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良师和兄长陈赓大将

前言

我的父亲王智涛生前撰写的若干文章，特别是他的回忆录，真实记述了他与陈赓伯伯相处共事，并肩战斗的往事，表达了他对陈伯伯深深的敬佩、尊重、爱戴和怀念。最近，八路军研究会为纪念陈赓大将诞辰120周年征文，我把父亲文章中有关陈赓伯伯的叙述摘录后，予以汇编，稍加整理成一篇短文，以王智涛遗作的名义奉献给八路军研究会和陈赓伯伯的后人——王亚慧，2023年2月。

初识陈赓

1925年10月，我参加了苏联红军，到以苏联英雄加米涅夫命名的基辅步兵学校全称是“加米涅夫基辅高等合成军事学校”学习。1926 年 11 月的一天，中国队党支部书记郭金对我说：“共产国际通知步校，中国共产党派一位同志来我校参观见学，他需要了解各种短枪的性能和使用，这是秘密任务，校部决定由你帮助他完成。”第二天，郭金把我从学员队抽调出来，送到学校招待所住下，然后从射击系兵器库拿来一堆各个国家生产的手枪，有20几把，要我自己先好好研究，掌握性能，学会分解结合，然后去靶场试打，再给中国同志讲解和陪练。我喜欢枪，也经常使用手枪，可没有见过这么多品种。我认真地一一研究琢磨，其中美国大号撸子，优点是口径大，使用的是汤姆冲锋枪子弹，射程远，杀伤力强，缺点是体积太大，不容易隐蔽携带。德国左轮，优点是射程、杀伤力和体积比较协调，缺点是装填子弹麻烦。德国驳壳枪，可以连发，带有弹夹，缺点是体积太大。还有比利时的“花牌”“马牌”撸子，体积很小，但射程杀伤力有限。3天后，中国同志到了。他个子不高，身体壮实，络腮胡子，戴副眼镜。郭金安排他与我同住。我们相互做了自我介绍，知道了他叫陈赓。我看他穿着苏联军装，问他在哪个军校学习？他幽默地回答：“我在中国上海十里洋场虎狼堆里学习，这身军装是蒙人的。”说完爽朗地哈哈大笑。他告诉我，此行是专门来苏联学习“契卡”（苏联保卫工作领导机关的代称）经验的。来基辅前，已经在远东学习了一个多月。因为那里枪支品种太少，听说我们步校藏枪品种是苏联红军中最多的，所以，要求来这里看看。我指着那一堆手枪问他：“就这么多，你看够不够？”他说，不怎么够。随后，似自言自语又像对我说：“呷不太饱，哎！总比莫得呷好（吃不太饱，总比没有吃好）！基辅还是比海参崴强啊！”他风趣的湖南方言把我逗乐了。我们白天到靶场研究枪支和练习射击，他的手枪射击技术不错，出枪迅速，举枪稳健，击发果断轻柔，弹着点精准集中，对固定目标一枪就能把摆在25米远的小墨水瓶打碎。对移动目标，射击命中率也很高。他聪明好学，理解能力很强，而且机敏利索，蒙着眼睛，就能很快把各种手枪分解、结合好。我们在训练场上经常进行各种比赛，争强好胜，互不服输，尽管训练很辛苦，汗流浃背，但心情很愉快，其乐融融。晚上我们天南海北，无所不谈，相处得很投契。他比我大3岁，是湖南湘乡人，出身名门望族，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22 年加入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还曾救过蒋介石的命。后来一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朝夕相处3天后，陈赓离开基辅。我去火车站送行，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位中国革命史上的传奇英雄。我回国后，曾在他领导下工作，交往比较密切。几十年的战斗情谊就是从一起研究手枪开始的。

