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建设“群众党”目标的确立与实践

作者: 王俊华

[摘  要]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建设“群众党”的目标,同时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群众力量。为实现这一建设目标,中共二大提出党的一切活动必须深入到群众内部、党员必须遵守铁似的纪律、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和训练等要求。中共二大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严明党的纪律、把基层党组织设置在社会最基层与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等实践探索,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共二大;群众党;基层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2)05-0045-06

作为群众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作为党的依靠力量。在政党与群众关系问题上,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群众党”的目标,这是我们党关于群众问题认识的第一次飞跃。中共二大建设“群众党”的探索,不仅助推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壮大,更实现了对社会底层多数人的发动和解放,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群众党”建设目标的确立

(一)“群众党”的提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已初步认识到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李大钊盛赞俄国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并“将风靡世界”。毛泽东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依靠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我们应该起而仿效”。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同样建议效仿十月革命的方法,与群众相结合,达成一种组织的革命。

1921年7月,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实行一场不同于“共和革命”的“工农革命”。但由于组织还不够完善,再加上地下斗争的秘密状态等原因,组织农民和士兵等问题并没有展开。

1922年7月,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群众党”的目标。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共二大虽然提出了建设“群众党”的目标,但还缺乏从群众中来的认识和向群众学习的自觉,还没有形成群众路线的认识论。

(二)“群众党”的内涵和外延。中共二大要建设一个“群众党”,谁是群众?在中国,群众一词早已有之,但“在整个古代社会,‘群众’从未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常用的政治学概念”。直到列宁的群众理论传到中国,群众才被赋予更加丰富的价值内涵。在列宁思想中,群众由哲学概念变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概念或政治概念,开始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执政活动联系起来,群众也由工农群众扩大为“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中共二大从实际出发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群众力量,进一步发展了群众概念。

首先,工人是革命领袖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其群众基础应当建立在工人阶级上。工人阶级是最具革命性和战斗性的群众。实践中,工人运动的发展让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工人们的伟大力量,相信工人“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其次,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对农民都抱有几分疑虑。难能可贵的是,中共二大认为群众应该包括农民,他们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如果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虽然中共二大认识到若离开农民,中国共产党很难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但还不够重视农民运动,未就农民问题单独作出决议,对工农联盟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此外,中共二大还认识到小资产阶级、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等都是革命的力量。最后,中共二大还通过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式加强与各革命阶级的合作,促使党到群众中去,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为“群众党”建设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可见,中共二大提出的“群众党”有着特殊的内涵和外延。从阶级成分构成来看,中共二大所提出的群众党不是单一工人成分的政党,外延比较广泛,但其并不是全民党。全民党的实质是通过否定社会的阶级性来否定政党的阶级性,鼓吹超阶级的“思想民主”。而中共二大提出的“群众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强调以马列主义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是把政党的阶级性、群众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的新型政党。

(三)“群众党”提出的历史背景。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国际背景来看,中共二大召开前后,正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在渡过第一次经济危机,并把俄国十月革命后在芬兰、德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镇压下去之后,相互之间又重新展开了瓜分殖民地的斗争。1921年11月,美国等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了协同侵略中国的《九国公约》。“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从国内背景来看,中国社会当时正处于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状态。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国家失去了统治中国的工具和代理人,于是开始各自寻找新的代理人,扶植地方封建军阀。而各派军阀为了自身利益,也分别寻找帝国主义国家作靠山。军阀割据混战使中国常年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混战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基于此,中共二大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要实现中国革命的最低、最高纲领,只有先进性还不够,需要通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有机统一,改变阶级力量弱小的现状。这就需要建设一个大的“群众党”。

此外,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也是中共二大提出“群众党”的重要原因。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针对战后资本主义趋于稳定的现实,第一次提出“到群众中去”,号召建立群众性共产党。中共二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积极回应了共产国际三大“到群众中去”的要求,提出建设“群众党”的目标。

二、中共二大建设“群众党”的探索

“群众党”是一个极具实践导向的概念,《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提到“要成为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谏训〔训练〕。”

(一)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历史证明,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政党是巩固的。“没有群众,一定失败,死无葬身之地。”党怎么样才能有群众呢?中共二大把党的命运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

20世纪初,饱受压迫、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无疑是找到一条最适合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面对风雨飘摇的中国,不同政治力量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鼓吹“武力统一”;其他各个地方军阀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则掀起了“联省自治”运动;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等人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主张“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的孙中山,虽仍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但护法运动因陈炯明公开举行武装叛乱以失败而告终……中共二大认为,解决时局的关键是必须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一体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纲领,不仅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而且成为团结各阶层群众战斗旗帜。而在群众具体利益上,中共二大还有局限性,比如对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尚没有认识清楚。

为深入群众,中共二大作了非常有实践意味的规定:“本党一切议员必须利用议员不可侵犯的身分权,参与议会外一切群众运动和违法的组织。每次示威运动发生,本党议员必为示威行列的领袖,跑在群众的前面。本党议员必须常常保持与群众的直接接触,每年必须到选举他的区域往返几次,召集选民开种种会议,演说政治经济国际等情形及访察群众的新要求。他们在议会中的演说稿,必须用一切工人农人妇孺都能懂解能动听的文字常常汇印成小册子,散布于城市与乡村。”

(二)必须遵守“铁似的<纪>律”。20世纪20年代初,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曾与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开展了一场关于自由、联合、法律与契约、阶级战争与权力集中等方面的激烈论战。论战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散漫,论证了组织纪律的重要性。中共一大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党的纪律”这一表述,但对党的纪律有所阐述,如党员由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必须有组织的介绍;党员被派到其他地区工作时,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等。

随着革命实践的推进,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一般纪律,才能避免无政府主义。所有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都会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损害“群众党”的建设。因此,中共二大党章专设了“纪律”一章,《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通篇讲的都是纪律问题,对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内容、纪律检查机关、纪律处分等做了奠基性规定。首先,表达了民主集中制的若干重要思想。在上级与下级、地方与中央、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等关系上,中共二大党章规定,党内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论述第一次表达了民主集中制的若干重要思想,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此外,规定了党员违反党纪的具体情形与处罚。中共二大党章规定,党员出现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等6项情形时,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将其开除。对于违反纪律,不符合标准的党员,党中央予以坚决、严肃处理。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因难以忍受严格的组织纪律而离开了党。

(三)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建设群众党的根本方法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共二大认识到,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才能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第一,中共二大把“组”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这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具有开创性意义。马克思对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在哪一层面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列宁在创建俄国工人阶级政党时,坚决反对把支部作为竞选工具,认为在“工人当中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分子所领导的地方党支部,尤其是工厂党支部,——这就是我们赖以建立起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核心的基础”,提出了按照生产单位来设置党的基层组织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党员人数少、影响小,不具备列宁所提出的按生产单位设置党的基层组织的可能性,所以中共一大对党的组织建设规定得非常简单,把党的组织机构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3个等级,没有明确党的基层组织。中共二大将党组织划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地方支部和组5个等级。其中,组是基本组织,“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虽然中共二大只规定“组”是基本组织,没有详细阐述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等,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积极探索。第二,中共二大最早提出基层党组织应设置在社会最基层的原则,为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指明了方向。为深深扎根于群众,中共二大规定组设立在“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也就是说,基层党组织必须设置在社会最基层。这一设置原则使基层党组织的布局十分严密,特别是紧贴社会组织细胞,保证了党组织深入到工厂、企业、学校、部队等各领域,确保党组织对本单位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领导、对党员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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