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特别委员会研究

[摘  要]为加强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1927年2至3月，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调集精兵强将联合成立起义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下设特别军事委员会和特别宣传委员会。特委会在一个月内共召开30余次会议，后经特委会的精心策划和周密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具有苏维埃性质的上海市民政府。但由于联共（布）中央直接的错误干扰，加之特委会自身认识不够深刻、工作存在失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新右派屡屡让步，最终不仅使胜利成果得而复失，而且也使得上海市民政府被迫解散，特委会的历史使命也宣告终结。

[关键词]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陈独秀；大革命失败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2）05-0028-06

在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后，为精心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特别委员会（下称“特委会”），统一领导起义的各项工作，事关起义的重要问题都由特委会会议讨论决定。以往关于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研究或著作，或是侧重于研究共产国际对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决策影响，尤其是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出版后，相关论文出产丰富；或是强调特委会中的个别领导人物对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贡献；或是重在介绍第三次武装起义发生的经过。总之，既往的研究并没有把特委会作为专门的审视对象，对特委会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各项工作的决策演进与决策的后续影响言之不详。但综合各类史料可知，特委会成立后，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人的军事力量极大增强，宣传工作深入人心，不仅取得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而且召开了上海市民大会，一度领导建立了由共产党人主导的上海市特别市政府。

一、人员构成与机构使命

（一）特委会人员构成与嬗变。为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成特别委员会，成员有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暲等8人。特委会下设特别军事委员会与特别宣传委员会，分别负责军事和宣传工作。特别军委以周恩来为领导，另有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尔梅等4人，特别宣委以尹宽为领导，另有郑超麟、高语罕、贺昌（一说刘昌群）、徐伟等4人。后因工作需要，罗亦农、王一飞也先后进入特别军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特委会人员的构成有了较大调整。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武汉一时集聚了多位中央委员，瞿秋白、张国焘等有意将中央迁至武汉，以筹备、出席党的五大。上海的干部陆续向武汉集中，陈独秀、彭述之等均前往武汉。1927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派陈延年、李立三与维经斯基从武汉前往上海，与留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新的特别委员会。陈延年一行抵达上海后，于16日召开新的特别委员会会议，其任务是决定沪区工作计划，并报告中央。18日，特委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和李立三等联名签署致中共中央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特委会的使命宣告完成。

（二）特委会的议题变化。特委会一经成立就立刻担负起组织领导武装起义的任务，从1927年2月24日起频繁召开会议谋划武装起义，主要议题分为4个阶段。2月24日至3月4日，主要是对前两次武装起义的教训进行总结，确定工作任务，研究如何恢复党的组织、扩大宣传、扩充工人纠察队等起义准备工作；3月5日至3月21日，持续跟进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同时着手提出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名单、研究组建上海市民政府的问题；3月23日至4月11日，政治上全力组建上海市民政府、协商恢复上海城市秩序，军事上谋划如何应对蒋介石反动势力压迫、保存工人纠察队实力、预备可能发生的与右派势力的决斗问题；4月12日至4月18日，特委会进行改组，并根据武汉中央委员会《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总结特委会工作，提出上海区委的工作计划并报告中央。

（三）特委会成员的身份与能力。特委会英才云集，成员各有所能。陈独秀时任中共四大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其领导经验相对丰富，是特委会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据统计，特委会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共召开了31次会议，陈独秀出席了30次，每到会必发言。罗亦农时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兼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其领导能力受到党内广泛的认可，“罗觉从北方来，上海地方工作才得到适宜的人，而走上轨道”，周恩来在党的六大作军事报告时，也曾高度赞扬罗亦农“真是上海暴动的创造者”。

赵世炎、何松林、尹宽都是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成员。赵世炎时任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何松林时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部部长、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两人都是前两次武装起义的直接组织者。尹宽时任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部长，在前两次武装起义中负责起草了大量的宣传文字，承担对《平民日报》《工人快报》等报刊的领导工作。

周恩来、陈延年、李立三则都是由中共中央从他处调入上海的党内重要的军事和组织干才。周恩来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陈延年在中共四大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在任期间广东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工作经验丰富，成绩突出。周恩来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李立三曾经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曾任湖北区委书记、湘区区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也曾担任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书记，是五卅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对上海的工人斗争情况比较熟悉。特委会的其他成员也都在党内担任要职，工作各有侧重，能力水平普遍较高。

（四）国际支持。特委会的工作离不开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他们在1927年2月18日“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在上海建立政权的问题”，并且“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2月20日在同彭述之谈话时，“不仅提出了准备建立政权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变总罢工为起义的问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也多次讨论中国问题，还从西欧各国共产党中抽派指导员和顾问前往中国，并指派谢苗诺夫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的工作。对起义时机，莫斯科方面也有建议，“莫斯科来电不要在北伐军未来前宣布第二次罢工”。此外，经济上还拨给中共中央一笔可观的资金用以购买军械，帮助特委会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可见，中共党内有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调兵遣将组成特委会作为领导机关，组织机构得以健全，干部得到优化和加强；国际方面则有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以及派到中国的代表鼎力相助，从而凝聚起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强大组织力量。