陈赓差一点一枪崩了我

1933 年元旦前夕，中共代表团通知，经共产国际批准，决定让我回国。第二天，共产国际联络部发给我护照和150美金路费，详细交代了相关事宜和注意事项，再三强调保密纪律，并谆谆嘱咐说：“用脑子记住我们所说的一切，一个字、一句话、一件事都不能错。每一个细节都是生命攸关的大事，马虎不得。”最后，指示我于 2 月 16 日到敖德萨搭乘苏联的斯巴达号货轮回国。搭乘货轮的，除我之外，还有一位中国同志。我们两人被安排在二副的船舱。二人同行，是我们事先都知道的。按照纪律，我称呼他“老李”，他称呼我“老王”，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也不准打听，更不准交谈过去的经历、此行的任务等等。总之，任何实质性的话题都不能谈。我严守纪律，什么都不问，尽量少说话。表面看，他和我年龄差不多，听口音像是南方人。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已。可是老李不甘寂寞，我是他唯一的聊天对象，他总是不断地问东问西，弄得我很尴尬，不回答吧，似乎不礼貌，如实回答吧，又违反纪律，只好佯装没听清楚，故意转移话题，扯些不相干的事情。老李还颇有浪漫情调，面对波澜壮阔的大海和自由飞翔的海鸟，常诗兴大发，换着用中文、俄文和英文朗诵诗歌。他用俄文朗诵高尔基的《海燕》，引起船员们的关注和议论。货轮在港口泊岸时，在海上漂泊久了，谁都想上岸放松一下。我牢记纪律，老老实实待在船舱，老李却每岸必上，溜达半天。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心想：要是让他做地下工作，非出事不可。4 月 15 日清晨，货船抵达上海。上岸之后，我和老李各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共产国际指定的位于马思南路的“欧亚饭店”，我遵照共产际的指令，以化名“王富贵”登记入住202房间。老李也登记入住。我不知道他用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住在哪个房间。上岸后，我和老李就互不相识、互不来往，这也是行前共产国际规定的。安排好后，我立即上街购买行头，脱下西装皮鞋，换上大褂布鞋。然后静心等待党派人来接头。前3天，我一步也没有离开房间，在看小说和等待中度过。后来，我担心总不出门，与“小茶叶商人”的身份不符，会引起怀疑。于是，从第4天开始，就不在房间里吃饭了，上午出去转一转，在外面吃过午饭再回来。第5天下午，我回到饭店，发现放在皮箱里的一百美金丢了，这让我非常恼火。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住，钥匙由饭店掌管。我不在的时候丢了钱，责任当然在饭店。本想找饭店说理索赔，后来冷静一想，我的任务是等待组织接头，一旦发生争执，引起众人注意，暴露了身份，那就麻烦了，只能自认倒霉。当晚，久久不能入睡，绞尽脑汁思考问题。我想，斯巴达克斯号抵达的信息，第二天上海报纸就在“船讯”栏目里登载了，航运公司也发布了公告，上海党组织不可能不知道。那为什么不派人来接头呢？肯定是出了什么差错。我应该怎么办呢？100美金丢了，兜里的50美金已经花了一些，要是旷日持久地住下去，就要发生“经济危机”。从最坏的情况考虑，如果组织不来接头，我应该怎样独立完成去中央苏区的使命呢？我设计了三条路：第一条路是坐火车到南昌，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步行去瑞金。困难是人生地不熟，北方口音易受怀疑，通过敌占区和敌军封锁线时比较危险。第二条路是先回老家，然后再想办法与组织接头。家人帮不上忙，回家还有消极脱党之嫌，不妥。第三条路是去找张自忠，请他帮助找党组织。根据过去对张自忠的了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可能会帮忙。但多年没有来往了，对他的政治态度毫不了解，而且，他现在就是国民党，搞不好落入虎口。