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林西报》中一则中共早期组织活动新闻的探析

[摘  要]《字林西报》曾于1920年9月报道一则中共早期组织活动的新闻，这是目前新发现的来自既非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又非共产国际和苏俄，而是第三方视域中的新史料。因报道时间就在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不久，又与中共一大召开有关，故笔者对其翻译后，对照现有相关史料，就此则报道中涉及到的几个问题进行探析，进一步论证：中共早期组织发起于上海，随后在其他城市发展变迁；这则报道辅证“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8月”；上海是“总部”（headquarters），是发起组；上海“总部”的主要负责人是陈独秀。

[关键词]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中共早期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2）05-0051-06

关于中共早期组织的性质、人数甄定、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群体形成考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群体的建党活动等已有不少论述，本文不再累述。不过利用在沪外媒史料对中共早期组织活动进行研究的文章却不多。尤其是《字林西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以下简称《密报》）因在沪的天时地利以及有获得独家新闻的特殊渠道，其报道的中国“布尔什维克”“过激党”等新闻也“间接”记载了“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情况。（文中楷体字皆由笔者翻译，文责自负）

《字林西报》1920年9月25日报道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活动——来自上海总部（headquarters）的报告》的新闻：

“据报道，督军李纯得到消息，布尔什维克的代理人（agents）在全国各地极为活跃，特别是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和广州。据宣传者说，其总部在上海，且主要代理人的名字也是众所周知的。

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已经知道，俄国革命者进入中国的公开目的是招收支持者；也可以推测，当局正在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

这则报道史料价值较高。首先，从新闻报道的特征来看，此报道距离目前公认的中共早期组织成立时间不久，时效性强。其次，就笔者所见范围内，该报道也是现有发现最早的来自既非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又非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而是第三方“他者”视域的新闻报道，某种程度更具有客观性。再次，通过与现存党史资料互相比证，发现该报道所传达出的新闻信息符合历史史实，这对研究党的创建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中共早期组织的表述是：“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中国国内先后有六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也在逐步地增加。”不过中共早期组织从初创、转变、厘正、成立，应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为，无论从时间节点，还是重大事项变动，以及早期参与者的回忆中，均缺乏明显聚变的标志点。这一点，从早期成员都很难说出具体的时间节点、确切的早期组织名称、具体参加人数等关键要素，也可得以证明。所以想把中共早期组织活动真实情况表述清楚，还是比较困难的，不过通过现有史料却可以大致概述出早期组织渐进的过程。

一、中共早期组织发起于上海，

随后在其他城市发展变迁

《字林西报》这则史料证实：中共早期组织从上海发起，最初是在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和广州5个城市活动“极为活跃”。但现有史料对各地早期组织的数量和指向有所不同。

根据中共一大召开前的有关档案，1920年5月，“东亚书记处”（计划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6个地区）开展活动。并在1920年7月4日前，“（东亚书记处）中国科……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打下基础”。不过俞秀松却记录说是上海与其他4个大城市：“1920年6月—8月，……上海与其他四个大城市（不含上海）……并推举陈独秀为临时书记……他被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虽然俞秀松所说总数也是5个，但除上海外的其他4个城市具体是哪4个，没有明确指出。

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在致科别茨基的信中却说早期组织已达6个。“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

1921年6月10日，张太雷又提到了7个省级地方组织——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州、香港、南京。新增香港1个地方组织。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共一大在上海、嘉兴召开。根据当时的“一大”档案记载，“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这“六个小组”就是后来所公认的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以及日本早期组织，上海作为发起组不在其列。黄爱军也注意到这种不同，“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中所记载的‘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显然不是仅仅指来自国内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应该包括来自日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份一大档案的时间被判断为“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作者为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

中共一大召开后，从施存统、陈潭秋等相关回忆史料来看，对中共建党前已有早期组织的数量和指向也不同。1921年12月，施存统的口供提到中共有8个小组（1个发起组；5个地方组织及海外2个组织）；总计60名学员，还说多1个俄国人。

其后的记录中，1936年，一大代表陈潭秋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称：“在第一次大会前，除掉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侨民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有上海、广东、长沙、武汉和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杭州等地只有个别的共产主义者。”他所提到5个早期组织活动的城市除北京外，与一大档案是一致的，但与《字林西报》新闻报道、舒米亚茨基及张太雷所指的城市不同。

