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建党精神与上海

[摘  要]伟大建党精神首先是一种通过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史事叙事来体现的历史形式，同时，必定有一定的文化载体来表征它的历史存在。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党的创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百年历程中，上海既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地，又以其文化滋养了伟大建党精神，并作为百年党史中的先锋城市，不断传承和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党的创建；上海；文化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2）05-0034-0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党的创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百年历程中，上海既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地，又以其文化滋养了伟大建党精神，同时不断传承和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

一、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回望百年波澜壮阔的奋进历程，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对党的创建过程中所体现出精神形态的概括，既具有高度的意蕴特征，又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自五四运动开始，从中共上海发起组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再到中共一大召开宣告党的诞生，及至中共二大召开，标志着基本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先进分子经过艰苦努力、冲破重重阻挠，突破了一时、一地、一事的局限，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完成了建党伟业，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毛泽东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称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时说，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的形成，体现于党在上海创建的历史进程中。

（一）党在上海创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从此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而奋斗。毛泽东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宣告了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这个在长期积累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思想体系具有了现实基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并逐步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在当时的经济文化重镇上海具有突出体现。一是在上海，马克思主义得到较早而深入的传播，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1917年11月10日，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上海的《民国日报》就以“突如其来之俄国政变”醒目标题，报道了俄国“临时政府已被推翻，美克齐美党（引者注：布尔什维克）占据都城”的消息。此外，当时上海的《时报》《申报》《学灯》《解放与改造》《东方杂志》等都刊文对十月革命作了介绍。在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后，上海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作品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刊载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列宁的《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即《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节译）等。同时，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等开始出版发行《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的译本。二是在上海，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对近代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分析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风云、思考国家命运，为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奠基作用。在党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作用。陈独秀1920年2月从北京来到上海，5月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老渔阳6号成立，同时，由陈望道翻译的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11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一年，毛泽东在上海多次拜访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三是在上海，中共一大开幕，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从此有了自己的政治灵魂。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坚信的真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奋斗终身的理想。在上海，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因真理、理想而集聚，焕发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力量。

（二）党在上海创建，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开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句话的历史语境是满目疮痍的国家和灾难深重的民族，现实语境则是对党的革命实践和奋斗旨归的高度凝炼。近代上海是中国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最为集中的城市。青年陈独秀在《扬子江形势论略》中描述了列强瓜分下的中国，也表现出对地处长江口的上海的极大关注。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一大、二大代表，绝大多数是胸怀国之大者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中共一大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指导思想和革命纲领而言，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道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同样，毛泽东在《祝上海解放》中宣布，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由此，上海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意义，党在上海诞生后的百年奋斗历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党在上海创建，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体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其一，上海开埠后，中西交汇，华洋杂处，上海人民在浸染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也更为深刻地体会到民族矛盾和阶级压迫，从而产生更为强烈的斗争精神和锻炼出更为多样的斗争方式。五四运动虽爆发在北京，但其运动方式有一部分源起在上海。集会演说，散发传单，通电抗议，罢课罢工，抵制洋货，这些抗议方式在清末民初上海已不止一次被运用。五四运动后期，运动的重心也从北京转移到上海，成为工界商界等各阶层参与的革命运动。其二，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20世纪20年代，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4，产业工人占全国近1/5。然而，上海的工人们收入低、经济地位低下，为改善自身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很早就开始自发地进行斗争。如1920年5月起，因米价飞涨，上海相继发生罢工33次，参加工人达数万人。虽然这些罢工斗争多是个别的、局部的，多以工人失败而告终，但反映了工人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即着手启发和组织工人，于1920年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机器工会，并以《新青年》《劳动界》《星期评论》等刊物为阵地，研究和指导工人运动。1921年“五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和机器工会首次在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举行集会、在报纸上发表宣传文章、散发传单，引起当局震动，法租界巡捕房对老渔阳里6号进行了搜查。此后，在中外反动势力干涉和破坏的情况下，上海机器工会坚持开展活动，为工人申张权利，组织工人罢工，直到1923年遭到封闭后终止。其三，中共一大、二大在上海的召开也佐证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尽管当时上海“一市三治”，存在有利于革命活动的“政治缝隙”，但无论北洋政府还是租界当局，视共产主义为“过激主义”，为社会的最大威胁。“一大”在召开期间因巡捕突然闯入而不得不转移会场至嘉兴南湖。陈独秀分别于1921年10月和1922年8月两次在上海被捕。特别是“一大”后，全国包括上海的工运日益活跃，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愈来愈引起租界当局的警惕。1922年6至7月，租界巡捕逮捕工运领袖李启汉，查封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样的情况下，“二大”仍于7月16日至23日召开，每次会议不得不变换地址举行。党在上海创建，本身就是危墙下的使命使然，“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贯穿始终。

