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及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党员数量迅速增加，为满足对新老党员、干部教育的需要，我们党创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青干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同时，中央各分局、各地纷纷创办了自己的党校，中央党校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规模逐渐扩大。

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旗帜，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教育是党校的根本职责。这个时期，各级党校、干部学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生动实践教育干部，让广大学员在党校系统地学习和认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坚定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从而为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定的思想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智力保障。

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地位

创办党校的目的是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38年5月，党中央特别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专门学校——马列学院（1943年5月并入中央党校），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集中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具体课程有艾思奇、王学文等人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与此同时，抗战时期，虽然各级党校、干部学校培训的对象不同、开设的具体课程有所不同，但是都坚持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教学，课程安排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如根据《党校一年来工作报告》的记录，中央党校1939年的教学主体内容主要分为“政治经济学、政治常识与马列主义、党的建设、中国问题、军事与文化、策略”六个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在中央党校教学内容中的分量之重可见一斑。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党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国革命实践内容”为原则进行课程设计，结合革命具体实际向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还注重引导学员自学研读《斯大林谈领导与检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央各分局、地方党校，课程设置上同样也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个重点。以华中局党校为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始终是教学的主课，该校不仅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而且还把《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和《论持久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列为学员学习期间的必读书目，引导学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通过在党校、干部学校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广大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高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学习运动现在已经看到了成绩，有许多学习小组已经组织起来。在延安已经组织的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等，而且已经见了功效，从前不懂哲学的人现在懂了一点，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也懂了一点。”

注重差异化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党校的教学对象层次不同，文化水平也不同。这一特点决定了党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能简单化，必须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抗战时期，各级党校、干部学校根据学员的不同特点，差异化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教学的效果和针对性。一方面，根据学员身份不同，差异化设置班级。如中央党校在1938年把学员划分为11个班，其中：一、二、三班学员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四、五、六班是老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干部；八、九班是抗大转过来的干部；十、十一班是白区干部。后来，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党校改组后按照培训对象差异又分成了六部，其中：一部的学员是由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组成，文化水平较高；二部的学员为工农干部、县级以上干部、军队营团职以上干部，还有少部分七大代表，文化水平较低；三部学员大多是文艺工作者；四部学员主要为工农老干部等。另一方面，根据学员文化水平的不同，差异化设置教学内容。抗战时期，新老党员、干部文化水平差距较大，其中一些人连基本的识字、阅读都存在困难。针对此类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干部，当时各级党校、干部学校大多不同程度地开设了文化课程，以提高学员文化水平，更好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终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能力。如1940年2月，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明确规定：第一类干部（有相当文化水准的老干部）学习课程是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第二类干部（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干部）学习文化课和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第一类干部学习的课程；第三类干部（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第一类干部学习课程；第四类干部（工农出身的新干部）学习文化课和党建同时并进。

深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

延安整风前，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党校教学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较为严重，党校教员讲课时就理论讲理论的问题突出。如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时就指出，“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同时，党校学员也有反映“有的教员讲《资本论》，说不清边币同法币、伪币斗争的问题”“讲课讲条条，考试考条条，学员背条条”。党校存在的这种问题，归根到底是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一个缩影。

延安整风时期，中央党校成为了全党整风运动的“大本营”。其间，中央党校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三次改组后，最终确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第一，对中央党校的领导安排作了调整。毛泽东兼任校长，彭真任副校长，直属领导机构为中央书记处的宣传委员会；第二，对中央党校机构作出调整，划分成六个部，班级设置突出建立在支部上；第三，对中央党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作出大幅度调整，要求教员讲课必须更加紧密结合革命斗争实际，强调学员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要学习军事、文化和党史课。对于教学方式，则调整为学员自学和集体讨论相结合，注重对学员思考问题的启发，突出教学目的为培养学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如艾思奇为学员讲授《哲学问题解答》时，结合中国传统历史素材和经典案例解读马克思主义，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时也向学员传授了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方法论。听完艾思奇的课后，学员们一致反映“沉浸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魅力之中，真正感受到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当然，除了中央党校外，中央各分局、地方党校继延安整风后在理论教学中也呈现出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新气象。如华中局党校，刘少奇向学员讲授《论党内斗争》时，通过对历史问题和当前形势的详细分析，既批判了皖南事变后党内存在的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强大，革命前途渺茫的右倾观点，也批判了有人认为国共关系全面破裂不可避免的错误“左”倾思想。刘少奇的讲课结合实际、深入浅出，让学员听了很信服，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可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当时在各级党校教员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坚持理论教育要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期，各级党校围绕中心任务，开展理论教育，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宣传了全面抗战思想。洛川会议后，各级党校深入阐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促使学员对抗战中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不断激励和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各级党校还把1938年毛泽东同志撰写的《论持久战》列入主要教学内容，通过深入剖析《论持久战》，坚定了广大学员持久抗战和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培养了大批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抗战骨干。一方面，抗战时期各级党校把组织、宣传、统战、青年、妇女等各项工作纳入理论教育的范畴，培养新老党员、干部的政治和专业工作能力。同时，中央党校和中央各分局党校还专门举办民族干部培训班，对民族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质，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能力，为抗战胜利扩充了力量。另一方面，各级党校在课程安排时坚持开设军事课程，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不仅对他们进行了思想教育，而且提高了他们的军事能力，增强了抗战本领。第三，凝聚了全党抗战的思想共识。党校是党的思想理论阵地，在开展理论教育时潜移默化宣传党的抗战理念、抗战策略、抗战思想、抗日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广大学员对党的抗战思想有了深刻认识，进而促使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与此同时，抗战时期各级党校还派出骨干教员到抗战力量薄弱的地区，向基层干部和广大官兵宣传党的抗日思想和抗日策略，推动党的全面抗战思想延伸到全国各地。可以看出，当时党校很大程度上为全党凝聚抗战共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领导人带头到党校讲授理论课

党校是党的重要部门，党的领导人历来重视党校工作的重要作用。抗战时期，毛泽东、任弼时、张闻天、董必武、李维汉、陈云等党的重要领导人都曾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一职，经常参与中央党校的日常教学工作，了解党校的工作情况，对党校的机构设置提出建议，听取党校有关工作汇报，为中央党校解决办学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不乏很多党的领导人，亲自担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主讲老师，为学员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学员分析抗战时局和党的抗战策略。如：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上过《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反对投降主义》《整顿党的作风》等课程；周恩来到中央党校作过《和平、抗日与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等报告。在中央各分局、地方党校，同样也是如此，如：刘少奇作为华中局领导人，亲自兼任过华中局党校校长一职，并多次到华中局党校为学员讲授《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人为什么犯错误》《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等课程；华中局的领导人饶漱石、彭康和曾山等人也经常到华中局党校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指导该校开展理论教育。可见，正是因为党的领导人重视党校工作，抗战时期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的发展才有了前提和保障。

（作者彭杏龙系抚州市委党校副教授，邓科超系江西省委党校工作处一级主任科员）

责任编辑/曾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