由此可见，在当前已知的中共一大召开前的档案史料中，包括《字林西报》这则新闻报道，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和广州的建党活动“极为活跃”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是随着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到中共一大召开时，国内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6地“正式成立”了早期组织，派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对中共早期组织缺乏统一的标准认定，也是档案史料中早期组织的名称、成员、数量等关键要素均表述不同的可能原因。

二、这则报道辅证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8月”

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时间，学界普遍认同成立于1920年。但具体月份在认识上曾有5月说；6月说；9月说等不同。部分学者还认为早期组织创建是一个过程。也有个别学者认为“中共1920年创建说的合理性不足”。现一般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表述，“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可以说，《字林西报》此则报道也为“8月说”提供辅证。首先报道中将上海称为“总部”，说明当时上海总部，即中共上海发起组已经成立了。其次从“编辑语言”来看，这则新闻虽不在头版，却也在其他版面的头条，说明它的“新鲜度”“重要性”还比较强。一来英国政府特别关注苏俄布尔什维克在华活动；二来1920年9月发行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已经“公开、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字林西报》刊发此新闻的本意或是想引起公共租界当局重视并加以防范，却也间接记录了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及上海的地位。

另因这则报道刊发在1920年9月这个时间节点，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史实发现，北京、天津、汉口和广州，包括成立早期组织较晩的长沙和济南，都在1920年秋举行了具有一定标志性的建党建团活动，具体来看：

1920年8月，俄共（布）党员领导成立了北京革命局，负责组建北京早期组织。10月，李大钊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参加了这个组织。其后，受北京早期组织和李大钊的委派，张太雷于1920年11月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组织。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第二期（1921年3月20日）记载，“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以相当篇幅引用了天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会议记录（共六次）”，可见其“极为活跃”。

汉口是武汉的早期组织主要活动地，武汉早期组织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最先发展并较早成立的地方组织。“1920年秋，刘伯垂、包惠僧、陈谭秋、董必武、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等7人在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会议上，刘伯垂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相关事宜作了介绍，并传阅了自上海带回来的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一共15条。”具体是哪月哪天目前未知。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经历了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于1921年3月由陈独秀与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正式组建。在此之前，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广州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积极响应。谭平山等人认为，第一步应先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以青年团作为党的外围组织，逐步发展党员。同年11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成立。

《字林西报》报道中没有提到长沙和济南两个城市。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1920年）11月，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易礼容、贺民范、陈子博6人秘密创建”。济南的早期组织虽成立更晚，约在1921年春才由王乐平推荐的进步学生王尽美、邓恩铭建立，但1920年11月，王尽美、邓恩铭组织成立了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以广泛吸收进步青年研究革命理论，迈出山东建党活动的重要一步。

由此可以看出，《字林西报》这则新闻的发布时间1920年9月25日是一个关键性的时间点。就在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积极推动各地先进知识分子创建早期组织，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和广州“布尔什维克的代理人”“极为活跃”，这个消息被《字林西报》获得并予以报道。报道后的历史进程，即1920年10月至11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党建团活动，也证实了“极为活跃”。那么，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运作时间来看，距离9月25日较近的“8月说”是最为可能的。

三、上海是“总部”，是发起组

《字林西报》报道：“据宣传者说，其总部在上海，且主要代理人的名字也是众所周知的。”“总部”（headquarters），应是一个有系统、有组织、有领导人的“早期组织”（或中央革命委员会或中央革命局）。这个“总部”就是指中共第一个早期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

《字林西报》这则报道也为中共上海发起组这个“总部”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支撑史料——上海“总部”的定位应是在“东亚书记处”指导下，经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认同，并随着对各地早期组织的指导而逐步确立的。

“维经斯基是于1920年4月5日到达上海的。”“在5月成立第三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中国支部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各支部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里提到的几个地方还没主次之分，上海应该还没被确定为“总部”（或中央）。

维经斯基曾在1920年8月17日的信中说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且有陈独秀。“‘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绩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原俄文编者在注释中说：‘革命局的人员组成不详，在5名中国革命者当中肯定有陈独秀。’”“除魏金斯基外，陈独秀自然是主要的人员。……他在一封信中说陈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