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山行

作者: 冯并

2023年3月下旬,接《祖国》杂志社电话,他们近期组织一次调研活动,邀请了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原副主任、民进中央原副主席王佐书,军事博物馆原馆长郭得河少将,原后勤学院指挥系政委陈南征,李德生上将之女李远征和王近山中将之女王媛媛等到云南玉溪参观调研,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听说是这样一次难得的参观调研活动,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心向往之,欣然答应。当时,我正在广西平果,也就如约匆匆飞赴云南,开始了一次为时不长但多有收获的调研活动。感受记述如下。

参加调研的同志已经先期抵达,我晚了一天。27日抵达昆明,也就直奔玉溪市峨山县而去。从昆明到峨山约有150公里,沿昆磨高速路一直南行,路两边山峦起伏,青葱一片。自从中老铁路修通运营一年多来,我还没有机会见到它的身影。从车窗向外张望,高架路基在昆磨高速路两侧时隐时现,撩动人的心怀。车行一个多小时后,不仅再次见到了中老铁路的高架路基,居然见到长长的一列绿色动车由北向南驶去。尽眼力数了数,四节相连,每节8个车厢,粗粗计算,至少有3000多个旅客乘坐了这列国际动车。半个小时后,又见到同样的动车由南向北对开。每天对行的动车有多少列,无法去讯问,但这样密集的车次和每次列车乘载的客流数量,已经说明了它的运营现状和前景。听说,我们要去的峨山也有一个漂亮的动车站,恨不能很快一睹它的芳容。

令人多思的是,不期然地见到中老铁路动车的地方,是一个名叫“刺桐关”的地界。这里已经属于玉溪市红塔区的管区。“刺桐关”的显眼路标在我眼前一亮,也蓦地引起我的联想。在我国,以刺桐为古代地名的,原来只知道大名鼎鼎的福建泉州。在我国的元代,泉州“刺桐港”扬名于世,缘于它是彼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起点。现在却在祖国的大西南见到了“刺桐关”这样一个同样古老且有历史象征意义的贸易关卡名称。

刺桐是一个来自南亚东南亚的树种,是由水手或者国际商人们带入中国的,桐类树种速生,在泉州商港得到迅速繁衍。其树高大,但同北方的玉兰树一样,先开花后长叶,开花时节火红一片,恰如早霞一般,预演着古代海运市场的繁荣。刺桐关服务区的一位女同志说,这里向南一拐就是旧日的关城,城边有过刺桐,花开时花瓣像蒸熟的大虾一样红。

从国际贸易史角度看,刺桐不啻是国际贸易的一个“信物”,它在植根于古泉州港的同时,也落地于玉溪北部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被正式命名为“刺桐关”而一直沿用下来,刺桐木甚至成为彝族“三弦”小音箱的专用木。看来,玉溪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要重要,而中老铁路乃至“泛亚铁路”北线的贯通,也有历史发展之必然在其中。

到了峨山,已是下午,与先期抵达的同志们汇了合。他们一行起了个大早,已经进过山看了峨山的一个万亩茶园。听他们说,那里的茶山很壮观,种植的是有机白茶,市面上行情好,因此彝族茶农的收入不错,心气也很高。错过这次看茶园、访茶农的机会,虽说有些遗憾,但毕竟在广西临近云南的凌云县,我也看过另一个规模五万亩的白茶园,也就不必再单独补课了。然而,白茶产业如何持续发展的题目,似乎一直萦绕在脑里。从目前来看,白茶生产和销售有些独领风骚,但你也种植我也培育,如果市场投放过剩,会不会在卖价走低中出现新的坎坷?在广西游走的几天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白茶产业延伸的大的产业创新——广西的一位民营企业家陈耀宗在平果投资建设了一个规模3万吨的“茶酒”厂。茶可酿酒,未之闻也,但晶莹透亮的47度白酒就在眼前,口感颇佳。三斤白茶酿一斤酒,在酿造中,茶的有益成分如儿茶酸、黄酮和多酚也保留,不由你不信服。这酒的学名叫“茶本酒”,当然也可以称为“东坡茶酒”,因为他源于苏东坡茶酒之味可以兼得的奇思妙想,但苏东坡并没有寻到一条可以实现的工艺之路,现在却让我们的现代企业家给破解了,同时也开出了一条白茶产业链延伸之路。

