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史料的分类与特点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是党史研究的热点课题。长期以来，可供学者利用的海外史料包括俄、英、法、日、德、荷等不同语种，中文史料则涵盖档案、报刊、书信、日记、文集、回忆录与口述史等多个类别。由于创建史史料存在原始档案稀缺、回忆录数量繁多、文本内容歧异等特点，治史者须加强对史料内涵、形成过程及版本差异的考辨，在“一切史料都是史学”的新理念下拓展搜集史料的视野，立体而细腻地还原“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的完整过程。

[关键词]中共创建史史料；中共一大；史料价值；史料利用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2）06-0024-08

由于在1923年之前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中文档案遗失，党的创建史研究（以下简称创建史研究）通常使用的档案文献主要译自国外。长期以来，创建史史料存在原始档案稀缺、回忆占比较大、同一文本内容歧异等特点，更为复杂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史料后来又经过编纂者或作者本人的增删修改，增加了研究者在使用时的辨析难度。鉴于此，笔者专门梳理创建史研究领域各类史料，考辨其性质、特点及利用价值，以期继承考镜源流的史源学传统，进一步拓展该领域的研究，也为有关方面研究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提供历史素材。

一、外文档案文献及其史料价值

（一）源自俄罗斯的资料。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所藏俄文（德文）档案弥足珍贵，其中囊括大量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资料。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陆续翻译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正是源自该馆档案中的一小部分，其中第一、二卷包含了一大批史料价值极高的创建史档案文献。以1997年出版的第一卷为例，该卷总计收录205份档案，其中98%为首次公布，有学者称誉该书的出版“开启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一个新阶段”。不过，也有学者提示须注意档案中个别词语翻译不够准确的问题，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核对原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有两类档案集中涵纳了创建史史料：其一是全宗495目录15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档案。该目录有803个卷宗，包含自1920年起俄共（布）、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与在华代表之间的通信和报告；其二是全宗514“中国共产党（1919—1946）”档案，其下有4个目录，第1号目录包含1165个卷宗，第13号卷宗就是著名的俄文版中共一大档案文献的来源。

21世纪初，中外学者在俄国屡屡发掘并翻译了一些创建史原始文献。例如，中国学者李玉贞发现了1921至1923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4份文件，俄国学者K·B·舍维廖夫发现了《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和有关中共建党的9份文件。张太雷、俞秀松、邵力子等早期党员的部分个人档案，也被中外学者翻译和利用。不过，在俄国首都莫斯科和各地方尤其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档案馆中，仍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相关原始文献。

2012年以后，随着党史研究趋热，国内研究机构多次组织人员赴俄国收集资料并组织翻译，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在该方面颇有建树。其一，2016年，根据俄国档案整理的《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出版，其中收录的多数档案系首次在中国公开。其二，经过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长期交涉，上海方面将该馆所保存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起初名为《华工醒时报》）扫描件整理回国。该报由中共党员和联共（布）党员联合主办、在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赤塔创刊，自1922年至1938年间共发行1288期，预估总字数达2500余万字，文章内容涉及中共二大至中共六大期间的历次重大事件。其三是发现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吴廷康在1950年出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专著，其中提及中共建党情况。其四是由俄国侨民谢麦施科等人在1919年创办并获得苏俄布尔什维克资助的《上海俄文生活日报》。该报是布尔什维克在远东重要的宣传阵地与工作机关，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设于报社内部。1920年春，维经斯基协助陈独秀建党时使用的身份便是该报记者。因此，该报值得系统整理挖掘与深入利用。

（二）英文资料。目前，英文资料对创建史研究的推进作用在既有研究成果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由于中共建党在当时是一项秘密行动，处于萌芽状态的党组织具有规模小、参与者少、活动范围有限等特点，因此其国际影响较小。在已发现的英文史料中，虽有不少内容涉及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轨迹，但材料大都较为分散、简略，有的还存在猜测或不实成分。因此，它不像20世纪90年代从俄国整理刊布的档案资料对研究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英文史料中，也常有一些可供研究利用的旁证信息。

首先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Daily Report）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Annual Report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以下简称《警务日报》和《工部局年报》）。《警务日报》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编制呈送总办处的动态简报，时限上起1907年1月1日，下至1938年6月30日。1919至1922年的《警务日报》涉及上海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思潮及团体发展、苏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沪的宣传活动等内容，该报还对陈独秀旅居上海期间的社会交往与行动轨迹也有密切侦查。这些“侦探”性质的密报能对公开刊布的中文史料提供重要印证。例如，1920年9月29日工部局警务处已探明陈独秀等人在法租界新渔阳里6号举办工商友谊会的内幕，并获悉《上海伙友》周刊将于同年10月10日问世。不过，使用《警务日报》时应结合其他史料进行谨慎考证，否则容易出错。比如，有研究者看到该报在1920年8月22日记录的一则信息称：陈独秀正在“安徽籍人士中筹建一组织”，据此认为该情报侧面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是1920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事实。但实际上，陈独秀在8月发起的皖籍团体是“旅沪皖事改进会”，此一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废除督军、驱除军阀倪嗣冲，而非创建共产党组织。当时，该事件已被国内的主流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可见，研究者在使用外文资料时不能忽视常见的中文资料。《工部局年报》在1861至1943年之间每年发行一册，其中1919年至1922年的相关报告和会议记录等材料涉及中共创建前后上海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工人运动、工会社团等内容。

