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5年中国共产党对上海自来水问题的处置研究

[摘  要] 1949年解放之初，上海市出现自来水乱象，这主要是由先前不合理的管理、非管制群体及势力的破坏等原因导致，但归根结底是因为自来水供应不足。水资源的合理使用关乎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治理自来水问题成为党取信于民的重要抓手。党和政府在群众自发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民众组织起来自我服务，通过建立自来水管理会、居民福利会等组织，扫除原有的利益格局;后为预防群众性组织的无序发展，将它们统合于基层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进行管理;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大力发展自来水基建工程，确保自来水的充足供应。通过软硬共施的方式，上海自来水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关键词] 上海解放;自来水乱象;组织化领导;居民福利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2）04-0041-07

水是生命之本，亦是民生之本。1949年5月10日，陈毅在丹阳讲话中告诫道：“上海有600万人口，要我们给他解决煤、粮问题、生活问题，组织他们，领导他们……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现在还不敢大胆地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可见，中国共产党对治理上海的艰巨性早有估计。自来水是民生大计，容不得半分闪失。以往学界主要关注近代时期自来水的引进、普及或探讨城市现代化生活方式、卫生方式变迁等。部分成果聚焦于民国时期，但主要探究1930年上海发生的自来水费加价事件和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地域商派的博弈等，较少关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自来水领域的诸多问题。本文结合档案报刊等史料，拟详细阐述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后，因何且如何实现自来水问题的成功处置。

一、上海解放初期自来水领域的问题概述

上海解放初期，因自来水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供水区域有限、水费分摊不合理、水价区域性差异较大、水管漏水、水质变差等方面。

（一）自来水供应区域有限。这一时期，上海主要是通过自来水厂的沉潮、过滤、消毒等3个环节，将黄浦江水转化成可供居民生活、生产使用的水。相比河水、井水，自来水具有较高的水质和便捷优势。但据统计，1949年全市约有18%的居民无自来水供应;还有部分地区因水压过低，造成居民用水不畅。有限的自来水供应面积使部分地区仍以河流水或井水为生，不仅取用麻烦且水质较差。例如，长寿路西苏州路河边一带居民，因时届夏令、时疫流行，只能使用附近又秽又臭的苏州河水。面对此情况，里弄居民多生怨言，因而常常擅自使用消防龙头的水，这就造成不关闭消防龙头而使大量水资源浪费的现象，占用消防龙头而增加消防困难等，以致出现局部无序混乱的局面。基于此，上海市军管会公用事业处采取应急措施，如免费开放沪西区51处水龙头，规定开放次数、每日时间和禁止细则，但收效甚微。

（二）水费摊派不合理。上海接管初期，房客联谊会等旧式组织被改造为“福利会”或带有旧式特征的“自来水代表”等组织，这些组织仍然由旧保甲长担任，常在摊派水费时加收几成、从中渔利。后由公司派遣专人抄水表、收缴水费，又发现部分抄表人虚报水费。除此之外，部分里弄的摊派方式不合理。如黄浦区宝兴里水费按门牌平均摊派，但其里弄半数面积是住宅，居住人数较多，半数面积是店面，居住人数较少，致使摊派到人不平均，同时也存在因里弄仅装设1只总水表，致使住户在不知使用水量的情况下必须平均分摊水费。

（三）水管漏水和水质问题。因年代久远和未及时维修，上海不少里弄的自来水管经常出现生锈漏水和堵塞无水等问题。居民一方面需要支付已漏水费，另一方面需要额外出资买水。如嵩山区安临里因水管年久失修，漏水量超过用水量，平均每月水量在三四千度左右，致使居民不肯交付水费。直到1952年，全市里弄水管每天漏损的总水量仍有7.5万立方公尺到10万立方公尺，可供75万至100万人用水。水质方面，由于受到海水倒灌的影响，致使5个自来水厂的水源变味，这也导致海水侵入到连接万千市民家里的自来水管中。这一时期上海的自来水都会带有咸味，水质保障受到威胁。

