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阅读：上海里弄图书馆的兴盛（1949—1965）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基层文化组织形式之一的里弄图书馆在上海广为建设。里弄图书馆的数量在“大跃进”时期达到顶峰，经过合理的资金筹集与制度化建设进行整顿后，其发展步入正轨。里弄图书馆以定向阅读补充娱乐性阅读，实现宣传空间与文化空间的统一，受此影响，民众对集体事业的积极性大大提升，同时强化了对文化的自觉追求，尤其是青少年的阅读习惯与精神风貌有所提高。由此，里弄图书馆从文化建设的空间、质量和理念上推进了大众阅读。

[关键词]文化建设；里弄图书馆；大众阅读；定向阅读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2）06-0032-07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在文化改造中存在复杂性，同时，中共对宣传策略的高度重视令自上而下的阅读纠偏成为必要。以居民委员会与扫盲运动为基础，上海大规模成立里弄图书馆。相较由地方政府直接资助与支持的市区级图书馆，里弄图书馆主要由居委会组织，属民办公助的集体文化事业。其模式上的多元主体参与，功能上的免费阅读开放，分布上的一地划设数馆、规模空前，在基层担负起整肃阅读乱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任。

图书作为小媒介，成本低廉，覆盖面广。目前，学界对阅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书籍内容或读者群体，且多关注于报刊这一阅读载体的传播作用，少见对阅读所涉基层机构的研究，加之现有对1949年后基层文化建设的研究，鲜有论及里弄图书馆。而作为阅读行为的发生地，里弄图书馆关系到如何改造被视为“乌合之众”的里弄居民。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分析里弄图书馆的制度建设和阅读实践，从而探讨大众阅读何以成为可能。

一、里弄图书馆的勃兴与制度完善

作为正式术语，“图书馆”一词在晚清时期才广为应用，于此之前，古代图书机构更倾向于昭显密藏性质，凸显图书主体。近代图书馆更注重文献的流通、使用和传播。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阅读普及的针对人群逐渐走向多样。里弄图书馆是上海政府力图满足市民对科学文化需求的努力成果，其建设脉络清晰可辨。

（一）里弄图书馆的两个建设高潮（1951—1959年）。上海是印刷出版业的中心，书刊行销便捷，而1950年后学习运动的频发令读者数量激增，“书刊出版与销售的数量正在一天天增加，读者也一天天地激增”。循社会文化与阅读群体之变，建设大量基层图书馆成为必要。

上海民间的小规模里弄图书馆建设自1951年始。上海本地报纸《亦报》报道，早至1951年3月，余姚路517弄居民互助会即举办了图书馆，“内有多种的书报、小说、图画册子等，这些书报图画等有深有浅的，因此适合居民们的文化程度”。此后，依靠各区民政科和文教科的配合，新华书店主导的里弄图书馆的建设工作取得进展：“本市已有七个里弄成立了图书馆，有四个里弄已筹备完成，尚有廿八个里弄已与该店先后取得联系，并进行了筹备。”图书馆大多藏有图书三五百册至1000余册，读者从三四十个到数百人不等。

依据“图书馆是党和政府向广大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的助手”的苏联模式，1951年9月20日，里弄图书馆数量增加到33个。1952年，文化局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市共有里弄图书馆316个。与此同时，在市文化局的部署下，上海图书馆、人民图书馆和少年儿童图书馆开始开展图书推广工作，大规模建立流动图书站，开设图书外借业务，书刊流通的数量和范围大大扩展。而在新华书店擘画的宏伟蓝图中，上海的2000多条里弄最终都将成立图书馆，从而掀起了里弄图书馆建设的第一个高潮。

1952年，上海市文化局总结出一套里弄图书馆的建设流程：里弄居民须在居民委员会文娱组的领导下，选举出筹备委员会，进行宣传动员与计划制定。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未发现具体遵循案例，经费、室址和人员来源也缺乏明确规定。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兴起，因为无多余力量可供抽调，各区里弄图书室工作暂缓进行。

1956年7月，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指出图书馆收藏要“向广大人民开门”，此时里弄图书馆实现了从有而盛的发展。1958年3月25日，在各行各业的“大跃进”热潮下，全国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工作“跃进”大会在京召开，会议精神传达到上海，引发了书刊流通的高指标制定。略显紧张的“生产社会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氛围推动里弄争放“卫星”。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喊出了“网布全区，遍地开花”的口号，掀起了里弄图书馆的第二个建设高潮。至1959年10月1日，上海2300多个里弄全部建立起民办图书馆，提高了书籍的流通量，扩大了教育面，但不良后果很快显现。

