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熊雄的斗争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熊雄，我党早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和笑声。”这是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熊雄发表在《黄埔日刊》上的一首七绝诗，不仅抒发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更彰显了他强烈的斗争精神。

纵观熊雄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强烈的斗争精神既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他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熊雄献身中国革命事业，从未停止过斗争，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和懈怠，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典范和表率，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

熊雄斗争精神的形成条件

熊雄的斗争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长期受传统文化耳濡目染的影响、受革命洗礼、受马列主义熏陶，是在实践中不断经历风吹雨打、千锤百炼的结果。

一、立志报国是熊雄斗争精神形成的思想基础

熊雄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榨下，人民痛苦不堪，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熊雄的家乡地处宜丰、万载、铜鼓三县通衢，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信息四通、风气开化、人杰地灵，为思想活跃、敏于新鲜事物的熊雄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1907年，时值晚清废科举、办新学，熊雄考取了新设的瑞州府中学堂。在这种新式学堂中，熊雄接受了迥异于私塾的近代教育，不仅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而且活跃了思维，升华了理想。他曾在一块一尺长两寸宽的竹片上刻写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中的著名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字迹雄浑有力，坦陈胸怀抱负。由于他勤奋好学，终以最优等成绩毕业。1910年，熊雄考入南京优级师范学堂，受到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在新式学堂里，这些新式士子身上少了许多逃避现实的“出世”意识，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入世”激情。熊雄便是一名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代表，很快承担起社会与时代赋予的使命，成为改造社会、推动中国前进的生力军。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熊雄斗争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

因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丧权辱国，熊雄于1911年春弃学从戎，回到江西南昌参加了李烈钧领导的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而组织的江西新军学生军。同年10月，武昌首义后，全国各地革命者纷纷响应，江西新军与陆军小学、武备学堂、测绘学堂中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也宣布起义，从顺化门越过城墙进入南昌城内，攻占了抚台衙门，南昌得到光复。

不久，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孙中山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李烈钧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讨袁。皖、苏、粤、闽、湘、川六省相继响应。熊雄所在的学兵团积极投入了湖口讨袁起义的疆场。“二次革命”失败后，熊雄随李烈钧、林虎、方声涛等辗转逃亡日本。在东京，他得识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13年秋到1916年春，熊雄在东京学习和生活了两年多之后，毅然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他先后随护国滇军、湘军转战粤湘一带，因屡建战功由普通士兵晋升护国湘军上校。然而，孙中山领导的三次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均未能获得胜利。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早期国民革命潮起潮落，难担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任，时代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新的政治精英。熊雄的这段从军经历，为他斗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马列主义是熊雄斗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激荡下，熊雄带着迷茫和希冀再次走出国门，赴法国勤工俭学。虽然生活艰苦，但他有机会更多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结识进步留学生和华侨工人，从而耳濡目染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秋天，熊雄陪同来自英美的友人游巴黎埃菲尔铁塔，即兴作七绝一首：“登高东望一咨嗟，长剑倚天信手拿。北海鲸鲵终就戮，南圻逐鹿竟谁家？”这首诗表达了熊雄“东望沉沉，用伤故国”的忧愤心情和走俄国革命道路、拯救中国的志向。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熊雄于1922年3月转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故乡德国留学，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为了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根据国内党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开始有计划地选送一些党、团员赴苏联学习。1923年3月底，熊雄与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人第一批来到列宁的故乡，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称东大）中国班学习。在东大期间，熊雄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并铸就了共产党人高远的历史使命感。两年后，熊雄转入莫斯科红军学院深造。崭新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对参加过湖口起义、护国护法战争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丰厚实战经验的熊雄来说，正是“如鱼得水”；再比照他在日本军事学校所学过的课程和受过的训练，更是收获良多。特别是学习了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对他日后在黄埔军校里程碑式的建树大有裨益。

熊雄斗争精神的生动实践

从助力东征、进入黄埔到被捕入狱，从斗志昂扬的政治宣传到黄埔军校的劈波斩浪，从勇立潮头到英勇就义，处处都留下了熊雄无悔的斗争足迹。

一、助力东征斗志昂扬

1925年9月，熊雄奉调回国抵达上海后，党中央派他去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讨伐反动军阀陈炯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熊雄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随军行动，协助东征军的战时政治工作。

东征的过程中，熊雄认识到“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加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因此，在东征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下，熊雄组织了政治宣传队，随部队东征，对东征军士兵进行广泛宣传，“解释本军此次作战之意义”“解释本军实力之准备程度，以固军心”“激动兵士感情，鼓励士兵勇气”“引导兵士与民众发生密切之关系”，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熊雄对敌军也进行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革命军与反革命军的区别，而指其出路”“宣传敌军官长与帝国主义勾结情形，鼓动其士兵的民族思想，使其趋向革命”，以及宣传优待敌军俘虏的政策，对于瓦解敌军士气，摧毁敌军防线，击败敌军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民众的宣传也是政治宣传队的工作重点，政治宣传队向沿途民众指出国民革命军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宣传工农民众之痛苦，及其来源”“宣传反革命残杀人民，危害地方种种事实”“解说国民政府成立后，拥护人民利益之事实”。正是熊雄借助斗志昂扬的政治宣传的力量，增强了以黄埔师生为主体的革命军团结当地民众的意识，从而使民众密切配合国民革命军对陈炯明叛军的战斗，为第二次东征的迅速告捷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任职黄埔劈波斩浪

