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路径选择
作者: 陈成阳明心学提供了一颗充满人生哲理和人生智慧的“心”,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哲学思维。探析阳明心学,能使党员干部逐渐走向纯然真理的状态,能为党员干部寻找初心本心、树立崇德修身的典范,能增强党员干部的文化自信,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阳明心学的重要精神内涵与精神品质
(一)“心即理”思想
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思想,实为“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至善乃心之本体,寻找至善不应从事物上求,而应从内心求,虽然万事万物有自己的理,但心即是理,所以至善是心的本体。此“心”不随个人意志走,而随“道”走、随天理走,这里并没有个人意志的存在。因此,达到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唯物境界,必须使自己的内心明亮起来,不被事物所牵引、蒙蔽,不然即使存活千年也是无法穷尽现实的,更不能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而只是被外物所支配罢了。
(二)“致良知”思想
王阳明提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就是“致良知”的思想。良知是每个人都有的评判标准,有了良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评判是非的标准、试金石,是非真伪符合良知就是正确的,不符合就是错误的,所以世间事物,都应遵从良知的标准去判断。“致良知”中的“致”是兼知兼行的过程,也是使“良知”复原为本然状态的方法。“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到事事物物,也就是“知行合一”的状态。“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教”深刻阐释了“致良知”修养论的实践过程。从“知善知恶”到“为善去恶”的过程也就是从良知出发,从道德判断的标准出发,实现“格物”的过程。这就要求行为要听从内心固有良知的指引,做到用良知主宰行为,而不是对外在的某种绝对外力主宰的服从。
(三)“知行合一”思想
“知行合一”思想强调的不是通常的知识与行动,而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统一关系,是以“心即理”为逻辑起点,以“致良知”作为“知行合一”通达境界的方法论。王阳明将“知”与“行”的关系性、顺序性归纳为“知”“行”具有同时性,也就是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具有同一性,知与行是同时推进同时进行的,两者在本意上合二为一,这种合一不是讲知行对象、方式的完全一致,而是强调“知行合一”思想突出的实践性和不可割裂性,说明“知行合一”是用良知指导自身行为,自身行为又体现与彰显个体良知的过程。
二、阳明心学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价值意蕴
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强调从“吾心之良知”上下功夫,有别于由外向内的教育方式,在当前的教育培训现实语境下,阳明心学仍可以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提供大量的思想教育资源。
(一)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坚守初心本心
王阳明认为,人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左右和影响,但是人以良知作为道德标准和价值准则时,会更加看重内在的认同感,从而更加遵循良知初心,回归仁善之本。先生曾说:“为学大病在好名。”“好名”的一层含义是指学者不切实际,只顾追求好的名声;另一层含义是指听到别人称赞自己就欣喜若狂,而听到诋毁就郁郁寡欢。王阳明倡导“务实之心重一分”,心如果全在务实上,就不会有追名逐利的心思。对此他举了一个例子,人饥饿时会寻找食物,口渴时会寻找水源,这便是最务实的举动,如若任何事都采取这样的务实之心去对待,又怎会有时间去好名呢?
