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内容提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科学认识与把握，应坚持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在历时性视域中探析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的特征及原因；在共时性视域中研究其各组成部分之间交融互通的结构性关系，提炼跨越时空的精神基因。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鲜明特征，而且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重要视角，有助于科学认识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传统，汇聚形成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合力。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①这一重要论述突出了立足新时代研究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和党的光荣精神传统的重要意义。

自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②概念以来，学界就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展开积极探讨，形成了诸多成果。学者们或者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某一种具体精神形态开展深人研究，或者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进行整体性研究。就当前研究而言，在认识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方法层面还有进一步拓展空间。有学者在研究中提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具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特征 ① ，但未厘清该命题中关键概念的学理内涵，有待于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因此，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厘清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语境中“历时性”与“共时性”范畴的学理内涵，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视域下研究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学理内涵

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内在地蕴含着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科学思维方法，为学界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视角。时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时间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过多探讨 ② ，但是，对于时间及时代的高度敏感和根本关切始终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工作。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以深沉的时间感，或者说时代感和历史感为根基的科学理论。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

1872年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过时”问题的一段评说蕴含着辩证理解“历时性”与“共时性”这一对矛盾范畴的科学方法：“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③。这段表述清晰地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高度敏感的“时间意识”，他们重视捕捉时代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并根据这种新变化结合实际地应用“一般原理”。在注意把握时代变化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强调了《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时代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矛盾发展阶段。这段表述蕴含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辩证统一，是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时间观的密钥。只有将不断更新着的历时性的具体实际与保持不变的共时性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时间、时局及时代的科学把握。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辩证时间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遗产，也是后人发展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南。在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视域中研究与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就是要继承、遵循和应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辩证观点和科学方法。

鉴于“历时”与“共时”这一对概念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直接出现，而是首先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和荣格的心理学研究中被创造性地使用。因而，在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引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语境时，首先要厘清这一对概念在原初语境中的学理内涵，为这种话语移植提供学理支撑。从学术史视角看，最早在学术研究中引入“历时”与“共时"这一对概念的是语言学家索绪尔。索绪尔把语言视为一个有机的系统的整体，认为语言具有“历时态”和“共时态”两种存在方式。在索绪尔的语境中，关于语言的历时性研究是指对语言系统按照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顺序进行动态演化分析，重视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关于语言的共时性研究则是指对特定时刻的静态语言系统的要素、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抽离时间变量是开展共时性研究的前提。简言之，在索绪尔语言学语境中，“历时性"研究着重考察研究对象（某一有机系统）动态变化的历史过程，“共时性”研究着重考察研究对象瞬时静态中的要素、结构及其相互关系。①索绪尔基本奠定了“历时”与“共时”这一对概念的基本内涵。其后陆续有学者将这一对概念应用到伦理学、文学、文化理论、建筑学等领域，沿用了索绪尔赋予二者的原初意涵。索绪尔语言学语境中的“共时性”与“历时性”概念范畴的前提是将语言这一研究对象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的整体。因此，如果将索绪尔语言学语境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范畴用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那么就需要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视为一个有机系统，注重对其进行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语境中的“共时性”概念意涵比索绪尔语境中的“共时性”概念更为丰富，与荣格心理学中的“共时性"范畴具有某种意涵上的交集。在荣格心理学语境中，“共时性”概念表征着某种超因果关系的关联法则，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相对于心灵是“有弹性的"②。荣格心理学语境中的“共时性现象"指向同一主体（某个人）或者具有高度亲缘关系的不同主体（亲人之间）在不同时刻的共同体验，这种主体间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中涉及的主体关系具有高度相似性—作为整体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类似作为单一主体的个人）或者中国共产党内部不同代际或不同地域的群体（类似作为不同主体但具有亲缘关系的亲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可能由于遭遇相似的历史情境而达成某种“共时性"的情感体验，在这种共时性情感体验中新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达成了对先辈的感同身受的“共情”，并将先辈创造的精神资源在当下的体验和实践中激活、运用与发展。这就使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中使用“共时性”概念具有了情理性基础。

当中国学界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引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语境时，中国本土关于文化传统的讨论也成为不应忽视的思想资源。“历时”与“共时”等时间性议题与“古今中西之争"密切相关，其实质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传统观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讨论中，学者甘阳引人“历时性"“共时性”概念并提出了“未来型时间观”①。在这种“未来型时间观"视域中，在时间与历史中存在的“文化”和“传统”被视为“首先存在于未来之中的永远有待完成的无穷大有机整体或有机系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因此，传统的真正落脚点恰恰是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传统"绝不可能只等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恰恰相反，传统首先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②

与甘阳所阐述的“传统"类似，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绝不只是在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精神成果的“陈列”，而是一个有待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的有机系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不是闭合的，必将在实践奋斗中续写，这就要求我们需要以一种正确的“时间观”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演变，即不论产生于党史中的哪一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都蕴含中国共产党人在时时处处的新的奋斗中随时可以发扬又随时可以落实的“活的精神基因”，都将以一种开放状态汇聚到新的精神书写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及党在百年奋斗中创造的伟大光荣传统，正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

基于以上梳理，可以基本厘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语境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概念内涵。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语境中，历时性是指党的精神谱系始终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的特性，共时性是指这一精神谱系内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交融互通的结构性关系，而且作为不分时间先后的平行精神资源，共同服务于未来时刻的新实践。历时性侧重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发展的与时俱进，在历史进程中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赓续；共时性强调精神谱系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跨越时空条件的交融互通，即在当下实践中汇聚成精神合力，使党的精神传统得到继承与弘扬。

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时性特征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时性特征是指党的精神谱系始终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的特征，这一特征也反映出时代的变迁。根据唯物史观，精神作为思想意识范畴，是人类实践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来源于实践，植根于实践。而一切实践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时代条件，必然带有时代所赋予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中所面对的阶段性时代主题、所承担的主要历史任务以及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职能定位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时性特征。这种历时性特征鲜明地体现在人格精神寄寓其中的典型形象的变迁过程中。

阶段性时代主题的变迁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历时性。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史，党的伟大奋斗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性时代主题：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前一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大致对应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前两个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一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大致对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的历时性展开，因而也随着阶段性的时代主题的发展而具有了历时性特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本身处在战争环境之中，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伟大精神成果，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大别山精神，自然地带有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总体上处于和平稳定状态，但冷战格局下的世界还不太平，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长期发展的根本利益，不得不局部地介人战争，不得不艰苦备战和奋力建设，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抗美援朝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自然带有鲜明的革命底色和战斗作风，反映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审时度势，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奋斗开始更多地体现出不同于战争年代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都表现出和平年代“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精神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事业面临着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但是“和平发展”仍然是贯穿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的关键词，截至目前产生的新时代精神成果，如脱贫攻坚精神、科学家精神、丝路精神、北京冬奥精神，反映着“和平与发展”的阶段性时代主题。

中国共产党阶段性历史任务的变化决定了精神谱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内涵的历时性发展。善于明确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重要特点。阶段性历史任务往往决定着奋斗实践的具体形式，进而决定着实践产生的精神品质的主要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①。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斗争形式，创造出以“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为主要内涵的系列伟大精神形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②。为了实现这一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人口众多、发展落后的基础上艰苦奋斗，进行了一系列伟大探索，谱写出以“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为主要内涵的精神图谱。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①。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为主要内涵的系列精神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②。新时代的伟大奋斗锻造出以“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主要内涵的系列伟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