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再耐心等一个星期，如果还没有人来接头，我就冒险闯苏区。在表面平静、心急如焚的等待中又过了5天。4 月 25 日中午，我在饭店门口的小饭馆吃面条，一个清秀的小伙子坐到我旁边，也叫了一碗面条。他主动和我搭话闲聊了几句，然后突然说：“我有上等黄山明前茶，你要吗？”我意外地听到共产国际规定的暗语，高兴得心跳加速，随即控制住情绪，平静地用暗语回答：“你有多少？”“三斤十二两。”“什么价钱？”“六块大洋包干。”“我只要两斤四两，就付你三块半。”“成交。”这几句暗语，我死记硬背了上千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字不差，对答如流后，小伙子笑着说：“慢慢吃，吃完跟我走。”在小伙子引导下，我来到了霞飞路党中央的秘密接待站，意外地见到陈赓。我们热情地拥抱后，他用拳头捶了我一下，笑着问：“等急了吧？滋味不好受吧？”没等我回答，又风趣地说：“不是我去认领，你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啦。”接着，他告诉我为什么才来接头的原因。我们抵达上海的当天，中央就派人到欧亚饭店查询住客名单，发现我登记的名字与共产国际电报通知相符，但通知的是两个人，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呢？中央怀疑叛徒告密，特务设下了圈套，决定暂不接头，密切监视。中央特科连续几天不间断监视，没有发现我有任何可疑，但仍然对另一个人的名字迟迟没有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有疑虑，仍不敢贸然和我接头。恰好，中央知道了正在上海的陈赓认识我，就请他到欧亚饭店去看看，确认以“王富贵”名字登记的茶叶商人是不是王智涛。陈赓悄悄观察后向中央作了汇报，这才决定与我接头。当我证实老李就是和我同船抵达上海的那位“另一人”后，组织立即派人与他接头。随后，老李也来到霞飞路。原来是他违反纪律，没有按照共产国际指令的名字登记，而是使用了笔名。自由散漫不守纪律给组织带来多大麻烦，还差点让我成了“没娘的孩子”。后来，陈赓告诉我，这位“老李”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没有多久就被国民党逮捕杀害。我和“老李”只是相识，并不了解，但毕竟朝夕相处了两个月，对他的牺牲，我深感痛心和惋惜。同时，血的教训告诉我，严守纪律是一丝一毫都不能含糊的。中央决定，要我在上海停留两天，等候组织安排去苏区。我和陈赓分别7年，难得一聚。他告诉我，1932 年秋他第四次反“围剿”时右腿负重伤，组织决定让他到上海治疗。伤愈后正准备重返苏区，不料被叛徒发现，遭国民党特务逮捕。押解到南昌，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被陈赓严词拒绝。后经宋庆龄援救，才虎口脱险。听了陈赓的“历险记”，我感慨地说：“你是吉人自有天相，总能化险为夷，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次，要不是老天有眼，让我得到了你这个贵人相助，不知道后果会有多么严重！”陈赓说：“真是巧了，我刚刚脱险，正在接受组织审查，就听说了你的事，马上告诉中央我认识你，建议让我去看看，是真的就接回来，要是假的，那就一定是特务，立即干掉，免得危害组织。”接着，他开玩笑说：“7年没见面，彼此变化都很大，要是我弄真成假，一枪把你崩了，你可就成了冤死鬼了。”说完哈哈大笑。我告诉他，我很快就要去苏区，他说，他也很快就要回去了，我们约定苏区见。他一向喜欢开玩笑，幽默地说：“破财消灾，这次你若不被偷，仗着兜里有几个钱，冒冒失失独闯江西，那你就碰不到我这个贵人了，说不定你还会碰到什么麻烦事情呢！回到苏区后，你还要准备破财，要狠狠地打你这个‘土豪’，这是规矩。你就伸长脖子等我回去宰吧。”两天后，在中央特科交通员护送下，我踏上了奔赴中央苏区的路程。