（二）里弄图书馆的顿挫与制度化建设（1959—1965年）。图书馆的发展需要持续不断的资源，离开上级单位的支持，很难实现长期有效的资源整合。如何稳定读者，形成书籍供应链，满足市民的阅读需求，成为这一时期的难题。

仓促抢建的图书馆质量欠缺，难以维系工作。据上海市文化局的统计显示，1960年3月至7月间，现有图书馆中读者较多，且能配合地区中心任务开展宣传工作，馆内干部稳定，业务上能经常增加新书的“一类馆”仅占1/5，在这4个月内，里弄图书馆数量减少了30%。

各区情况也不容乐观，暴露了很多问题。如闸北区图书馆几乎无人负责，新成、长宁二区由于居民委员会调整，民办图书馆总数较3月减少50%。此外，提篮桥区坦承缺乏经费，图书馆里“看来看去就这些书”，读者“没动力”，管理人员也“不感兴趣”。虹口区则指出“群众干劲虽然很大”，但对图书馆建设“思想认识不足”。大部分里弄图书馆的创办虽速，但日常维护既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又缺乏统一的规章制度，权责不清，以致大量里弄图书馆关停。群众评价道：“图书馆像阵风，有头无尾。”

由于图书馆后劲不足的顿挫，又鉴于居民捐献经费的不可持续性，1959年9月，上海市文化局正式下达《整顿民办图书馆与书摊的意见》，以破除资金难题，要求各里弄图书馆努力通过“大家看书，大家买书”的方式自筹经费，通过有偿借阅、集体借书证、义务馆员的形式，致力收支平衡。这一运营思路成为当时解决经费问题的核心举措，同时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并确定它受区政府文化科和所在街道办事处的双重领导。在此次整顿中，234个里弄民办图书馆关停。

为改善里弄图书馆缺乏专人负责和系统指导的局面，在文化部门的要求下，区图书馆加强业务指导。1962年2月出台的《上海市文化局关于加强街道里弄图书馆工作的意见》和正式实行的《上海市街道里弄图书馆工作条例》，明确居民“有阅读需求”，同时在经街道办事处批准、区文化科备案后，方可成立里弄图书馆。1964年1月，市文化局编印《关于本市街道里弄图书馆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随后市委宣传部要求全市宣传和文化部门认真重视、加强相关工作。曾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的孙秉良在回忆中也证实，一部分有条件的里弄图书馆在整顿后确得以巩固。

到1965年，上海地区已建成347个里弄馆，藏书104万册，每天接待读者十余万。从此，里弄图书馆事业有了系统的规章指导与案例遵循，进入平稳发展时期。这既是对市民文化水平发展的客观反映，同时也是拓展学习教育的尝试，两者相辅相成。

二、里弄图书馆大众阅读的市民实践

在使上海市民普遍参与阅读上，里弄图书馆的公共属性尤为突出。对书籍选择和阅读引导的进一步强化，直接影响市民阅读的可能指向，又加以种种活动与宣传烘托阅读气氛、弘扬建设精神，形成图书馆的空间建设，最终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

（一）内容定向：通俗性与理论性的平衡。里弄图书馆的图书主要来自捐赠与调拨。为稳定书源，文化局规定，订报由解放日报社协助，书籍以图书采购证明信向所在区新华书店采购，从而形成一套以书店供应为中心，各单位购买为主、接受捐赠为辅的机制，但公众需求与图书供应仍存在一定错位。

图书馆常以书刊数量和空间布局进行阅读引导。管理员选择书籍的首要标准是政治取向。据上海图书馆调查，长宁区春光坊图书馆购买了《雷锋日记》《红岩》《谈谈阶级斗争》等书，馆内毛泽东著作被集中陈列，突出摆放。但在具体借阅中，某馆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著作10个月中仅借阅3册。部分居民喜爱阅读连环画和通俗小说等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书，甚至有一位大婶由于天天到图书馆来看连环画，“文化程度逐渐提高，有时还能担任图书管理员”。上级图书馆也无奈指出，当前仅购买理论书籍的做法，和群众兴趣需求相脱节。

