断的联系”。据格伯特报告，他在上海建立了3部无线电台，1部用来联络上海与苏区，1部用来联络上海与莫斯科，1部备用，为保密起见3部电台“彼此严格隔绝”。从技术上来讲，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但实际上这种联系是不稳定的，因为此时的上海对中共中央来讲已经不安全了。

二、上海秘密电台的暴露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络的中断

中共中央机关及其秘密电台驻扎在上海，得益于上海租界造成的缝隙效应，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但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国民党加大对城市共产党“政治镇压”的同时，1930年以后法租界对共产党的监控与镇压也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在严峻的外部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疏忽大意”“缺乏纪律性”、不善于“斗争”等问题，多种因素共存造成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被破坏，并直接导致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的中断。

（一）中共上海中央局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长期驻扎在上海。共产国际的相关机构，如1920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1926年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等也驻扎在上海，由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能够保持密切联系。但是，1931年4月24日，掌握党大量机密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日益严峻的环境下的生存基础，导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1月迁往中央苏区。

由于上海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络的重要中转地，中共中央在迁往苏区之前，也在考虑如何在上海建立联络机构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同样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1932年12月，中共中央发电报给共产国际，“建议在上海留一名（中共）中央的代表，一名总会的代表和一名负责联络的同志，并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局来领导整个联络、印刷、无线电和情报工作”，为保密起见，“他们必须脱离当地的党组织”。这封电报提出了留在上海的人选以及工作职能，对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表示了基本同意，但对上海中央局的人员构成，除了同意中央代表斯拉文（李竹声）留在上海外，还建议“不为警察侦探所熟悉的米茨凯维奇（盛忠亮）和阿尼西莫夫（汪盛狄）同志”，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应留在上海帮助（中共）上海中央局”等等。

1933年1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机关迁往苏区，秦邦宪、陈云到苏区，康生去莫斯科，李竹声留上海。在张闻天、秦邦宪、陈云、杨尚昆等抵达闽西苏区后，秦邦宪等指示李竹声组织上海中央局，相关人员组成如下：书记李竹声，秘书长黄文容，组织部长孔原，宣传部长盛忠亮，职工部长康生（后朱琪）等。出于保密起见，中央局精简机构，割断不必要的关系，减少与下面组织的联系，同时与江苏省委不建立直接关系。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上海中央局除了坚持领导在敌区的工作，同时负责加强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工作。从上海电台的布局来看，1931年3月之后，随着曾三等技术人员到达江西苏区试图打通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络，上海只留下了2部电台，1部中央台，与苏区通报，1部国际台。中共中央迁往苏区后，上海中央局通过小功率电台与之保持联络，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通过上海电台中转。这就形成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上海中央局—瑞金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络线。

（二）上海中央局的破坏与秘密电台的暴露。在上海中央局成立之初，为保密起见，中共中央曾指示上海中央局不得与江苏省委建立直接的联系，但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并没有很好执行，反而成立了一个与江苏省委书记碰头、讨论工作的机关，这也为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埋下了伏笔。1934年间，中共江苏省委接连遭到破坏。2月28日，上海中央局与江苏省委接头处被破坏，江苏省委书记赵林、上海中央局黄文容等被逮捕。6月26日，国民党再次进行抓捕，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立人及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被捕。因这次被破坏的地方包括中央局的文件及开会处，即盛忠亮的家。许多秘密信件、政治报告、军事计划、工作计划、报刊电报等，如鄂豫皖军事计划、北方（北平）军政工作计划，都被查获。

考虑到上海党组织的连续被破坏，1934年9月，盛忠亮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建立中央与最重要省份的直接联系，中止上海中央局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直接联系，同时认为“该局剩下的两位成员（盛忠亮和黄文杰）都很有名，他们继续留下工作会很困难”，建议“请（中共）中央派三位同志来组建新的局”。对此，中共中央复电，“基本上同意米茨凯维奇（盛忠亮）的建议”。但是，中共中央仍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此问题，在共产国际就相关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前提出过渡性措施，即中断盛忠亮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上海中央局中断与江苏省委的直接联系。然而未过多久，即10月5日，盛忠亮被捕。7日，报务员去盛忠亮住所被捕，随后叛变，供出了自己的住址和备用电台地址，于是2部电台完全暴露。最后1部国际电台由于相关人员寻找转移地址时被捕而暴露，由此“与电台有关的所有人员均被逮捕”，“我们（上海中央局），（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联系中断了。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都无法得到”。这次的损失是巨大的，上海中央局、秘密电台、共青团中央局、共青团江苏省委等相继彻底暴露，以至于“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由此也导致中共中央、上海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台联系彻底中断。

那么，共产国际与苏区的中共中央是否有直接的电台联系？依据相关电文可以看出线索。1934年9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部长阿布拉莫夫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与你们的直接双向密码通讯已经建立起来了”，由此说明双方存在直接电报联系。10月18日，阿布拉莫夫针对盛忠亮等被捕致电中共中央，“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并且提出警告，“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被警察掌握”。在已知上海电台被破坏的情况下仍与中共中央电报联系，间接反映出这种直接联系的存在。10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建议“调整与（中共）中央的直接通讯联系”，也印证了上述结论。

基于上述事实，上海秘密电台的破坏，并未中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1935年6月20日，潘汉年在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中提到：“至于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我们只能收到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功率太小。所以我们向西部进发时，没有随身携带这套设备。”依据潘汉年的表述，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中共中央可以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而无法给共产国际发报;二是长征时这部电台没有携带。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长征前苏区和红一方面军有17部电台，长征时确实留下了3部电台给刘伯坚、项英和江西军区;但据相关回忆，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的电台应该不在留下的3部电台之中，而是在渡过湘江时将笨重的发电机、蓄电池掩埋在地下，导致电台联系的中断。总而言之，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彻底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