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沙闻角纵英魂

90年前，一个由福建的建宁、泰宁和江西的黎川、资溪等前期闽北、信抚、建黎泰三块苏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成立了。在一年多时间里，这里有扩红运动的轰轰烈烈，筹粮筹款的蓬蓬勃勃，革命事业欣欣向荣；也有攻守成败的起起落落，组织力量的分分合合，革命道路曲折悲壮。其中有众多或让人欢欣鼓舞，或使人扼腕痛惜的人和事。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个体的产生、发展、转折、结局都是有规律的。闽赣省这个历史的产物，它的规律性也将会对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今天我们纪念这段光辉灿烂的岁月，缅怀那些英勇斗争的革命前辈，就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挖掘、提炼、保存、使用党史宝藏。

一、事物的发展要讲大局意识。闽赣省军民为建设和保卫红色政权所表现的整体利益、统筹协调的观念，推动了中国革命积极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1933年5月至8月期间，闽赣省在党政机构、土地革命及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有较全面的发展。从现有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都十分关注闽赣省的作用，所以在领导配备上使用了顾作霖、邵式平、黄道、刘炳龙等综合素质很强的干部。闽赣省成立后，加强了县、区、乡党政组织建设，调整了一些不称职的干部，进一步健全了原已建立的党政机构。在土地问题上，扎实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建、黎、泰三县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使农村广大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有近40万的贫苦农民激发了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在经济建设方面，闽赣省办起了炼铁、硝盐、被服等生产生活资料小型工厂，建起了消费、粮食供应、生产合作社，建立了银行、贸易、食品调剂机构，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了苏区的物资供应。数据显示，1933年8月仅8个县就有粮食合作社社员15.2万人，筹得经费12.4万元，发行公债161.5万元，建立20个粮食调剂局，5个贸易分局，建谷仓能容近15万石粮食。在物质生产取得较为理想发展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兴办起了一些小学、扫盲班，建设了一批医院和各种训练班，发行了《红色闽赣》《红色射手》等报刊。这一切都为将来的军事斗争打下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从1933年9月开始，在为期一年多的军事斗争中，闽赣省军民为保卫政权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共动用了近百万兵力，最先以周浑元3个师的兵力向闽赣省的中心黎川县进发，企图从闽赣省所在的赣东北地区开始，包围中央根据地。可以说，五次反“围剿”的战斗首先是从闽赣省打响的。面对数倍于我的敌军，面对在装备上优势于我的多路突进，红军主力在闽赣省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与敌浴血奋战，进行了以硝石阻击战、资溪桥战斗、团村战斗、黎川城巷战等为主的较大战斗80余次。为保证军事斗争的胜利和革命事业的壮大，中央苏区开始了大范围的扩红运动。作为中央苏区五个省之一的闽赣省，在扩红运动中仅宁化县就有10000多名优秀青年加入红军，其中在不同战场上牺牲的就有3000多人，全省有2000多名优秀青年加入少共国际师。这期间，闽赣省民众共筹集粮食3.4万石支前，并踊跃认购各种公债，大量慰劳品被送至前线。周恩来曾表扬说：“群众对于红军是绝对拥护的，建宁县计划在一个地方一天筹集10000多升米，结果一天工夫得到20000升。”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赣省军区将较为分散的独立军事单位整编为闽赣十二、十六、十七、十八4个团。各县也组建了基干游击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打击进入根据地的敌正规武装和地方反动势力。据统计，共牵制敌军第八、五十二、八十、八十八4个师的兵力，为掩护中央主力红军转移作出了积极贡献。五次反“围剿”后期，闽赣省的军事战斗人员缺衣少粮，风餐露宿，与敌周旋于莽莽大山之中，受制于内外原因，伤亡严重。1935年4月，闽赣省军区第十七、十八团在归化、沙溪战斗中与省军区失去联系，后由十八团团长邱尚聪、政委温含珍率领返回宁、清等区域坚持斗争。后这支部队与在连城的方方率领的红九团会合，在龙岩、宁洋、连城等地坚持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初，该部被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转战大江南北。

