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探索（1937—1940）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全面抗战初期，为了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在哲学领域，毛泽东主张“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强调认识活动具有过程性，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史学领域，毛泽东通过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并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历史分期，划分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阶段，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同时具有继承性和超越性。毛泽东通过在哲学和史学领域的系列著述，从理论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命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为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论》;历史分期;新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22）02-0044-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理论创新过程。作为政治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久，便在李大钊等革命先行者的探索中渐次展开。而作为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到了全面抗战时期，才得到毛泽东等人的系统论述进而走向成熟。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在政治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其二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历史过程，目前已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对毛泽东等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历史过程，既有研究虽同样成果丰硕，但多从长时段着眼进行理论演绎与经验总结，较为忽视毛泽东理论著述的内在结构和历史语境。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提出应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研究，关注重要文本的内在逻辑及其产生的具体语境。以此为视角，欧阳军喜等学者或聚焦某一重要文本，或聚焦某一学术流派、思想传统、政治运动与毛泽东理论工作的互动关系，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内史”与“外史”。思想史研究打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却多关注思想的微观细节，尚未尝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分析。本文基于具体的思想史过程，对毛泽东的理论著述展开细致分析，以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核心内容与内在结构。

一、反对教条主义：从政治实践到理论创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破坏。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的支持下，年仅26岁、缺乏革命经验的王明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此后4年间，王明长期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圭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俄国的革命经验作为制定具体策略时的主要依据。教条主义在党内盛行，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在组织和人事层面，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而王明和米夫等人不仅没有足够的政治能力和魄力从实际出发制定革命策略，反而成为教条主义的鼓吹者与拥趸者;在政策制定层面，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经验，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还不充分，因而习惯性地照抄俄国经验;在思想理论层面，中国共产党缺乏思想武器，还不能从思想根基上对教条主义进行反驳和摧毁，因而容易被王明等人惯常使用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所迷惑。打破教条主义束缚困难重重，就在于教条主义者不仅掌握了领导权，还形成了封闭的思想理论，二者相互强化，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对教条主义的清理从组织人事和政策策略层面开始，随后才深入到思想理论层面。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上，重新掌握了军事领导权。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对关门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教条主义者将中国视为俄国的翻版，因此把中国革命想象为一条有着清晰路线图的“笔直又笔直”的道路。在革命的过程中，敌我阵营似乎早已划分清楚，革命方法似乎已经显而易见，问题只在于发动革命暴动并与统治阶级进行决战。与此相反，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针锋相对地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因此，制定革命策略要从革命形势和中国实际出发，“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随即，毛泽东对革命策略进行了调整，将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确立为党的基本策略（后改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政权的性质从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党的军事、统战、政权等具体工作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但教条主义依旧残留在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之中，有待新的理论对其进行深刻批判与系统清理。

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朝着再次合作的方向演进，日军大举侵华的战争野心显露无疑，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党内党外与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严酷复杂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团结和更为灵活的方式组织起来。为此，毛泽东一面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一面为彻底破除教条主义束缚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理论研究。毛泽东的系统理论著述，酝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出场。熟悉这段历史的胡乔木曾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指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既然如此，就不能不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新的发展。”所谓“相结合”，指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实际情况指导和开展具体工作，“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新的发展”，便是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探索。毛泽东的理论创新工作，首先从哲学层面入手。