陈赓打我“土豪”

5 月 6 日我到达了红都瑞金。负责接待我的是保卫局的陈彭年，他代我向刘伯承总参谋长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报到。在通过了保卫局的政审后，刘伯承总参谋长分配我到红军学校任军事主任教员。不久。陈赓也从上海回到了苏区。 8 月的一天，刘伯承召集几位同志研究修改《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翻译稿，参加者有左权、叶剑英、黄火青、郭化若、伍修权和刚从上海返回苏区正接受审查的陈赓。讨论快结束时，陈毅来了。他对在座的各位都很熟悉，唯独不认识我。刘伯承介绍说：“他叫王智涛，在苏联学习工作了八年，曾当过我的教官。他刚回国不久，在红军学校工作。”陈毅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红军欢迎你这样的红色教官。”接着和大家闲聊起来，还问了一些我个人和苏联的情况。陈赓是个爱热闹的人，他带头“发难”，笑着对大家说：“苏区有打土豪的规矩。今天恰巧陈司令也在，我号召大家一起来打王智涛这个‘洋土豪’。”他的倡议得到大家响应。陈毅看了看众人，开玩笑说：“哦，你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有宗派主义之嫌啊。”刘伯承平时很严肃，很少开玩笑。此时，受老战友感染也说起笑话。他说：“拉上你这位从法国回来的，不就是共产国际了嘛。”陈赓、伍修权都知道我在上海被偷了100美金的事，陈赓在上海时就扬言要狠狠地宰我，绝不会“心慈手软”。倒是伍修权比较“温良恭俭让”，他说：“打王智涛土豪，我赞成。但要手下留情。共产国际派他回国，给了150美金的路费。他在上海等候与中央接头时，住在旅馆里被小偷偷了100美金，路上又花了不少，恐怕兜里没有几个大子了。”陈毅风趣地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洋土豪被贼偷成了小土豪，大家再加把劲，把小土豪打成赤贫，他就有资格加入赤卫队，和我们一起闹革命了。”陈赓把大家拉到瑞金城里颇有名气的“和顺老号”，开始“打土豪”。席间，陈赓带头闹酒，他举起酒杯说：“我先敬我的教官智林斯基一杯。”在座的人都了解历史，刘伯承说：“陈赓，你搞啥子鬼？你又没有在苏联军校学习，智涛怎么会是你的教官？”陈赓给大家讲了在苏联和我一起研究手枪的故事。接着，陈赓又要我这个被他认领的“孩子”向他这个“恩人”敬酒。干杯之后，他又给大家讲了上海接头的故事。当说到差点一枪把我当成特务给崩了时，大家捧腹大笑。我与这些红军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欢聚一席，听他们说笑话、讲故事。他们平易近人、妙语连珠、才华横溢，连闲谈笑语也极富哲理，使我受到教益。陈毅的大名，我早就知道。回到苏区后，知道了他的革命经历和巨大贡献。对这位井冈山红军创始人，非常钦佩和崇敬。第一次和他见面，我略感拘谨，不曾多语。而陈毅没有架子，热情豪放，幽默诙谐，在谈笑中尽显人格魅力。

我加入了陈赓领导的干部团

1933 年 10 月 中革军委决定调伍修权和我任军委翻译，协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工作。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我和陈赓均在中央和军委纵队，共同经历了湘江战役，共同参与了保卫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的会务工作。遵义会议后，伍修权调任三军团副参谋长，他的调任对我影响很大。一年多以前调我来时，我就不想来，想到战斗部队去，现在伍修权走了，我也想离开了。我找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周恩来考虑了一会儿说：“你的想法，我早就知道，伯承、修权都对我说过，我很理解，也很支持。但是，现在还不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每个党员，每个干部的工作必须根据全局的需要来安排。李德现在虽然不再担任红军的主要领导了，他也的确没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但他毕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个外国人离乡背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我们一起干革命，国际主义精神总是可贵的吧！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因为人家犯了错误，就受歧视冷漠。他不会说中国话，离开翻译连饭都吃不上。如果我们把翻译都调走，那不是故意刁难嘛！他那里还需要你，照顾好他，仍然是党和红军全局的需要。你一直负责军委纵队的设营、警备和防空，工作做得不错。我打算让你继续负责下去，后面的任务只会越来越重。你可不能掉以轻心！为了熟悉部队，直接参加战争实践，除军委机关的工作外，再安排你到陈赓的干部团去，打仗的时候，可以和干部团行动。干部团编制上属于军委纵队，来来往往很方便。”我表示坚决服从后，周恩来把陈赓和宋任穷找来，当面作了交代。陈赓和宋任穷研究后，对我说：“欢迎你来干部团。因为是兼职，就不安排行政职务了，给你安排个军事主任教员的教学职务。平时行军宿营，你还是在设营司令部。有仗打的时候，我叫上你，你就和韦国清的特科营一起行动。教学训练时，你要有时间，就来给学员们上上课。”交代工作后，又开起了玩笑：“你是干部团的特殊人物，我可是把你当作‘军委特派员’来伺候的。”