其次是“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19—1948”（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1919—1948），由英国学术出版社（Adam Matthew Digital）提供数据库。其中的子数据库——“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汇集了一批可供创建史研究利用的英文资料。据笔者初步查阅，英国外交和情报部门收集有关中共创建资料涉及苏俄布尔什维克在华行动、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刊物传播状况、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与苏俄使者之间的联络等方面。细致挖掘上述资料固然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但是，也需注意档案中自相矛盾或主观臆测的部分。1919年6月英国外交部门获取了一份在1918年11月30日形成题名为《布尔什维克在远东》（Bolsheviks in the Far East）的文件，其中记录了约20位布尔什维克在中国频繁活动的情况。但不久之后，由新加坡发往英国驻华使馆的一封密函指出，这份名单存在较多谬误，甚至将一些北洋政府官员如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也“归类作为布尔什维克”。此外，威斯康星大学所藏的《美国外交文件集》中1919年至1923年间有关中国的史料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其中一些信息涉及苏俄与东亚国家关系、中国政治军事活动及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变动等内容，能够为创建史研究提供“他者”观察视角下的背景资料。

（三）源自日本的资料。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政府密切关注所谓俄国“过激派”活动，其警察机构严密监视东亚各国共产主义者的言论行动，因此保存下来一批相关文献。2018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东京国立公文书馆藏的部分资料，整理出版了《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日文档案的翻译出版对于从外部观察中共创建历程提供了一条新的史料线索，对研究的深化作用毋庸置疑。但遗憾的是，该书在编纂时未将搜集到的全部日文资料尽数囊入其中。由于创建史资料的复杂性及日文档案的“侦察”特点，研究者在使用时还须注意仔细辨析。在此试举一例：从“外秘乙第九九五号”文件即《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行动》一文来看，日本警视厅在1921年6月29日报告，“中国共产党”将召集全国各地方代表到上海举行会议，会议地点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由于该情报中的会议时间、地点均十分接近中共一大的召开时空，而所谓“亦有日本人参加”也极易使人联想到旅日代表周佛海，因此难免使人误以为“该党”是指中国共产党。其实，该情报的日文原件题目应有不同译法，且文中提及的芜湖、安庆、镇江、蚌埠等地团体与中共早期地方组织明显不符。因此，不能因该件题目译为“中国共产党”，就推断其是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周佛海、施存统等人旅日期间，日本警方秘密监视他们与上海方面的书信往来。这些监视信息和施存统在东京被捕后提供的供述记录，对于弄清楚创建史上一些疑难问题也提供了材料。例如，1921年4月19日，周佛海从鹿儿岛致信施存统传达了陈独秀的来信指示，任命周、施二人为中共“驻日代表”，“负责与在日本的同志联系”。由此可知，旅日中共早期组织是根据陈独秀的建议在1921年4月成立的。随着档案数字化发展，研究者还可以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查阅《外事警察报》，该报系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搜集各方情报和新闻讯息编辑而成，以月报或隔月报形式发行，其中包含可供创建史研究利用的若干原始资料，此类日文史料可与中文、俄文史料结合使用。

二、各类中文史料及其价值

（一）档案资料集。创建史领域诸多专题研究得以不断拓展，受益于既有档案文献的深入利用。如下几种大型中文档案资料集构成了研究的核心材料，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等。202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首批文献集收录了建党时期的重要文献，“一大”以前形成的部分文献作为“附编”收入第1卷。上述档案资料集具有史料价值高且体量大的特点，但各集收录的文件有一些交叉重复。同时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至1999年之间由各省档案馆与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套史料近年来已得到学界高度重视，但由于收录的1923年中共三大以前党的文献极为稀少，而主要是群团文件及报刊资料，目前尚较少被创建史研究者利用。

（二）专题资料汇编。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创建史专题资料集陆续得到整理出版。其一是各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资料汇编。过去，党史著作将“一大”以前成立的各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在1987年以此为题目发行了两卷本《共产主义小组》，为研究各地方“小组”起源提供了资料。陈绍康编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迄今关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为详细的专题资料集。此外，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湖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等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都是研究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

其二是“一大”专题资料汇编，其中声名最著者当属1980年至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册《“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系属全套24册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之列。三册书选编的内容各有侧重，第一册以党的决议、文件和党报、党刊文章为主，第二册以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和访谈资料为主，第三册增补了一些党内文件与回忆录，并添加了“一大”前后的大事记。此外，《一大回忆录》《中共“一大”资料汇编》也得到较广泛利用，但这两部资料集均存在编者根据事后情况进行删改的问题。

其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汇编。五四运动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共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田子渝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和康文龙主编《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 1917—1927》是篇幅较大的资料集，史料价值高。由于报刊是思想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应注重直接从当时的报刊采择史料，这些报刊有《共产党》《新青年》《星期评论》《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广东群报》《北京大学日刊》《新潮》《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海伙友》《救国日报》等，以及有关中国工人运动的刊物——上海《劳动界》、北京《劳动音》、广州《劳动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