苏东坡酒量不大,但喜酒喜茶,那种茶与酒可以兼得的想法也就得到了同辈诗人、画家、书法家如黄庭坚和米芾的赞同,及至后来,写有《闲情偶记》的李渔和更加不拘一格的郑板桥也尝试过以茶酿酒,未获成功。但一种新的酒品酒类最终诞生,不仅会节省大量的粮食,也直接延长了白茶的产业链。人们都知道,云南是茶叶的故乡,其镇沅千家寨就有5千亩古茶树集中遗留,最古老的茶树具有2600年的树龄。云南的多个民族都带有茶文化的基因,因此,经营茶产业、延长茶产业链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业,需要更为开阔的茶视野。

我的第一个峨山行程,就是在领路人的带领下,穿过峨山县城,顺着西通楚雄的一、二级公路,去到山路边上的洛泉村。这个村名很可能是后来叫开的,因为山上有一口落水泉,是峨山县城临街景观河的一个源头。从洛泉村下行到县城,一路上有青鱼桥、大鱼塘一连串地名,也说明水势当时是什么样子。洛泉村彝家名称译音是阿科依,阿科很可能是彝语“黄花”的汉语译音,依或者矣,则是水的意思,这里的落水泉,泉边可能长满了黄花,也可以称之为“黄花水”或者“黄花泉”,大山上泉流奔涌,倒也再次应验了那句老话,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因为路程远了一些,就没能去那里。

这里过去是难行的山路,公路修通后也就成为从县城进山和向西通向楚雄地区的要道口。从村头望去,隔着一座矮山就是昆磨高速,这里便成为四通八达的地方。这个村寨有农户108户,居民以彝族为主,占到95%,也有少量哈尼族和汉族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2056元。村容整洁,订有人居环境整治六项制度,包括门前三包、垃圾分类、牲畜圈养、公厕卫生、保洁管理等。还有环境卫生评比“红黑榜”等。因此,作为峨山的文明建设模范村,还是蛮有资质的。

山边有农田,山上有大片龙竹林和苦竹林,带起了竹编业,在村头路边两侧布置的许多竹筐竹篮,都是用来种花的。在彝语里,龙竹通常被称为“峨”,苦竹称为“茂卡”,龙竹多,很有可能是峨山地名的自然来历,与竹山应该是一个意思。但他们的竹编产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效益,能够远销到哪里,似乎还是个问题。这里的樱桃很甜也很纯正,和许多城市市场上的车厘子的味道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他们正在开发自己的峨山樱桃。山里的一个大溶洞的开发,也开始进入了他们发展旅游的视线。峨山的森林覆盖率约为60%左右,主要树种是松树和竹林,但也有不少野果树,如黑果、核桃,林果资源还是很丰富的。由此可看,这里还有许多新的发展机会。

关于峨山名称的来历,我顺便打听了一下,许多人说是地名而非山名,因为方志上记载,这里的县城原来叫嶍峨城,县城里也有一个修缮一新的嶍峨古镇。嶍峨城的名称应是东北走向的嶍山与西南走向的峨山的合称,这样看来,嶍山和峨山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山系,其周边的一百八十座山也各有各的名称,但形成了自身的完整生态系统。峨山是一个典型的高原山区,山地占全境面积96%,河谷和坝区只占4%。

峨山是云南的第一个彝族自治县,洛泉村作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模范村,是整个峨山地区的缩影。峨山是彝族的一个传统聚集地,但从历史到今天,这里还居住着许多汉族、回族、哈尼族、傣族甚至白族、独龙族人。有一任县长姓高,就是独龙族人,做事公正,很有威望,至今还被不断提起。这里的地名,有的来自山形或者别的自然形态,多数是彝语名,但也不乏哈尼语或者傣语词根,各族共用,比如我们后来经过的“摆依寨”,就是典型的傣语名称,原住民或者迁移,但被彝族人沿用。有些汉语地名也在彝语中保留,如双江街有个“暖玛依”,据考证,就是昔日马帮歇息的“赶马驿”的音变。地名一般具有稳定性,也体现了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共同文化史。

洛泉村有一个体现彝族女性英武和彝汉各民族共御外侮的百年真实故事,深深打动着彝汉各族人们的心。公元1888年清朝光绪年间,法国殖民侵略军曾经由越南入侵我国云南边境,刚刚年满18岁的彝族少女铭都母车布,女扮男装毅然代弟从军,与汉族军人并肩抗击入侵者。她征战沙场13年,屡建功勋,回乡后终生未嫁,病逝后安葬在村后的大山上。村头有一幅连环壁画,画的就是这个故事。带我们看画的彝族汉子叫普文德,他说他就是铭都母车布的第八代孙,说话里充满自豪和自信,他说,内地有“花木兰”故事,咱们彝族有 “花木兰”真人,做人做事上,从来是一样的有气概。