纵览闽赣省在续承期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作为中央苏区重要的战略支撑点，闽赣省军民为中央苏区输送了大量兵员、物资、经费，直接参与保卫中央苏区的各项斗争，为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不管是在军事斗争方面，还是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不管是牺牲自我掩护主力长征，还是克服万难与敌周旋开展游击战，闽赣省的各项工作都是紧紧围绕中央的主要战略意图，积极配合，力主中心，服务大局。我们纪念这段历史，纪念这些光荣的人物，就是要将其思想精髓加以发扬，就是要将其品格风骨加以传承。闽赣省这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思想，是我们应当深刻领会和把握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在新时代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中心工作这一大局。经济建设是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作为理论工作者和宣传思想工作者要从理论上阐明经济建设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性，要在全党和全社会牢牢树立“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观念，使中国的发展始终有强大的思想动力；意识形态工作这一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多次提出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这是明辨是非的工作，是掌控话语权的工作，是巩固共产主义信仰的工作。没有宣传思想工作对于正确思想的引导、对错误思想的辨析，就不可能使经济社会发展又好又快。同时，我们还要认清四个大势：1.认清多维全球化的大势，在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出现新特点的环境下推进意识形态建设。要从历史的角度正面回答意识形态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2.认清文化多样性的大势，在思想观念多元、多面、多变的条件下加强共识建设。文化多样性这一不可改变的现实，一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融化社会共识的负面效应。作为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一个极为重要任务就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相互激荡的社会中，减少社会价值断裂的概率。3.认清网络化的大势，在思想表达方式发生明显变化的条件下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网络碎片化已不断冲击一些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的观念在一部分人心中越来越颠倒、混淆。在网络化、大数据的条件下，如何弘扬红色文化，加强“四史”学习，搞清、悟透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育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是我们面对的历史挑战。4.认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势，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接力干下去的艰巨而繁重的事业，要从党的光辉历史的高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正确的分析与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二、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虽然闽赣省的结局跟“左”倾路线、重兵围剿的外因有巨大关系，但个人信仰堕失、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内因导致了这个组织发展动力枯萎、终结。古今中外历史上，一个组织或一个团体从体制内部分化、离心、瓦解的例子很多。就闽赣省来说，由于战略指导思想错误，指挥失当，迷信和教条主义盛行等原因，致使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失利是其走上终结的外在因素。在这种残酷的形势下，闽赣省的一些领导，特别是几个高级指挥员，不是坚定信念，顽强斗争，而是纷纷叛变投敌。原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即宋渊泉，又名王乞平）、闽赣军区参谋长徐江汉和独立团政治部主任彭祜集体叛变投敌，给留守苏区的革命斗争造成了极大危害和威胁。据《国民党政府驻闽绥靖主任公署裁定书》透露，宋、徐、彭三人于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四月“向前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孟平接洽投诚”。在宋、徐、彭的带领下，国民党部队来到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仙口一个叫狼窝岽的红军游击队驻地进行“搜剿”，“遂于廿四年五月十一日将其全部包围缴械，计俘获伪官十一员、兵五百八十名，缴获步枪四百余枝、无线电机一具、驳壳枪自动步枪多枝。”宋、徐、彭叛变后，宋清泉写了题为《痛定思痛录》的悔过书，徐江汉和彭祜分别写了《误入歧途与悔祸来归》《惨痛的回忆》为题的悔过书。国民党“进剿”部队将宋、徐、彭的悔过书大量印刷散发，在红军队伍中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国民党军驻闽部队1935年2月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中记录：“2月17日，第四十六师戴师长电伪闽赣省委会宣传部干事刘炳龙携械投诚，供伪闽赣省及伪军区部现据安远西北之猴溪附近，伪军区十二、十七、十八、十九各团及游击队三组共人约有千五百，枪七八百，均集中该处，企图打尖峰堡垒线，伪省主席杨道明，宣传部部长张标，伪军区政委钟循仁等语。”文中提到的戴师长即戴岳。而叛徒刘炳龙，是长汀县古城人，曾任古城区委宣传部部长。戴岳得到刘炳龙提供的情报，当即率兵前往猴溪伏击。这次叛徒告密，使闽赣省委和军区领导的武装力量损失过半。