二、注重政治宣传，营造起义舆论

针对前两次武装起义中政治宣传工作薄弱等问题，特别委员会专门配备了“阵容豪华”的宣传委员会，同时又根据斗争需要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一）明确宣传什么的问题。第一、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不足，群众对起义目的认识不明确，“特别是关于这次代表会议，不仅一般市民不理解，连工人也不知不晓”。陈独秀因此在特委会议上建议：“在将到时，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同有意义的。”两大口号就是特委会的中心任务，因而被确定为特委会的宣传口号。罗亦农对两大口号的含义作过解释：“其方法要各种民众自动的联合起来，以革命的民众力量自己制造法律，自己推出代表，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由这市民代表会议在革命爆发时产出市民政府，这就是革命的民众政府，革命的民众独裁制。”特委会的工作，根本上就是为了在上海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的苏维埃”。

（二）解决怎么宣传的问题。1927年2月24日晚，特委会首次会议就把前两次武装起义中宣传工作的不足摆到重要讨论位置，并最终将原因归结为2点：一是缺少宣传人员，二是宣传不够深入具体。周恩来指出“群众兴趣虽高，但缺人去宣传”，何松林报告“关于这次罢工，因宣传未深入，有很多莫明其妙的”。赵世炎也指出：“工人心理在此罢工中缺乏明确政治观念，同志虽较好，但大部分群众都不明了。”共产国际代表也很关注宣传工作，在报告中指出，“党的鼓动工作也很薄弱，总罢工期间没有以党的名义发表任何东西，甚至也没有散发传单；由中央通过各级党组织口头传达给群众的口号传达得很晚，而且走了样”，“给群众的只是一道空洞的命令”。

查摆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改进的方法。解决第一个问题需要扩充宣传队伍。罗亦农指出：“最重要的是宣传工作，区委不断召集会议，要普及到七八百人。部委要开活动会及支部会。”他在区委开会中也是多次跟进、催促组织宣传队。2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每日通讯提及，“各部委及工厂宣传队均已组织，现在扩充”，3月1日他在给特委会的报告中提到：“支部会各部委都开了三四个，宣传队无限制扩充，同志发展约二百到三百。”上海总工会以高度认真的态度组织宣传队，2月26日何松林报告说，当日规定“每组织员底下组十宣传队，为有计划的做宣传工作，并要有报告”。此外，党领导下的学生和妇女方面也高度重视组织宣传队，人数大幅扩充。

解决宣传方面的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特委会首次会议对宣传工作只有零星的建议，最终由陈独秀一锤定音，确定了宣传工作总的方向：“要造成工人群众中夺取武装的野心，工会也要有活动分子会。政治宣传，要赶紧做，党军大概不出十天，应赶快积极准备。”

宣传方面的问题在特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就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罗亦农在作工作报告时，就提纲挈领地提出如何扩大党的政治宣传问题。陈独秀考虑到当时军事动向多变、时事热点变化极快、工人教育水平低下识字不多等情况，要求出版新闻式的短小精悍的宣传品，还要求重视口头宣传。何松林认同口头宣传的方式，更细致地建议：“最好挑出二十人，每天将宣传大纲中的意思，专门去用口头的传达到群众中去（规定每天每人传十家，传达后即来报告）。”他还考虑到制造舆论环境，烘托工人武装革命气氛。赵世炎的工人运动经验丰富，深知宣传工作必须与工人关心的问题紧密相连，他建议：“宣传再紧要的态度，不要主观的宣传，而是要每天解决群众的问题，要出问答式的宣传大纲。”第二次特委会议上，宣传工作的施行方法已经初步确定，之后的特委会议在宣传方法上就转向编辑出版的技术问题，比如彭述之建议“文字要排得大一点”，赵世炎指出“《平民日报》则题目太冗长，排法不清楚”。随后，宣传工作很快就得到改善和发展，如赵世炎在3月1日的报告中说：“宣传品的分配，今天已大有起色，各工厂工会都有《快报》及《平民日报》看见。”

由于特委会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使得党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指导思想和斗争策略，能在工人和市民群众中得到普及，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阶段性胜利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三、军事准备及发动起义

（一）精心准备武装力量。前两次武装起义在军事上暴露出一些问题。有基层同志反映：“没有好好训练，枪又不多，太把人命[当]儿戏。”周恩来更是直言不讳：“第一次暴动完全是儿戏。”第二次暴动在他看来也不是群众性的暴动，因而招致了失败。此后，党充分认识到增强工人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并在特委会议上多次提及、反复强调。

第一，扩充工人武装。特委会采用非常有效的组织方法，稳定人心，很快就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1927年2月28日周恩来汇报说：“组织上，自卫团已有780人，已开小队长会议。”被视为主力军之一的自卫团此时的人数已大大超出预期。党和上海总工会也积极扩充纠察队的人数，还组织了上总纠察队委员会。到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基本的起义队伍已经组织起来了。

第二，加强起义工人军事训练。一是由上海区委发放《武装暴动训练大纲》并广为宣传，对战斗员的战斗素养提出要求，教授战斗员基础的战术动作和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与效力。二是举办军事训练班。在闸北宝兴路一座石库门房子中举办了为期2周的军事训练班，从工人中选调有军事作战经验的党员担当教员，周恩来还调来侯镜如专门分管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工作。“经过二十五天的训练，有一千八百名纠察队员可以使用武器了。”

第三，想方设法获取起义军械。特委会多处筹款购置必要的军事器械。经过努力，2月26日周恩来报告：“器械问题，今天已筹到款，明天可买三十[支]枪。”再有共产国际代表支援7000元，“关于扩充武器，已得哈米诺夫许要七千，但运输不便，改用款子”，后3月5日又有报告说：“器具今天下午收到一万三千款，明天预备去购买。”3月10日，湖北筹措的2万元捐款也发至上海可供购买军械之用，“湖北来信通知有二万捐款，要上总去正式领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