（四）党在上海创建，讨论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彰显“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格。人民性是无产阶级先进性的体现。“一大”决议声明，中国共产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对如何带领人民实现目标，如何完成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高度重视。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遵循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以严格的纪律规范党员行为和党内生活。“二大”党章作为党的第一部正式章程，开宗明义地指出，“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并进一步对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系统和组织原则，以及纪律和其他制度作出规定。比如，第四章专列“纪律”，要求“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要求“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提出了开除出党的6种情形。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自创建起就着力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一批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先进分子以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形成的政党，才能彻底结束中国近代以来一盘散沙的局面，把中国人民凝聚成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整体，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项光荣而艰辛的事业。

二、上海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高地，

上海文化滋养了伟大建党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首先是通过党的创建的史事叙事来体现的历史形式，同时，必定有一定的文化载体来表征它的历史存在。其中，上海文化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滋养了伟大建党精神。

上海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先行者和高地。在中国，如果要找一个代表近代文化艺术黄金时代的背景城市，这个城市无疑是上海。上海文化有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三个重要来源。很多学者概括了它们的特点，如将江南文化的特性概括为务实理性的开拓精神、开放包容的创新精神、精致柔美的审美精神；江南文化的务实精神，体现在江南人讲实学、办实事、求实惠、重实效等诸多方面；提出海派文化包括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契约合作的诚信作风、务实精细的产业品格、崇尚时尚的创新风气；红色文化具有内生性、丰富性、穿透性和传承性，等等。由于文化构成时间和空间上的交叠，这三种文化目前尚未有精准而有区分度的特点表述，但可以从不同向度来认识它们与伟大建党精神之间的关系。

（一）江南文化以江南地区的文化传统滋养了伟大建党精神。江南，地理上是长江以南地区，历史上的江南所指区域多次变化，但主要就是江、浙、沪、皖、赣几省所在地，接近于现在的长三角地区。江南自古气候适宜，物产丰富，宋代以后逐步兴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在江南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不仅是崇尚实用的态度，也是积极进取的精神，即务实、勤勉。以明清时的科举人才为例，松江府在明代共出进士561名，占江苏全省1/6，而江苏的进士数在全国排名第二。兴学重教，是这种实用理性精神下的具体措施。这也使得西方文明在明末传入中国的时候，在天文、数字、地理等自然科学方面，江南地区有建树的人颇多。据统计，阮元等人所编的《畴人传》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数学方面的学者220人，籍贯确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苏75人，浙江44人，安徽32人，江西12人，其他省份均不超过10人。上海无疑是江南的一部分，在这种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下，面对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开始面向社会、关注现实，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先进经验，并逐步内化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就从中得以淬炼。同时，江南文化中也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和不屈斗争的精神。明末清初政治家顾炎武讲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清末思想家龚自珍发出“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绝唱。无论是追溯到先秦时期吴越文化中的尚武精神，还是元末、清初在抵御外侮中体现出的视死如归英雄气概，及至陈独秀、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恽代英、张太雷、瞿秋白等来自江南的建党先驱，都有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如此忧国忧民、刚毅勇健，才得以完成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