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四大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探索与贡献

[摘  要] 中共自诞生伊始便开始了对革命性质的探索。中共四大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特征、革命前途以及革命内容进行了深入思考，围绕工人、农民、妇女、青年4个主要群体的革命态度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中共四大对革命性质的有益探索，不仅推动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更让党在革命实践中深化了对革命的认识，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中共四大;革命性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2）04-0036-05

革命性质是指揭示历史上各种社会革命的质的规定性的概念，即由特殊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所规定的革命主体、对象、任务等的总和。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下，中国革命的性质具有其特殊性。中共四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近代中国国情，开启了对中国革命的探索道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性质的认识愈发深入。中共四大是中国共产党明晰中国革命性质的关键性历史节点，中共开始真正立足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深化对革命性质的认识，这也标志着中共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一、中共四大召开前中共对革命性质的早期探索

尽管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由于缺乏检验理论的实践过程以及复杂革命环境的锻造，导致在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简单化与绝对化倾向。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党派的革命态度颇有微词。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曾撰文指出，南北各政党均没有改造中国的诚意和能力。而中共一大的第一个决议也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党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这种不管其革命与否，对其他党派一律排斥的态度，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其所提出的“社会革命”口号也较为理想化，并未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性质。

中共二大在中共一大的基础上提出，要集合进步势力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中共二大《宣言》直接指出，当前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从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宣言》来看，中共二大相较于中共一大更为切实可行，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进一步探索革命道路的结果，表明中共对革命性质的认识更为理性和客观。中共三大确立了实现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这些早期探索都表明中共逐步明确了革命性质，为掀起革命斗争、推动革命高潮奠定了基础。

同时，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论述。蔡和森在对比中国与西方的革命后，于1923年5月撰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已成为国民革命。此外，蔡和森还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由中国的国际地位决定，“必须使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中国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蔡和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论述，表明他已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不仅是国民大革命，更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留苏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彭述之，也对中国革命有着深刻的思考。他认为，中国要实行彻底的国民革命，必须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和军阀。他于1924年12月撰文指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工人阶级走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经之路。作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在党创建之前便写下了大量文章，将工人阶级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充分肯定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他在对中国革命进行长期探索后，也指出：“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天然敌对者。”这些阐述表明，中共早期领导人已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

中共四大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早期探索，彰显了中共对革命规律的初步认识，昭示了中共已基本具备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中共四大对革命性质的分析和探讨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中共四大就革命性质及社会群体问题的深入探索

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涉及革命特征、革命前途以及革命内容，这不仅事关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更是彰显中共领导能力的关键。中共四大立足国情，对中国革命性质进行了全方面、多角度的阐释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引导各群体的革命态度，对促进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进步乃至推动革命浪潮具有突破性的作用。

首先，中共四大对中国革命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第一，中共四大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性特征，其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各国革命性质虽然不同，但都具有世界性，两种革命的汇合才能够推动世界革命，在明确无产阶级革命和各国革命运动关系的同时，表明中国革命具有世界性，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中共四大认为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征。中共四大在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明确表示，党的宣传工作必须与民族革命、世界革命相关联，探寻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由此可知，中国革命具有阶级性和世界性的重要特征，这些与以往不同的新认识表明中共已认识到中国革命是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共四大对革命特征所作出的准确判断，是中共在革命性质探索过程中取得的重要进展。

其次，中共四大对中国革命内容和前途进行有益的探索。第一，中共四大指出，中国民族革命的内容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第二，中国民族运动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因为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继续奴役中国，是中国革命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这对中国革命的内容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明确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军阀。第三，在革命前途方面，中共四大直接指出，民族革命胜利后，是否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革命准备程度以及当时社会的客观条件来决定，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中共四大对中国社会各群体进行了分析和指导。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中共四大对工人、农民、妇女、青年这4个主要群体的革命态度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在对各类群体革命态度进行初步了解后，中共四大出台的相关议决案为中共对各类群体革命活动的指导提供了策略和方法。