（四）水价区域性差异较大。上海解放之初，党和政府继续推行分区经营，未统一水价。在多次调整下，至1950年3月，各供水区间水价依旧不统一。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每立方公尺474元，零售每百市斤60元;闸北水电公司，每立方公尺2266元，零售90元;法商电车电灯公司，每立方公尺1463元，零售60元;内地自来水公司，每立方公尺2264元，零售90元。因此，常有居民会质疑“为什么我们的水费比XXX里高出一倍”。

二、上海自来水领域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上海解放之初的自来水问题究其缘由，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长期分区管理的格局和年久失修的设备是历史遗留因素;基层里弄的自来水管理组织和群体的破坏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因素，而里弄人口多、密且杂的特征，则加重了自来水领域的乱象程度。

（一）分区管理的历史格局。上海解放前，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的水厂管网各自为政、互不联系，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分区供水格局。全市共由5个自来水公司负责6个供水区域、6个供水管网，且互不相通。6个供水区都分布在黄浦江西侧，聚集于市区，众多水厂立于黄浦江边，在就近使用江水时固定了输水系统从东向西的方向。上述情况直接造成了全市水价无法统一。各自来水公司会根据自身经营成本，制定水价规则。如居住条件优越地区的水价低廉，供水情况和居住条件不良地区的水价高昂。水价较高区域的居民，易产生不满情绪。同时，这种分区格局也致使部分区域难以供水，以及水压过低而用水困难。1951年，全市25%的区域才可供水但主要聚集在市区，宝山嘉定青浦等偏远郊区基本无供水，大概100万名左右的市民未使用到自来水。与此同时，距离自来水厂越远，水压越低，用水就越困难。距供水厂最远的沪西地区，“水荒”是历史性问题，其中药水弄居民常感叹“用水如用油”。

（二）不合理的管理组织及群体。解放之前，上海里弄的水电管理、水费收取等一般由大房东二房东代收，或由保甲长把持的房客联谊会收取。如上海市嵩山区八仙坊里弄的房客联谊会，由董跃良、陈培德等保长操控，他们以管理水电来统治居民。上海解放后，为稳定新生政权和社会秩序，党和政府采取逐步改造旧组织和旧人员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但改造后的组织与先前无异，其人员架构基本不变，依旧由旧保甲长担任，继续在摊派水费上为己谋私，不公开水费账目。党和政府急需通过破除旧有的基层组织的联系、规划，来解决自来水领域的乱象问题。

（三）其他因素。一是自来水设备年久失修。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日军侵占上海工厂企业，同时制水设备和地下管道被大量摧毁。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手上海自来水产业，也未及时修缮更新自来水地下设备。同时，上海地区的里弄大部分建在1920年以前，自来水相关设备大都老旧不堪。二是人口稠密、成分复杂。解放之初，上海全市人口多且密，这直接影响到居民使用自来水的效率。1949年底市区人口为418.94万，郊县人口为83.98万。同年，市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5万余人，人口密度最高的邑庙区达到每平方公里14.7万人，人口密度最低的徐汇区每平方公里也有1.8万人。举个例子，黄浦区宝裕里弄的一栋居住了18户家庭。这意味着18户家庭每日生活所需的水只能依靠1到2个水龙头。同时，市区人口的成分十分复杂。以嵩山区为例，棚户区内存在多种职业人群，如小贩、三轮车、乞丐、难民等。并且上海80%的人口从外地迁移过来，他们之间的职业、阶层、生活习惯、认知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这些都容易造成日常尤其是自来水问题上的冲突。

三、中国共产党处置上海自来水问题的具体举措

为了解决好上海的自来水问题，党和政府在群众自发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建立自来水管理会、居民福利会等组织，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同时，为了预防群众性组织的无序发展，还将它们统合于基层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之下，进行管理;最后是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好全市性的自来水统一管网系统。