为使市民克服对晦涩的理论书籍的畏怯心理，里弄图书馆出台应对之策。首先从价格入手，“借阅图书每次收费一分，但毛泽东著作免费阅读”；再则限制借阅连环画的时间和数量；或以集体带动个人，组织毛泽东著作读书小组，积极分子带读，开展竞赛。小说《样样管》中的里弄图书馆管理员丁宽伯，在阻止不良书籍渗透到儿童中时指出：“引导他们多看革命书籍，用无产阶级思想占据文化阵地。”

定向阅读非单指政治阅读，也指以廉价且便捷的图书供给，提高市民的基础知识水平。里弄图书馆为专业人员提供大量读物，“半年内已有16个馆做到把书送上门，共送图书13660次，把群众喜爱的与需要的图书送到各个生产小组、托儿所、食堂、民办小学等单位”，保育员、教养员、炊事员由此得以获取有关读物；工人从里弄图书馆获取加工生产所需的科普读物，“协成拉丝厂工人唐国忠，从图书馆借到一本《拉丝技术手册》有效地帮助他改进操作方法”。由此，里弄的集体事业更为兴盛。

里弄图书馆对书籍的整合与流通，与这一时期的出版业改造与宣传网建设相适应，巩固了扫盲运动的成果，为阅读提供了便捷且可控的途径。通过阅读革命性与思想性的著作，市民既能获得一定趣味，思想政治学习也能得到加强。

（二）场所布新：阅读空间的改造。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存在不少随处摆设的小书摊，摊中图书租价低廉，“错误百出，印刷低劣，字句鄙俚，似通非通。但一天到晚，很有主顾”。查处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是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重要一环，为除旧布新，里弄图书馆开始改造阅读场所。

“与传统阅读具有私密性和封闭性的特征相比，大众阅读形成的重要标志在于公共阅读空间的出现。”上海里弄住宅居住密度高，故一部分里弄图书馆不得不蜷缩于狭窄的角落，最初“只用二条凳子，几块排门板一铺”。在资金和人员得到保障后，为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里弄图书馆进行一番修缮装饰，“里面悬挂着国旗、领袖像……俨然是一个小小的礼堂”，部分图书馆内以悬挂毛泽东语录、张贴借阅规则、展览读者阅读心得等方式营造氛围，并添置日光灯、黑板和时钟等器具。《文汇报》中提及杨浦区平凉路第五图书馆环境敞亮，秩序井然。绝大多数里弄图书馆能够划分出基本的阅览区与藏书区，满足读者的阅读要求，并使其从单纯的阅读空间，成为嵌入市民生活的文化组织。

在宣传媒体难以普及的基层，图书管理员在某种程度上担负起“宣传委员”的责任。作为了解政治动态的场域之一，图书馆管理员用黑板报宣传上海市委会议精神；全民炼钢时，他们就用大字报和黑板报向居民介绍积极分子；在配合青年支援边疆活动中，各馆又推荐了“好儿女志在四方”“年青一代”和“远方青年”等图书和故事，有的馆还将赴疆青年寄来的照片和信件加以展览，如此种种，对图书馆空间的改造成为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的行为指向。

里弄图书馆从阅读场所上取代以往的租书摊，以规章制度鼓励借读，并以种种布置营造宜于长时阅读的环境。除此之外，其中所陈列的黑板报、幻灯片和展览等均拓展了市民的阅读范围，自上而下既形成各馆的独具特色，又具有高度统一性的空间营造。

（三）思想转变：组织阅读下的政治实践。 18岁的年轻姑娘王龙英不愿接受里弄委员会分配做剃头匠，但自从参加梅芳里图书馆组织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后，她学习了《反对自由主义》《为人民服务》等数篇文章，对剃头的看法从“没有出息”转变为“光荣”，决心干一辈子理发员。这一转变的缘由与过程，与里弄图书馆的引导密不可分。

利用民众日常生活的余暇，里弄图书馆这一新事物使市民提高政治认同，实现思想的转变。王龙英仅是受里弄图书馆影响的成千上万市民之一。1959年5月，普陀区的民办图书馆工作竞赛中，首条标准即是“要求贯彻‘办事处做什么，图书馆就宣传什么’的方针”，紧跟时事，而里弄图书馆对长时间身处里弄的退休工人、家庭妇女与少年儿童的影响尤为显著。朱桂英作为6个孩子的母亲，曾经对集体活动毫无兴趣，但她受解放台湾相关书籍的影响，过去是家庭妇女的她主动参加了民兵队和女子篮球队，“我们要把身体练好，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与王龙英相似，她也受到图书馆的书籍影响，改变了自己对事物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