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世纪与中美关系周期

87岁的约瑟夫·奈可能是最适合讲述美国世纪的作者之一。

今年1月，奈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美国世纪里的一生》。关于这本回忆录，他酝酿了很多年，直到2023年才开始正式动笔，之后花了大约八个月的时间完成写作。

这位受人尊敬的国际政治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担任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把他列入全球百位思想家的名单。他也深入参与了美国政府的决策，先后担任过卡特政府的副国务卿帮办、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

约瑟夫·奈的人生见证了美国世纪的起伏。他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农场度过童年，那正是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出版人亨利·卢斯提出“美国世纪”的年代。彼时美国的国力盛极一时，但奉行的是孤立主义政策。面对不断扩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卢斯在1941年2月的《生活》杂志上发表名为《美国世纪》的社论，呼吁美国放弃孤立主义，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80多年过去，经历了漫长的冷战、失败的越南战争、备受争议的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依然被人们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87年，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预言美国将走向相对衰落。作为回应，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指出美国拥有通过吸引而非胁迫或利诱来施加影响的“软实力”，认为美国并未走向衰落。“软实力”为理解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奈也因此被称为“软实力之父”。

进入21世纪，中美竞争成为一个新的主题。奈在书里写道，与中国相比，美国至少在五个方面仍然拥有长期优势：地理、能源、跨国金融机构和美元的国际角色、增长的劳动力和处在关键科技的前沿。他更担心的是，美国国内的变化对美国软实力以及美国世纪的未来所造成的影响。

“悲观的原因更多地不是与中国的崛起有关，而是被特朗普利用的崛起的民粹主义。”约瑟夫·奈在近日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他试图通过这本回忆录传达一种信心，他想让人们意识到，在过于担心或过于焦虑时，他们可能会因恐惧而做出过度反应。“我要说的是，不要因为害怕而反应过度。”

在约瑟夫·奈看来，美国的政策和软实力有起有落，是周期性的，而非线性下降或者线性上升。中美关系也存在相似的周期，奈以20年为周期来划分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最近一个周期从2015年或2016年开始，中美进入大国竞争时期。“我认为这段时间不应仅被称为大国竞争，而应该被称为有管控的竞争或者合作性的竞争。”奈说。他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会对彼此的生存构成威胁，管控好这段关系符合中国与美国的利益。

尽管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对于中美新冷战的讨论，但约瑟夫·奈并不认为美国与中国陷入了新的冷战。“与美苏关系相比，我认为美中关系存在更多维度的相互依存。”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的会晤让约瑟夫·奈对中美关系感到更加乐观。但这段关系的一个变数是美国将在今年迎来总统大选，选举年的言论常使中国成为矛盾的焦点。约瑟夫·奈预计关于中国的措辞会变得更激烈，但真正的关系不会变得更糟；不过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可能会对中美关系不利”。

美国世纪的起伏

《财经》：你为什么在这本回忆录的标题中使用“美国世纪”这个词？

约瑟夫·奈：几十年来，我的很多写作都是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90年，我出版了《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2015年是《美国世纪结束了吗？》。当我在思考这个话题时，我想，好吧，我不仅写过它，也经历过它，为什么不描述一下它呢？经历这一切是什么感觉？这是一本回忆录，我给出的是个人经历，而不是一个详细的、分析性的、历史性的例子。

“美国世纪”这个术语是由美国出版人亨利·卢斯在1941年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应该更多地参与世界事务，当时的美国深陷孤立主义。二战之后，美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国家。我们占据了世界经济将近一半的份额，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意味着这是一个美国作为卓越地缘政治大国的世纪。显然，这些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我而言，美国世纪是自二战以来美国成为最强大国家的时期。

《财经》：你提到在将近十年前出版的《美国世界结束了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你现在的想法有什么变化吗？

约瑟夫·奈：自从这本书2015年出版以来，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得到了明显的增强。此外还有可以称之为中等强国的崛起，例如印度已经变得更加强大。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权力分配的变化，这也是我为何写这本回忆录的原因。尽管我认为美国世纪尚未结束，但它不再会像20世纪那样。

《财经》：关于美国世纪，有哪些重要的转折时刻吗？

约瑟夫·奈：我认为最糟糕的转折点之一是越南战争。我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讲述它多么具有破坏性，经历它是一种什么感觉。炸弹在大学校园里爆炸，城市陷入火海，还有暗杀事件。那是一段非常糟糕的时期。之后我们从这段经历中恢复了过来。我们犯的另一个最大错误是在伊拉克，它再次导致了一些重大问题。我在书里描述了我们为阻止入侵伊拉克所做的努力，我参与了其中一些，但显然没有成功。这是两个消极的转折点。

更积极的方面，我认为如果你看上世纪70年代，总统吉米·卡特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强调人权是很重要的举措。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奥巴马努力克服的分歧也是重要的。