由于叛徒的连续出现，严重威胁闽赣省乃至中央苏区军民的生命安全，红军和游击队的据点，常常被告密失守。一些为苏维埃工作过，或参加过拥军支前，甚至参加过助耕队的农民，也常被叛徒告发而遭杀身之祸。这又直接导致肃反工作再次扩大化的错误。王贤选在《往事回忆》中谈及：红军长征后，项英同志就提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要坚决处理（处决）。他说：‘对于这些人，我们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们。’那时，于都梓山、潭头和会昌白鹅一带，还有一百四十多名地主、土豪和铲共团分子和其他危险分子。项英同志当面指示要我处理掉这些人，以减轻后顾之忧，利于今后开展地下斗争。对于动摇分子和有叛变嫌疑的人，当时不管他是否已经逃跑叛变，只要几个领导人议论一下，也是可以处决的。”在对内部敌对力量夸大估计的影响下，从高级机关到基层，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士兵、人民群众都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红色中华》1934-09-26）。这些事在闽赣省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恐慌，人人自危，又恶性循环地造成干部逃跑和叛变事件不断发生，给闽赣省后期斗争带来严重困难。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闽赣省在查田运动、推销公债和扩红运动中，又不断推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进一步影响到党的群众基础。当时坐禁闭、罚苦工，差不多是工作人员对付群众的唯一方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大大恶化了政权与群众的关系，并导致一些恶性事件：黎川县樟村赤卫军连长要群众帮助红军运输，用命令的形式强制执行，结果引发了群众的极力反抗；宁化县群众在后期公开反抗强迫扩红。

总之，闽赣省斗争的道路有过光明大道，但同时也是坎坷曲折的。当我们今天在和平美好的环境中纪念这段历史，不能忘记鲜花，更不能忘记荆棘；不能忘记那些为信念、信仰、信心引颅洒血的勇士丈夫，更不能忘记那些用生命换取的经验教训。

历史是多结构的。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就闽赣省的情况来说，内部因素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一是党员干部要进行长期的自我理想信念教育，以保证思想的纯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的一个核心就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也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政治素质。我们参照闽赣省的情况可以看出，组织结构的瓦解来自于精神堕落，而精神堕落来自于理想信念的丧失。过去、现在乃至将来，这样的情况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如徐才厚、郭伯雄、苏荣等，不正如宋清泉、徐江汉一样因为理想信念的丧失而犯下滔天罪行的吗？他们都受党的培养和关心多年，身居要职，但在各类考验面前，动摇了信念，成了历史和人民的罪人。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有着比过去更好的生活、工作环境，那就更要注重理想信念的坚守，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自我加压、自我对照、自我调整，始终不渝地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不渝地认清共产主义的精神支柱是立身之本，始终不渝地在思想上铸牢信仰长城、信念长堤、信心长途。

二是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闽赣省的终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作作风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侵害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将鱼和水的关系渐变成水与火的关系。联系当下，中国改革的终极目的，不是单纯地发展GDP，而是要构建均衡稳定的政治结构（生产关系），以使经济（生产力）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这种生产关系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像一个绞盘，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分离着本是亲密无间的依靠。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它们相互派生，也相互依赖。出路在哪里？那就是牢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指示，坚决抵制伤害人民群众、影响公平和正义的行为。我们常说的好体制就是将政权和人民利益最大限度地整合在统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合著的《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一书中指出：古往今来，历史上无数的国家和社会用种种例子说明，包容性体制保障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这种包容性在中国就是指党同人民群众源远流长且生生不息的鱼水深情。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