在洛泉村,彝汉文化文明互鉴是明显的共建特征,这不仅从广场上的宣传标牌中看得出来,如“五个认同”,“对祖国认同,对中华民族认同,对中国共产党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在许多院落门墙上悬挂的“家风家训”牌中,也能看得出来,村民柏万有的门前,是 “阴阳和,万物生长,父母安,家庭兴旺”的家风家训;普美英的家门口,则是“男尊女,女尊男,男女平等;夫敬妻,妻敬夫,夫妻恩爱”……这里没有高大上的口号,有的是实实在在的文明道理。可以称得上虚功实作。

在衣着打扮上,有客来自远方,一定要着彝家民族服装,但下地干活或者开车进城办事,一律现代衣着。他们大多彝汉语皆通,一般情况下,很难区分谁是彝族谁是汉族。但彝族的文化艺术保留得很好,如客人来了有敬酒歌,也有欢迎客人的彝族特色舞蹈。有些文化习俗也有变化,比如“火把节”的火种,因为山体绿化程度越来越高,要防火护林,火种就要统一保管在县城的广场里,过节时分别点燃,尽情欢度民族节日。农历二月初八,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要过“马缨花节”,在峨山,也有马缨花和“马缨花节”。 马缨花是彝族祖根的象征,也是吉祥物,马缨花开,花朵很像扶桑花,红艳艳的很喜人,在洛泉村的小路边,我就看到了怒放的马缨花。

我们住在距峨山30公里之外的玉溪城里。玉溪多年未来,出落的更大气了,敞亮干净,被评为生态宜居城市,还是实至名归的。尤其是红塔大道两侧的小叶榕,高大粗壮,很有气势,也很惹眼。这是玉溪的市树。

翌日起身,少不了再访玉溪,这里有九龙池,有龙马山,但最需要反复拜谒的圣地还是聂耳故居。聂耳故居在玉溪北门街聂耳路上,路两旁是清一色的梧桐树。街道干净爽落,应当保留了旧时样。聂耳故居的门匾是聂耳三哥聂叙伦在1992年题写的,因为聂耳在国人心目中的分量太重了,不管来访者名望有多么高,都很少随意落墨,题匾只能由他的至亲来完成。据介绍,在聂耳小的时候,他与他的三哥共居一室。

这是一间带有滇东风格的院落,有天井和木楼,也有聂耳的少时居所和他父亲聂鸿仪悬壶济世的诊室和药铺。中药的香气或已飘散,但少年聂耳的身影和气息依然留存,他在这里唱歌、练琴、读书、写日记、听母亲讲故事,不断捕捉着这里特有的花灯调、洞经音乐和滇东山歌的气息,并在陆上丝绸之路的商贸开放气氛里,熟悉和吸收了外来的音乐元素。他在18岁以前,几度离开这生于斯长于斯的红土地,也几度回来。他穿着母亲给他缝制的土布衬衫,走向北京和上海,在24岁时写出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的巨大成就也同自幼生活的精神土地滋养分不开,就在他谱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同时,他的故乡也掀起一股股抗战文化声浪。例如,在1937年冬天,玉溪成立了“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编演了《张小二从军》《茶山杀敌》《陈大麻抗日》花灯剧目,到滇中、滇西和滇南到处演出。他与他们的文化足迹所到并不一样,但义勇精神是相通的。

到聂耳故居,每次都有思想上的多种收获。有着永恒生命力的歌曲,也一定会发出永恒的感召力。当我们进入共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百年巨变时代,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会不会再次超越时代,成为世界人们共同的音乐财富呢。我想会的。在展室里展出的第一位用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美国黑人歌手保罗·洛伯特的照片,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这一次拜谒还有几个意外的信息收获,一是看到了毛主席手写的“前进,前进进”的影印件;二是在聂耳故居的门墙上,有一排匾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火箭军政治工作部赠设的“理想信念教育基地”。火箭军创军伊始,就把聂耳故居定为自身的国防教育基地。这对聂耳来说,是多大的告慰,对我们来说,又是多大的一种信心;三是聂耳的外祖母和外祖父世居峨山,那里的文星街29号,曾是聂耳外祖父彭寿山的住所,对聂耳影响至深的母亲彭寂宽是出自峨山山乡的傣家人。她在为中央音乐学院聂耳纪念室题词中这样写道,“生聂耳的是我,培养聂耳的是共产党”。聂耳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中华多民族的血液,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下一站就是任井。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党在云南尚未全境解放的滇东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地下特别党支部的旧址。党员开会的地方就在当时的任井小学的教师备课室里。这里的大教室现在是滇东的党史展览室,因此它对我们的影响和教育,远远超过任井地下党支部本身。浏览有关的图片和历届滇东特委、工委的斗争资料,这方红土地的红色历史同样使人感受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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