二、哲学探索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

一种政治理论或思想观念，往往以哲学为其思想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得以在全面抗战时期走向成熟，得益于毛泽东为其奠定的哲学基础。此时毛泽东对哲学的研读和探索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就是要彻底批判教条主义，在哲学层面论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因此，毛泽东在系统研读和讲授哲学时尤为关注认识论问题。1937年，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的干部和学员讲授哲学，编写了《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两篇著作均是从这份讲授提纲中拆分而来的。在讲授哲学之前，毛泽东研读了苏联学者集体编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著作。《实践论》写作完成后，毛泽东研读了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著作，组织“延安新哲学会”对《实践论》进行了多次研讨。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创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以《实践论》为载体提出的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正如李维武所说：“《实践论》是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最为重要的哲学篇章，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核心的文本，与之相关联的《矛盾论》则是从方法论上进一步对《实践论》的展开。”《实践论》在批驳教条主义的思想环境中产生，致力于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自然成为毛泽东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础性文本。《实践论》论证了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要求一切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毛泽东强调：“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围绕“实践第一”，《实践论》提出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两个重要论断。第一，直接经验对于发现和发展真理至关重要。人的知识只能来源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而毛泽东强调直接经验具有关键意义。《实践论》写到：“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以此为基础，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绝不能否定主体亲身参与的实践活动。毛泽东说：“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直接经验极为重要，而产生直接经验的亲身实践，在认识过程中更具有至高无上之地位。即使是教条主义者常常引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也是革命领袖亲身实践之后才形成的理论文本。由此，毛泽东指出：“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通过毛泽东的论述，直接经验和产生直接经验的亲身实践，获得了高于理论研究和经典著作的重要地位。

第二，认识活动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过程。认识活动具有“过程性”，所有的认识结果，都从属于一个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活动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人的认识永远处于这一循环过程之中，因此，所有的认识结果，都会受到新的实践结果的检验。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认识具有绝对权威，所有的“权威”都可能被新的实践活动所推翻。

《实践论》强调认识具有过程性，《矛盾论》则对“过程性”的内涵做了深入阐释。《矛盾论》指出，认识活动实际上是主体在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进行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这便是认识矛盾的普遍性的过程。有了对普遍性的认识后，需要以此为指导，继续对新的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以新事物的特殊性来补充、丰富和发展对普遍性的认识。唯有如此，对普遍性的认识才能“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样从特殊性中概括出普遍性，用普遍性指导研究新的特殊性，再用新的特殊性发展普遍性认识，就构成了持续不断的认识过程。其中，对普遍性的认识过程是“由特殊到一般”，用新的具体的特殊性发展普遍性的过程是“由一般到特殊”。《矛盾论》指出，人类的认识活动就是这两个过程的“循环往复”。在此，毛泽东特别提醒，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其一在于“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其二在于“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认识的过程性进行细致阐释之后，从矛盾特殊性的角度对教条主义者发起的新批评。《矛盾论》从矛盾的普遍性讲到矛盾的特殊性，进而讨论矛盾同一性中存在的斗争性问题，全篇的核心要点在于说明矛盾特殊性的多重内涵与关键意义。矛盾发展具有阶段性，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均处在不断变化中，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认识活动中，如果不对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与矛盾主要方向做具体分析，就不可能对事物有准确的认识。矛盾的阶段性是矛盾具有特殊性的内在原因，而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活动成为循环往复永不停歇的实践过程的内在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矛盾论》是《实践论》中“认识具有过程性”论点的进一步展开。

在前一条论断中，毛泽东通过论证直接经验的重要意义，表明中国革命的实践本身具有最重要的理论意义。由此，中国革命不需要刻意迎合理论模型或是共产国际划定的革命道路。恰恰相反，中国自身的革命实践比经典革命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更有价值，因为这是发生在中国大地的最新的实践成果。通过这样的认识论建构，毛泽东实际上将中国革命放置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前沿。在毛泽东建立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似乎落后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在认识论图景中，毛泽东已经暗示了中国革命实践和经由实践产生的革命理论，具有最重要的理论价值。体系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已经取得成功的俄国革命及其理论成果，都不过是有待中国的革命运动来检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国的革命运动才是最值得关注、学习和研究的对象。这样，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主体性就得到凸显。在后一条论断中，毛泽东通过将认识活动置于过程性框架之中，说明一切理论都有落后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还是共产国际的诸多指示，都应该被放置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加以检验。两条论断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理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甚至于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革命理论。这正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基础。《实践论》与《矛盾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为毛泽东思想在全党范围内的提出，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毛泽东“实践第一”的认识论思想是为党员干部准备的理论武器，它塑造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1938年是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1937年下半年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进入陕甘宁根据地，在党的培养下快速成长为“三八式干部”。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而这一代共产党人正是在《实践论》等著作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烙印，成为他们在重大历史关头能够冲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