因此,将阳明心学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可以促使党员干部回归至纯之心,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使党员真正遵循本心做到为善去恶。
(二)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立志崇德修身
阳明心学将立德树人放在教育的重要位置,在对弟子的教导中,王阳明表明品德修养的培养远远重于功名利禄的追求之心,并着重强调立志对于人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性。他要求弟子从小就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立下“圣贤之志”,知行合一,不断地“存天理”“灭人欲”以磨炼自身的品质德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高度重视人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对人民进行文化的熏陶与培训,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准、思想觉悟。党员干部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理应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阳明心学重视个体“恪守忠诚信实”“遵循礼法道义”的人生价值,将阳明心学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能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崇德修身的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塑造知行合一、内外兼修的理想人格,在处理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时,自觉做到为国家效力、对社会尽责、对父母尽孝、对亲朋仁爱。
(三)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阳明心学具有文化价值,具有厚重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当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创新、文化的交流,部分党员干部不能承受住“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便会出现崇洋媚外等问题。阳明心学能唤醒世人的良知,使人们不仅在修身、治学、为人处世等方面达到天理,也使人们在忠、孝、仁、义、礼、智、信方面达到天理。因此,将阳明心学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处理好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到阳明心学与党员干部发展的契合,阳明心学就能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三、阳明心学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路径选择
阳明心学蕴涵丰富的育人功能,全国分布着大量与王阳明有关的名胜古迹,为开展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但目前阳明心学还没有得到完全的重视,阳明心学文化育人的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这需要我们深入探索,挖掘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及其蕴涵的育人功能,构建阳明心学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
(一)创新培训方式
阳明心学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需要考虑如何实现传习与培训相结合。党员干部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传习的方式多种多样,要根据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实际情况,制定有效开展传习的可行性方案。另外,要实实在在让党员干部有收获,做到寓教于乐,将丰富多样的方式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在进行培训前,可进行前期走访调研,调查培训对象对阳明心学的了解程度与需求,从而根据调研数据选用传习方式,如对象对阳明心学的了解较多,可选择教师讲解和学员讨论的方式;如对象对阳明心学的了解和需求程度较低,可选用简单易懂的内容进行培训。总的来说,要使党员干部真正从学习上升到践行,要打破学员在课堂听的传统模式,可以开展包括“看、听、读、写、说、用”的“综合培训模式”活动。
“综合培训模式”活动是指除了在课堂上听教师讲课,还可以在课堂培训之前看看《传习录》等书籍,开展“晨读半小时”活动,写一写心得体会、抄一抄原著,以及用说的方式同其他党员干部进行交流讨论,最后组织学员回到本单位对阳明心学进行宣讲与再传递,将阳明心学“知行合一”思想贯彻下去。“综合培训模式”的模式中,“看、听、读”属于“理论课堂”,理论教育是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基础,要确保党员干部首先学习认知阳明文化,才能使党员干部进一步实践阳明文化;“写、说、用”属于“实践课堂”,可以使党员干部有时间和空间进行传习。“综合培训模式”活动,能解决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方式单一的问题,不仅可以让党员干部“知”,还能促进他们真正做到“行”,从而确保阳明心学入脑入心。
(二)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主题教育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有效提高党员干部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但目前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仅面临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培训方式方法缺乏创新、学用脱节、知行分离等现象,而且还存在新媒体的运用不足,“互联网+”的模式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等问题。
新时代党员干部可以说无人不网、无日不网、无处不网,对信息获取的方式也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搜索。新媒体、网络平台的使用,可以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提供新的平台和方式,以更加直观、生动的方式丰富阳明心学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途径,为党员干部的传习提供技术支持,增强阳明心学的时代感与吸引力。新媒体新技术的融入,使阳明心学的传播更加高效便捷,极大地提升了阳明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增强了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实效性。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期间,还可以建立阳明心学专业学术网站信息库,充分利用王阳明专题数据库开展网上自主学习,要运用好微信、钉钉等平台的共享、互动功能,导入有关阳明心学的课程、讲座、纪录片、电视节目等资料,实现文字、音频、图片、视频等多种传播手段的有效结合,以生动有效的方式将阳明心学传递至党员干部的内心深处,以此增强阳明心学的理解度、亲和力、感召力和认同感,达到立体化的宣传教育效果。
(三)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实践教学
当前社会,难免面临社会道德滑坡、信仰缺失和理想信念不坚定的情况,阳明心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因其本身包含的丰富内涵,对于增强党员干部文化自信、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阳明文化资源丰富,例如贵州贵阳修文县的“玩易窝”、江西赣州崇义县的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等。这些文化古迹既是阳明文化诞生、发展、成熟的见证,同时也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应充分利用阳明文化资源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实践教学,将党员干部培训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带领党员干部进行实践,到全国各地或者所在地区邻近的阳明文化名胜古迹进行参观考察,只有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使党员干部真正理解“知行合一”,从而做到“致良知”。通过这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方式,发挥党员干部的主体性作用,将参观体验、现场教学与工作实践相结合,让党员干部在实践中感悟阳明心学的魅力,不断增强党员干部道德水平、伦理素养,引导党员干部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参考文献】
[1]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57.
[2]王阳明著.传习录[M].秦琼,译.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15:114.
[3]薛柳,李和忠.阳明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研[J].改革与开放,2019(20):72-75.
(作者系茅台学院助理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曾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