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军事经济的正确探索

从现代经济军事学视角看，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对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辩证关系的正确探索形成了一套“经济建设”服务于“革命战争”的经济模式。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对军事经济的正确探索主要形成了四种模式。

经济建设支援革命战争的导向型经济模式

在特殊的战争背景下，能否建立一种高效运行的经济模式，可以说关乎中国工农红军的生死存亡。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表达了经济建设必须服务于革命战争的观点，强调了开展经济建设对于革命战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建设必须是围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也就是说，在白色政权包围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敌强我弱形势下，必须探索出一种经济建设能够高效支援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的战争导向型经济模式。从《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可以捕捉到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高效支援革命战争的思想痕迹：一是要以经济建设克服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白区奸商对红色金融和商业的破坏；二是通过经济建设打通对外贸易；三是要通过经济建设克服季节性粮食短缺和价格波动问题；四是通过经济建设提高工农兵生活水平，巩固工农联盟；五是通过经济建设扩大红军规模，有力打击敌人的军事“围剿”。除了以上外，还要通过经济建设造成革命斗争的热烈，使广大同志真正意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理论要有说服力，必须以实践性方式释放其真正力量。“自觉投身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被誉为“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的才溪乡是毛泽东“经济建设必须是围绕着革命战争”思想的实践地。作为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的实践地，才溪乡取得的经验成果对整个中央苏区经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在《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从“劳动力问题”“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日常生活”“物价”“经济公债”等对才溪乡的经济生活进行了详细阐述，说明战争导向型经济模式的重要性。通过深入调查发现，才溪乡成群结队的青年才俊出去当红军、做工作后，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超过暴动前10%，而且，劳动、粮食、消费三大合作社大大提高了才溪乡经济战线的组织性，使才溪乡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为了保护经济成果，广大群众源源不断“手执武器上前线去”。通过调查分析，毛泽东得出“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红军的更高的热情，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的结论。事实证明，中央苏区毛泽东对军事经济的正确探索适应了革命战争背景下工农红军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大大缓解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形成了以经济建设高效支援革命战争的导向型经济模式。

经济与军事意识形态相融合的动员型经济模式

意识形态是凝思聚义的思想武器。统一的意识形态有利于聚合各方共识，形成有力的思想战线和构建有序的组织秩序和经济秩序。作为一种黏合工农力量的思想武器，意识形态具有导向功能、辩护功能、凝聚功能、约束功能和动员功能。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尝试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工人、群众为主体的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并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服务于“革命战争”的经济模式中去。因此，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军事经济实践方略呈现出强烈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战争意识形态色彩，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与战争意识形态相融合的动员型经济模式。

按照马克思意识形态论观点，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从形态上看，它是抽象的，从功能上看，却是一种现实的支配力。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毛泽东就开始尝试在一穷二白的井冈山探索出一种有别于旧经济秩序和旧意识形态的经济模式和革命模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通过在打赢革命战争与开展经济战线工作过程中塑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的动员型意识形态。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毛泽东批评了红军内部军事思想和经济思想不统一的问题，其本质是批评思想意识形态的不统一。在他看来，在革命战争背景下，“开展经济战线工作”不仅不会“削弱战争”，而且这才是真正的“服从战争”。开展经济战线工作有助于保障红军供给，粉碎敌人“围剿”，有助于激发人民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使战争获得新的群众力量，有助于巩固工农联盟和工农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本质上看，“开展经济战线工作”的经济功能实际上正是经济基础塑造的意识形态力量的现实体现，是意识形态发挥导向功能、辩护功能、凝聚功能、约束功能和动员功能的现实结果。

通过促进经济意识形态与战争意识形态相融合，中国工农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取得积极成效，获得了比国民党意识形态更具吸引力的动员模式（如才溪乡动员模式），实现了农村革命力量的整合，将农民转化为革命参与者和经济建设者，有力支援了反“围剿”战争。