进入黄埔军校后，熊雄同军校政治工作的旧体制作斗争，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开创了黄埔军校的历史新局面。他坚决贯彻党的主张和路线，认真执行军校的办校方针，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为培养既能指挥作战，又会做政治工作的军事政治干部，支援北伐战争，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熊雄初到黄埔军校，便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左派组织的工作。他主张在思想上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担负历史的使命，不必分主客、省界，“只问他们是不是革命的军队”，因为“中国问题，即为世界问题”，这是“各阶级利益冲突的结果”。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熊雄亲自主持新设的政治科学生入学考试，经过认真筛选，在2600多名学生中选拔了政治科学生近500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优秀分子。同时，熊雄提出了两个“打成一片”的教育方针，即“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和“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 并据此制定了全校的政治教育计划：步、炮、工各科以十分之七时间学军事，十分之三时间学政治，政治科则相反，并开设了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等26门政治课程；聘请了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担任政治教官，其时，政治部职员最多时曾达到80余人。此外，熊雄还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苏兆征、邓中夏等中共领导人及何香凝、鲁迅等到军校作政治演讲，熊雄自己还亲自讲授《本党宣言训令》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两门课程，孜孜不倦地教导青年要分清敌我、热爱工农、团结群众，做到不贪钱、爱国家、爱百姓，抛弃个人功名利禄观念，为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工农的利益而奋斗牺牲。

三、勇立潮头英勇就义

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黄埔军校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日益激化。熊雄勇立潮头，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直至被捕后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策划了广东的“清党”行动，并派出军舰监视黄埔海面。1927年4月15日深夜，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请熊雄到黄埔海关楼谈话，告以即将实行“清党”的实情，请熊雄离开黄埔，遭到熊雄严词拒绝。方鼎英转而要求熊雄出国学习，并答应派“校长汽艇”送他去香港转赴法国。熊雄提出，要光明磊落离开黄埔，行前要与师生讲一次话，但校方未同意开大会。熊雄于是在政治部与10多位师生小范围地谈话，在大家的劝说下，熊雄同意离校，并勉励大家要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然后登艇离去。不料，熊雄所乘汽艇，驶至珠江江心，即以“机件失灵”为由，停下检修，监视黄埔的军舰上的国民党反动当局马上就将熊雄秘密逮捕，并于5月初转至位于珠江南岸的南石头监狱。

南石头监狱囚禁的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革命青年，他们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和恐惧情绪，觉得年纪轻轻就无声无息地死去十分可惜；同时，他们对反革命的野蛮屠杀非常愤慨，有些人甚至在睡梦中也会惊叫起来。熊雄得知这些情况后，就利用每天早晚放风的两次机会，争分夺秒地与他们交谈，告诉他们干革命总会有牺牲，团结起来争取出狱，革命最终必定胜利等道理，并勉励他们：“不要怕，要杀头，也是首先杀我这样的人。”熊雄的话有力地稳定和鼓舞了他们的情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熊雄仍然坚持工作，坚持斗争，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1927年5月17日深夜，熊雄英勇就义，年仅35岁。

熊雄斗争精神的基本内涵

熊雄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斗争实践；既善于宣传鼓动，又长于组织领导，是我党早期政治工作和军队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熊雄斗争精神内涵丰富，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拥有坚实的斗争理论

熊雄始终强调革命理论的巨大作用，他常提列宁的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理论便没有革命运动。”为此，熊雄认真钻研马列主义思想，拥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这为他的斗争实践提供了理论遵循。熊雄的理论探索成果集中反映在其撰写并发表于《黄埔潮》（周刊）的《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比较观》一文中。该文通过系统而周密的比较，分析两种“主义”的理论内涵、相互关系及其相通点，熊雄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在革命中，都含有历史上重大的意义，中山先生和列宁先生，均能看出时代的真意义，说明时代的实在情形，指出时代进化的真正方向，适合群众的要求而领导其向光明路上走去”“在历史上的根源，实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熊雄以渊博的历史与理论知识，对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作了全面而准确的阐述，为革命理论正本清源。与《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比较观》相得益彰的，是熊雄的另一篇力作《国家主义派与西山会议派之过去及现在》。该文深度剖析了国家主义派与西山会议派的理论及其政治行动的实质，是一篇内涵丰厚、斗争性很强的文章。在社会思潮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环境中，熊雄这一系列富有斗争精神的文章和演讲，对黄埔学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导航和精神引领作用。

二、拥有坚定的斗争意志

熊雄自幼便同情贫苦百姓，乐为弱者仗义执言，敢与邪恶势力斗争，在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的过程中，更是磨砺了革命心志，坚定了革命意志。主持黄埔军校政治工作期间，熊雄始终不渝地率领党、团员和左派贯彻党的指示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不懈地对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国民革命运动的言论和行为进行不懈的斗争，使军校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气氛，成为支援北伐战争的坚强后盾。在列宁逝世两周年、“二七”运动四周年、军校改组及《黄埔日刊》一周年等各种纪念活动中，熊雄大力宣传党的主张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传北伐战争的胜利和黄埔军校在国民中的作用，宣传对反动势力的活动要提高警惕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发出了“第一号通缉令”，公布了陈独秀、毛泽东、熊雄等人“被通缉”的名单；广东的国民党当局也配合蒋介石策划“清党”反共，并且大开杀戒。熊雄处变不惊，与反动派势同水火，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与黄埔共始终”。面对敌人的威胁、恐吓、利诱，熊雄坚守初心，不负党、不负人民，坚持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