我随干部团参加的第一仗是金沙江之战。中央红军佯攻昆明后，乘敌人尚在我侧后，金沙江两岸空虚的时机，向金沙江急进。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洪门渡，干部团抢占云南省元谋县和四川省会理县之间的皎平渡口。这是长征以来，干部团第一次单独作战，是关系到红军安危的关键一仗。周恩来和刘伯承一起来到干部团，详细、具体地布置抢夺皎平渡口的作战计划，并决定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陈赓、宋任穷决定步兵一营为先遣营，余部为后续梯队。先遣营的任务是率先行动，抢占渡口，搜集船只，组织架桥。后续梯队的任务是渡过金沙江后，抢占渡口以北20公里的通安州，掩护大军渡江。先遣营顺利渡江后，控制了渡口，并找到了7条船。金沙江江面虽不宽，但水流湍急，不能徒涉，也不能架桥。军委决定，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这7条小船担负了渡江使命。军委为指挥全军渡江，成立了渡江指挥部，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陈赓命令一营守卫渡口并协助军委机关维持渡江秩序，他本人则带领主力迅速过江，控制北岸。皎平距通安州有20公里，其中有5公里是陡立的上坡路，并有一段狭小细窄、只能容纳一个人行走的小路，上面是直耸入云的峭壁，下面是万丈深谷，很像是古战场的栈道。陈赓率领我们向山上爬，爬了约5公里路，快到山顶时，发现左翼山头约有敌人两个营在运动，右翼山头也有不少敌人。敌人发现我们后，立即以密集火力射击。由于山道狭窄，两旁又是峭壁，干部团无法展开。而数倍于我军的敌人，居高临下，一面射击，一面往下甩大石块，部队伤亡很大。经过观察，陈赓发现在小路上面几十米处，有个死角，敌人的枪炮和石头都打不着。他召集各营营长，分别部署后，我们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顺着山间小路，采用单兵跃进的战术动作，利用敌人射击和甩石头的间隙，将一个排运动到隘口下的死角地带，另一个连则沿着右边陡峭的山峰偷偷爬上去。待左右队伍到位并展开后，陈赓命令发起攻击。冲锋号一响，两路部队一起向隘口发起冲击，一举夺取了敌人的阵地，守敌狼狈逃窜。陈赓下令追击，前卫营一口气追到了通安州。进城前，又与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过来的国民党军一个旅遭遇。陈赓指挥干部团的两个营与敌人展开激战。刘伯承命令宋任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顺利渡江。”宋任穷率领留守渡口的一营跑步赶往通安州增援。一营到位后，陈赓指挥二营正面佯攻，一、三营迂回包抄。黔军很快就败下阵来。我们占领了通安州，俘虏敌团长以下600余人。此战打开了红军北上的大门，为红军跳出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起到关键作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通令嘉奖了干部团。我随特科营参加了金沙江之战，抱着一挺重机枪横扫敌人一大片，酣畅淋漓，非常痛快。我看到陈赓临危不乱、勇敢果断、机动灵活、指挥有方，对他十分佩服。巧渡金沙江，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奇袭和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红军成功渡江后9天，国民党军队才赶到金沙江南岸。行动之迟缓与红军的神奇迅猛，形成鲜明对照。干部团与军委纵队一起在会理休整了5天，接着向大渡河方向前进。大渡河虽然不比金沙江宽，但比金沙江深，水流比金沙江急，激浪翻腾，惊涛拍岸，漩涡滚滚，像一条咆哮的恶龙。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清军追击，率领部队来到大渡河，天堑阻隔，无计可施，导致全军覆灭。蒋介石妄想使红军成为又一个石达开。当时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奔袭占领大渡河重要渡口安顺场后，因无法架桥，几条小船难以运载大军过河。为争取时间，军委命令一军团沿河北上，夺取泸定桥。命令干部团接替一军团部分防务，担负掩护大军渡河的任务。干部团在开往安顺场的路上，先是接受了老铺子的警戒，到了老雅贤，留驻一个营，在小水溪，留下了团警卫排，到了安顺场，陈赓令三营和特科营重机枪连驻守南岸，他率干部团主力过河扼守安顺场渡口北岸。我们在大渡河沿线和安顺场南北两岸坚守了两天，击退敌人数次冲击，掩护中央红军部分部队顺利过河。我是在安顺场南岸，随特科营重机枪连参加战斗的。红军夺取泸定桥，全军过河后，干部团才撤离阵地，向四川省天全、芦山方向追赶大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