党政军民为一体的经济模式

土地革命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去组织化和再组织化的破立过程，只有打破旧的、封建的、军阀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农村的统治秩序，才能真正地建立由工农联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秩序和革命基础。这一过程表现为将农村底层固滞的家庭宗族结构进行去组织化，让农民从剥削的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使其重新成为构建新的组织秩序的新个体。1930年5月，毛泽东到寻乌县进行深入调查，对寻乌县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土地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一个经典结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毛泽东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犹如一棵病树，作为大树的无数细根，农村基层组织已经处于无可救药的腐烂状态。按照著名学者金观涛对土地革命时期农村基层组织的研究，“共产党如果要把红色割据转化为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就必须具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把农民转化为基层社会的管理者，以解决传统一体化结构带来的农村基层社会整合之难题”。毛泽东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方法是将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扩大红军规模和发动农民群众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政府、红军、群众“一齐军事化”的强一体化经济模式。

一是要发挥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毛泽东批评性地认为，“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各地政府经济部门组织不健全、经济部领导人空缺、经济革命工作人员素质能力低下等问题。二是要重视群众作用。要“在群众中造成为着经济建设而斗争的热烈的空气”，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让群众真正理解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三是以经济建设扩大红军规模，以红军军事胜利保卫经济建设成果。要“一天也不要忽略扩大红军的工作”“没有红军的胜利，经济封锁就要更加厉害”，发展了国民经济，才能“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去”。按照毛泽东观点，只要所做的一切经济建设工作都服从革命战争，“那么，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事实证明，毛泽东所开展经济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红色根据地的出现和发展，恰恰是基于国民党是弱一体化整合模式”，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一切从零开始，“发展经济不仅可以提供社会保障，而且还可以促进上层建筑的进步”，从而以建立由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和农民群众构成强一体化的经济模式打赢革命战争。

激活潜在生产效率的“人民经济”模式

人民经济是激活潜在生产资源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前提。毛泽东认为，“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确切地建立起来”。可以看到，毛泽东谈到的“人民经济”具有战时经济特征，是与反“围剿”革命战争紧密关联的“伟大任务”和“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发展“人民经济”具有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目标。毛泽东对能否完成这个任务给出了肯定回答，那就是要以苏维埃政府为主导，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做到“敌人来了打仗，没仗打搞生产”，想方设法激活广大农村的生产资源，提高经济生产效率，促进生产要素广泛流动起来支援战争需要。

生产资源是战时红军的生命，生产效率是红军持续碾压敌人的后盾。基于一定的生产模式和动员模式，激活潜在生产资源和提高生产效率是中央苏区时期增强自身实力，缩小与敌人军事差距的战略方法。具体来说：一是要动员人民群众加强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如要多生产农具和石灰，加快森林培育、畜产增殖，提高粮食产量，及时解决农民遇到的关于耕牛、肥料、种子和水利等农业生产问题。二是要动员人民群众加强工业与手工业生产。如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菰、薄荷油等特产的产量，重视制药、制糖、织布的生产。三是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发展红白区域对外贸易，实现生产资源的互通有无。如优化粮食出口结构，断绝奸商对食盐、谷子、布匹等红区产品的价格垄断权。除此以外，毛泽东关于面向群众的经济建设宣传，实施劳动法，深入开展查田运动和检举运动等，也间接激活了革命根据地潜在的生产资源和生产效率，使苏维埃政府更有力地领导革命战争和经济工作。

应当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军事经济的正确探索与生动实践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事经济理论。毛泽东摒弃了当时党内对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极端化思想，以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运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毛泽东也从政治逻辑和生存逻辑的辩证关系中超越了克劳塞维茨式的纯战争论，以唯物辩证法思维重新阐释中国革命与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农民的内在关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军事强国提供了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1]杨琰.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生成基础、理论内涵与实践成就研究述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01）.

[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金观涛，刘青峰.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刘祥苑.毛泽东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3（05）.

[6]黄仲芳，罗庆宏.井冈山斗争口述史（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基金项目】2024年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研究院开放基金科学研究专项课题“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军事教育实践方略研究”。

（作者唐松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刘悦悦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助教）

责任编辑/陈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