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文艺青年群体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文艺青年结成一支“以笔杆子为枪”的革命文艺队伍。这群文艺青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作品。

一、文艺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全面抗战爆发后，无数青年知识分子将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义无反顾踏上救国之路。作家韦君宜在晚年回忆道：“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与国民党让青年知识分子抗日无门的态度相比较，中国共产党抗战意志最坚定、抗战行动最坚决，最终吸引了大量文艺青年主动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一）文艺青年的内涵

要想准确把握文艺青年的内涵，不仅要从字面上理解，还要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加以考察。

首先，文艺青年是进步的。从客观上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800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1938年秋，国民党在前往延安的路上设置了层层关卡，拦截进步文艺青年投奔共产党，仅从西安到延安几百里的路途中就设置了7个军警关卡，一些被拦截下的青年甚至被送往集中营监禁杀害。作家艾青一行5人在前往延安的途中困难重重，险象环生，历经了47次盘查。当时，西安到延安未通火车，共有800里的路程，除了少数人能搭乘汽车，大部分人都是步行十几天才能抵达延安。从主观上说，文艺青年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诗人柯仲平曾在延安街头深情地朗诵：“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其次，是关于“文艺”包含的职业。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从字面上理解，文艺青年包含戏剧家、画家、歌唱家、作家等多个职业。

最后，是关于青年的定义。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更和差异，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于青年的实际定义也有细微的差距。因此关于青年的年龄很难做出一个明确的划分。从国际看，1985年，联合国将青年年龄确定为15至24岁；2013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44岁以下为青年人。从国内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中所指的青年年龄范围是14至35周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规定加入共青团的中国青年年龄在14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总之，根据国内外关于青年年龄的界定来看，青年的年龄范围极限是14周岁以上，44周岁以下。

综上，本文阐述的文艺青年群体是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14至44周岁且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历经艰难险阻，突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为革命根据地文艺事业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进步青年。

（二）进步文艺青年奔赴延安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进驻延安，延安以“革命圣地”闻名于世，引发了知识界特别是进步文艺青年如潮水般涌来的壮观景象。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

除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外，从客观上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左翼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都是驱使文艺青年奔赴延安的因素。

其一，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总结了党以往对知识分子采取的政策，正确分析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阶级属性，肯定了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制定并实施了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其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成立的。抗战时期，有一部分人受左翼文化的影响奔赴延安。如左翼文学界“两个口号”（“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文艺青年当中得到很好的宣传，增强了文艺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其三，各种进步书刊和抗战动员活动使得文艺青年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延安。尤其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它客观公正地记录了他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真实状况，向国内外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决心。它的发表，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如漫画家华君武正是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抛弃“金饭碗”，毅然决然地奔赴延安。

除了客观因素影响外，还有一些个人因素使得文艺青年前往延安。习仲勋指出：“延安不仅是革命圣地，也是革命的摇篮，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那时候凡是有志之士，要干一番事业的人，不怕杀头都奔赴延安。”可见，延安也是文艺青年谋求个人发展的选择。

（三）进步文艺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

抗战期间，无数文化名人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汇集到延安，“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

其一，中共中央通过长江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以及一些进步团体等吸引文艺青年奔赴延安。1937年，为根据地建设和培养干部的需要，党组织将艾思奇、何干之等人从上海调到延安。1941年，周恩来得知艾青主要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到了他：“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共产党人的真诚打动了艾青，他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帮助下，与画家张仃、作家罗烽等一道来到延安，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在此期间，艾青积极投身群众活动，完成了自身思想的转变，并推动了后期延安文艺运动的发展。

其二，部分文艺青年是出于对延安的向往而来。1938年，临汾沦陷，阿甲（原名符律衡、符镇宝）费尽周折，西渡黄河，最终抵达延安，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后因偶然开始从事戏曲艺术工作，参与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京剧的修改，受到了一致好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阿甲任中国京剧院总导演、副院长，为京剧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延安文艺青年的特点

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各个阶级的文艺青年满怀革命热情与理想，期望着在延安这片黄土地大展身手。

（一）来源广泛、成分复杂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从地域上看，大多来自国统区、沦陷区、各革命根据地、海外。

其一，从国统区奔赴延安。1936年，丁玲从上海前往西安，在七贤庄（全面抗战开始后改名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等待着去党中央的所在地陕西保安（今延安市志丹县）。同年11月抵达保安，成为第一个到达陕北的女作家，拉开了文艺青年奔赴延安的序幕。

其二，从沦陷区奔赴延安。东北沦陷后，生长在东北的文艺青年不得不踏上流亡的道路，大部分都聚集到了延安。如萧军、罗烽、白朗、舒群、马加等，组成了延安时期的东北作家群。无家可归的流亡之路，使得他们的爱国之情、向往光明之心更加强烈，为此，他们将个人荣辱与民族危亡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三，从各革命根据地奔赴延安。1938年，电影家于蓝跟好朋友赵路相约徒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然而在路途中被关进了日本宪兵队，被释放之后，又跟地下党员黄秋萍一起抵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一战区司令员派遣到延安学习。

其四，从海外来延安。抗战时期，在延安的华侨青年，对延安的各方面事业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如陈龙、丁拓、沈光等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他们将国际新闻稿中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迅速破译出来，以保证中共领导人能及时掌握国际动态，以便及时调整方针政策。

这些文艺青年不仅来源十分广泛，家庭成分也非常复杂。有出身官僚家庭的丁玲、艾思奇，出身地主家庭的何其芳、周扬、艾青、王实味，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陈学昭、吕骥、丁里，出身农民家庭的萧军、于蓝、贺敬之、卢肃，还有出身华侨的李凡夫、莫邪，以及出身小职员小业主家庭的陈涌、光未然等。从这些文艺青年的出身看，涵盖工人、农民、官僚、地主、知识分子、海外华侨等各个层面。

（二）胸怀民族大义和家国担当

文艺青年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其外在的特征一般是追求浪漫、崇尚自由。而其内在的本质，则是肩负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受过教育的文艺青年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比较快，因此在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时，他们能迅速站起来反抗。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强制推行“国策文艺”，企图在精神上征服国人。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东北青年作家们纷纷拿起笔，以文字对抗日本侵略者。“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田汉唤醒四万万同胞的呐喊。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之际，文艺青年们“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队成群到延安，从国统区来抗大学习”。强烈的革命热情和理想使这些有着不同生活环境和经历的文艺青年集聚在延安，抒发自己融身于这片土地的无限感慨。

（三）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青年的转变

来到延安的文艺青年们虽然满怀热情与理想，在政治倾向上保持一致，但在文艺上却是各行其是，仍然保留之前的自由主义作风。毛泽东深知文艺对于革命战争的重要性，针对文艺青年脱离实际的问题和各种不良主义倾向，他分出一部分精力抓文艺工作。1942年，为了深入了解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与多位文艺青年们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并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界的座谈会，分别于5月2日和23日发表重要讲话，会后这两次讲话被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统一了文艺界的思想，为广大文艺青年开创了文艺创作的新天地，教育和引导文艺青年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转变。

三、结语

在特殊年代汇聚在延安的文艺青年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深入实际、贴近群众，创作出了一大批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为根据地文艺事业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新时代的文艺青年更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曾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