正如我在书中所写，美国的政策经历了起起伏伏。我不认为它是线性下降或者线性上升的，而是存在许多周期。

《财经》：你在书里列出了几个关于美国世纪为何将继续的理由，哪一个最为重要？

约瑟夫·奈：如果你看美国的力量源泉，特别是经济的活力、私营部门的企业家精神、基础科学和技术能力，我认为这些都是让人乐观的事情。但我认为，悲观的原因更多地不是与中国的崛起有关，而是被特朗普利用的崛起的民粹主义。

《财经》：你如何评价美国目前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约瑟夫·奈：我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但很多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人在国内所为。换句话说，即使你拥有权力资源，如果你没有使用它们的意愿，你就不会成为全球领导者。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更多地取决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非常强大，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很小。

《财经》：你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谈到美国国内政治阻碍了美国发挥领导力。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阶段看到国内政治议题大行其道，美国的软实力是否因此被削弱？

约瑟夫·奈：美国的软实力有起有落。比如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的软实力非常糟，人们走上街头游行，抗议美国的越南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中，美国的软实力得以恢复。可自从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国的软实力又下降了，在很多国家，美国都非常不受欢迎。但随着奥巴马的当选，美国的软实力再度复苏。在特朗普任内，它再次走低。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口号意味着其他人只能退居其次。不过在拜登上台后，美国的软实力又得以提升。

很明显，国际政策和国内政治的变化都会导致软实力的下降，但它往往是周期性的，而不是只有一个方向。

《财经》：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我们会再次看到拜登与特朗普的对决吗？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你会作何感想？

约瑟夫·奈：除非有意外情况，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大选将是拜登与特朗普的对决，拜登将肯定成为民主党提名的人选，特朗普则将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这不仅在国内对美国不利，在国际上也如此。正如我刚才提到的，美国的软实力在特朗普任内下滑。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你会看到类似的局面重演。

中美关系的周期

《财经》：你在书里写道，美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是你关心的最大问题之一。你如何评价目前的中美关系？

约瑟夫·奈：中美关系并不好，但也没人们想象得那么糟。如果回到1949年，你可以20年为周期来划分中美关系。在冷战的前20年我们在朝鲜半岛上相互争斗。在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后的20年里，我们展开合作。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5年前后，我们展开了经济接触，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后在2015年或者2016年，我们进入了现在所谓的大国竞争时期。我们不知道是否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走出这个周期，那样已经到了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

历史并不那么好预测。我认为这段时间不应仅仅被描述为大国竞争，而应该被称为有管控的竞争或者合作性的竞争。对我们两国而言，关注能够管控问题的合作而非只顾竞争的那一面相当重要。两国元首去年秋天在加州的会晤表明人们更加认识到管控作为竞争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财经》：2015年发生了什么转折性的事件，为什么当前周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约瑟夫·奈：很难追溯至一个确切的日期。对很多美国人而言，他们的论点是，中国在经济关系上没有展开公平竞争。因此，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人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感到失望。然后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把反对中国作为外交政策的中心。我曾说过，特朗普就像是一个火上浇油的小男孩。

《财经》：在当前周期结束之后，中美关系将会是什么样的？

约瑟夫·奈：我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会对彼此的生存构成威胁。两个国家都太大了，难以真正改变对方或者入侵对方。因此，我们两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于无法在诸如气候变化、疫情等议题上展开合作，或者误入一场大战，这将对两国和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这也是我为何认为，随着人们更多意识到这些事实，就会越认同管控好这段关系符合中国与美国的利益。

《财经》：你认为中国没有对美国造成生存威胁，但这样的观点被白宫或者华盛顿所接受吗？

约瑟夫·奈：在拜登执掌的白宫，他们倾向于赞同我的观点。在国会，尤其是共和党那里，我认为他们不会同意我的看法。

《财经》：你如何评价拜登总统的对华政策？

约瑟夫·奈：在大国竞争方面，拜登延续了特朗普的政策框架，但同时他也付出了更多努力来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在两国元首去年秋天的会晤之后，我感到更加乐观了。

《财经》：有没有哪位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是你最赞同的？

约瑟夫·奈：我在克林顿政府任过职，我的回忆录里对这段经历有很长的描述。我们努力找到与中国接触的方式，包括在国际机构以及大量接受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我认为那是正确的方法，但很多批评的人会说，这种做法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即中国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这可能使得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显得不切实际。

我在回忆录里写了其中的一些变化，以及经历这些变化的感受。但我仍然认为克林顿的基本想法是正确的，后来的奥巴马也试图延续这些。2015年，奥巴马与习近平就巴黎气候协议形成共识，我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他们还达成了其他协议，这些是我认为代表了进步的一些举措。

《财经》：你用合作性对抗和竞争性共存来形容中美关系，但眼下我们是否看到更多对抗而非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