（一）群众在纠纷中自寻办法。面对突发的自来水矛盾，上海里弄群众自发寻找方法，组建“自来水管理会”“居民福利会”“居民福利委员会”等自发性组织，力所能及地解决问题。仍以黄浦区宝兴里为例，上海解放之初，宝兴里仅有1支总水管、1只水表，但全弄90.5幢房屋中，一半以上是店面，人均不超过20人，少的只有8人;其余半数是住宅房，平均40人以上，多的有102人。依门牌进行摊派的话，住人多的房屋每人摊不到2000元，住人少的每人摊到15000元以上。同时总水管年久失修、管内淤塞，水管以东有20余幢房屋无水，但照付水费;部分居民趁水管锈烂、严重漏水而偷偷卖水;居民和洗衣房、理发店等商户承担着同等水价;大房东达利地产公司无故增收5%的水费作为手续费、车马费、印花税。这些情况引起居民愤怒，商号拒绝缴款，水费纠纷持续近1个月。

居民福利会在知晓居民诉求后，开展了核查账本、核对费用等活动，并调整了水费摊派方法。水费摊派方法可分为4类，即按房子幢数分摊、按人口分摊、采用基数制、采用分表制等。一是按房子幢数来分摊，因每幢房子居住人数或多或少，所用水量或多或少，按幢数分摊，人少的会吃亏。二是按人口分摊，存在一幢房子人住的多，但经济条件差，用水量小，并非是人口越多用水量越多的正向关系。三是按基数制分摊，即以每幢的平均人口作为基数，若每幢房子的实际人口在基数以下，按照基数计算;在基数以上的，按照实际人口计算。把每幢房子的计费人数累计起来，去除水费总额，得出每一计费人口应摊的水费，再按规定的计费人数计算每幢房子应摊的水费。这种方法相对公平，但在较复杂的里弄中，需要明确规定很多东西的计费基数。四是按分表制分摊，部分人认为需要补贴地下水管的漏损或单独从马路干管直接另接水管。依据宝兴里实际情况，居民福利会采纳“基数制”，发文征求居民意见，初步解决了近1个月的水费纠纷事件。在新的摊派方法下，增加了500名负担水费的人口，宝兴里居民每人平均负担从6800元降到4600元。通过群众性组织的妥善安排，居民对自来水及其价格的需求得到满足。其后，党和政府积极宣传、组织其他里弄参观学习，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群众性组织并积极引导群众自我解决。

（二）党和政府在统筹中积极整合组织。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群众性组织，为预防其无序发展，着手吸纳积极分子组成骨干队伍，调整里弄组织，直至成立基层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并由其统筹自来水业务。

首先，解散旧组织，积极引导群众自发性组织。由于房客联谊会等旧组织不能适用新政权和社会的需求，且党和国家对旧组织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于是结合反贪污斗争，清算操控房客联谊会的伪保甲长或恶霸等行为，举行坦白大会，破除旧组织的笼罩。与此同时，面对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现象，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宣传、组织参观。如宝兴里的“基数制”方法被报纸大量宣传后，吸引几十条里弄前来参观学习。

其次，吸纳积极分子，组建新组织。群众自发性组织因短期任务而建立，任务完成后，大都陷入到无序状态。为了有效统筹资源，党和政府从中吸纳积极分子，分期训练他们，并通过积极分子推荐的方法，发展新人。同时，密切关注群众的思想变化，以便预防群众对组织无感而孤立积极分子等。1950年11月，上海市进入冬防时期，冬防服务队开始组织活动，里弄的自来水管理便顺利从居民福利会转移过来。日常情况下，冬防服务队负责帮助居民代收付自来水费、免费修理坏水管和水龙头，以及向上级部门传达居民意见。冬防服务队成为党和群众之间重要的基层服务平台。1951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提出“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城市建设方针。同年冬，居民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此开始了接替冬防服务队的任务。居民委员会通常分为福利、治安保卫、文教、卫生、调解等5个工作委员会。在人口较多的居委会，自来水事务主要由其福利工作委员会中的福利组来具体负责;在人口较少居委会中，不设各种工作委员会，直接由居委会或水电管理委员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