就工人和农民而言，中共四大在《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早期的工人运动一方面明确了工人是国民运动的主体，另一方面也表明工人阶级已崛起，逐渐成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共四大提出，党若想成功领导中国革命，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和组织各地农民从事各种政治及经济斗争。

就妇女而言，中共四大认为，在妇女之中，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已出现了革命倾向，且近三四年发生的女工风潮表明妇女已具有顽强的革命意识和强烈的革命斗争精神。

就青年而言，中共四大认为，由于自身的特殊性，青年有着特殊的经济要求，也更清楚地了解自身需要。青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自五四运动时期已展现出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和追求，对革命也一贯具有广泛的参与度。

在对上述群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中共四大对各类群体革命运动有着详细的指导。对于工人运动，中共四大指出，在推动群众力争主动争取工会公开和统一的同时，在指导群众的行动时，应注意提出的口号是否与当地群众的组织力量相适应。对于农民运动，中共四大明确了以下几点：（1）提出的口号应符合实际;（2）注意联合中农、贫雇农、佃农，特别注意保障贫雇农的特殊利益;（3）特别宣传取消苛税杂捐，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的口号;（4）使农民向国民政府请求以官地分给贫农。对于妇女运动，中共四大提出对贵族妇女运动，在指正其错误的同时，应予以同情和赞助;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应促醒其觉悟，更应切实指导，使之趋于革命化;对于劳动妇女运动，应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指导。对于青年运动，中共四大指出，应尽力帮助青年团工作，并须与其发生亲密的关系。

中共四大基于对革命性质的探索，针对工、农、妇、青4个主要群体的不同特点，在考察其革命态度的同时，还就其革命活动给出了指导性意见。其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革命运动蓬勃开展，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壮大积蓄了充足的后备力量，为掀起革命高潮奠定了基础。

三、中共四大后的革命实践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共四大基于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对革命性质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党的各方面活动进行具体部署的同时，还对各类群体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具体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下，在中共四大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各地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各阶级反帝反封建意识逐渐觉醒。随着五卅运动及北伐战争等革命实践的进行，中共在推动革命高潮来临、奠定群众基础的同时，也深化了自身对革命的认识。

首先，在以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实践中，中共逐渐掀起并推动反帝浪潮走向高潮。中共四大前的斗争实践已证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动摇性;工人阶级斗争最坚决、最彻底，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共四大后，各阶级民众广泛参与的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伟大革命实践。在中共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约有1700多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都市到乡镇，“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浪潮此起彼伏。这些革命实践展现了人民群众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巨大的革命力量，彰显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决心和信心。在中共的领导和推动下，斗争规模不断扩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纷纷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全国各地的罢工、罢课、罢市等运动此起彼伏。在浩荡的革命实践中，无产阶级的斗争觉悟和组织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为革命的持续进行奠定了阶级、组织与群众基础。

其次，以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实践，深化了中共对革命的认识。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目标引领下，国共两党率领各革命阶级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实践。在中共四大各项政策方针的指导下，在共产党员充分发挥斗争精神的影响下，各阶层人民群众极为踊跃，纷纷投身到支援革命的伟大事业中。从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广大将士顽强杀敌，屡建奇勋。瞿秋白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写道：“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独立团英勇作战，不惧生死，全歼吴佩孚主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广大工农群众的热情支持，各地群众运动的有力配合，为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和卫生队随军北上，中共湖南区委发动群众进行各种工作，为北伐军保驾护航。此外，红十字会也是北伐顺利进行的重要后援。当北伐军进攻武汉时，红十字会汉口分会收治伤兵千余名，分设妇孺救济所47处，收容难民妇孺5万余人，推动了北伐的顺利进行。这些革命实践在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深化了中共对革命的认识。

中共四大召开后，在会议形成的理论和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汲取革命经验，促进革命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在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等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制定正确的策略，高举反帝爱国的伟大旗帜，不仅使中共进一步认识到了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还逐渐提高了对军事和宣传的重视。这些认识和理论的提升，不仅来源于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等革命实践，更是贯彻中共四大会议精神的直接结果。在高涨的革命形势的作用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速度一日千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日趋深化，中国的革命面貌开始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