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政治学分析

政权建设是政治学理论研究最为核心也最为基础的理论命题。以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来考察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制度与治理实践的历史回顾来呈现国家结构的初创与设计，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并未在苏区研究中得到广泛关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是带有独创性的探索，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其经验，揭示其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从制度构想到国家构建、从群众路线到政党认同与从革命叙事到治国理政等三个维度，以期对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进行历史政治学的理论解读。

从制度构想到国家构建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历史抉择和艰难探索。为建设新型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了艰辛探索，逐步确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政体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初创时期积极开发国家与政党认同的合法性资源，建立健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形成了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初始起点。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共开始了在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尝试。处于局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从宏观层面成功构建了从“制度构想－国家构建”的苏维埃政权。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不同层级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选举的代表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这一政权性质，保证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充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参政、议政、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民主权利，同时还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受教育的权利。

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全苏大会和各人民委员会先后颁布各类法律、法令、条例、布告等共100余件，其中既有宪法大纲，也有政权机构组织法、选举法、刑法、婚姻法及各类经济法规。这些法律、法令，尽管其中有不少条文内容受到“左”倾错误严重影响，有许多条文也不尽完善，但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保证苏维埃国家政权的性质、保障苏维埃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保证和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促进苏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苏维埃代表大会既是立法机关，也属于权力机关，不仅制定法律、法规，决定国家和地方的重大问题，苏维埃还有权任免行政、审判、监察机关的负责人员，真正代表了工农民众的意志和利益，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群众行使国家权力。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苏维埃坚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将中央方针“统一性”与地方政策的“特殊性”有效结合，形成了由党领导下的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构建的国家政治制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制度构想到国家构建，是多种主客体要素在国家构建过程中探索形成的制度体系。在政党与政权的相互关系上，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军队创立政权。政权靠政党去创建、去发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遂成为苏维埃的领导核心。

从群众路线到政党认同

党的群众路线是在中央苏区孕育形成的，党领导广大苏区军民的革命实践生动地诠释了党的群众路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立发展与曲折奋斗的历程，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贯彻与落实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探索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制度和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治理实践中，毛泽东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记录了一系列调查笔记，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内涵首先是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正因为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将群众生活与革命战争统一起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群众路线也体现在土地革命路线和工作方法的不断完善中。在总结闽西等革命根据地先行开展土地革命工作经验的基础上，1931年11月召开的“一苏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重要文件，贯彻落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同时，还明确了一套相对科学合理的土地分配方法，即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

有学者认为，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出有特色的群众动员政策，发展了联系群众运动和苏维埃政府的实践经验与管理思想，建立起能满足战时动员时期需要的政府机构，包括苏维埃、各行政职能委员会以及农会、合作社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的主要目标就是把尽可能多的人组织在地方层面。很明显，苏维埃政权运行过程中的基本理念就是群众参与”。群众路线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要求党的所有政策都要遵循群众路线的原则与程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说，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前必须将群众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研究转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制定政策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转化为群众的意见，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和贯彻。

中华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性质表明，将人民群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是群众路线的根本体现。苏维埃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扎根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培育了与苏区群众血肉联系的优良作风。为了提高全党的群众路线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各级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研讨会、读报班、专题研讨会。通过中央党校、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举办中短期党员干部培训班，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外，还开展关于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和实践经验的教育学习活动。

从历史政治学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集中体现在党的群众路线如何有效地推动并实现了工农民主政权的人民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融入国家制度建构与治理实践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来。可以说：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情怀和政治自觉，也是实现从群众路线到政党认同的根本保证。

从革命叙事到治国理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构建，围绕“政党－政权”“生产－生活”和“革命－政权”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驱动力，融合为强大的内外部相互协同的驱动力，推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乘风破浪、创新前行。毛泽东指出：“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这一概括道出了苏维埃革命在我们党建政、执政历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中登上历史舞台，承担起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历史使命，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看来，“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1927年11月，《苏维埃临时组织法》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组织，是所谓三权——立法、行政、司法鼎立的，而无产阶级国家的组织，则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其特点是接近民众，指挥灵敏，无互相牵制之毛病。”作为全新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需承担起民族解放的使命。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艰辛探索中，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历史经验、政治传统迥异的发展道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建设与治理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治国理政实践的准备，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干部，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经验启示。

中华苏维埃时期，对于毫无治国理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苏为鉴进行实践探索，但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并未照搬照抄，而是科学地进行考察调研，如毛泽东同志开展的寻乌调查，对寻乌的政治区划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而又全面的考察。在实地调研并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后，才能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对治国理政的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过曲折，但却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灵活变通的思维和处理战时困难的决策能力，为之后的治国理政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中华苏维埃时期逐步形成的政权体系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引领和融合能力，消弭了人民主权与国家治权之间的鸿沟，从而跳出了“国家－社会”二元对立陷阱。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的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其意在要建立一个拥有政党权威的国家制度。从革命叙事到治国理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中央苏区等局部区域治国理政的预演。从瑞京到北京，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精彩跨越。毛泽东曾说：“这是一个国家的雏形，麻雀虽小，肝胆齐全。”

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变迁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现代国家的缔造者，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学会治国理政的重要试验田，“我们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那里试验过、预演过”。90多年前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翻开了中国历史上政权建设的新篇章，形成的丰富经验和红色基因弥足珍贵，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是带有独创性的探索，是我们必须赓续的红色血脉。

【课题基金】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度与治理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ZDA0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孟白璐：《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版。

[2]肖文燕、张宏卿：《政党文化·制度体系·行为模式：苏区群众路线考察的一个视角》.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102-109页。

[3]何友良：《苏维埃革命：建基立业的重要历史阶段》[J].红旗文稿，2021年第6期，第26-28页。

[4]王侃：《以政党为中心的中国话语与中国道路》载《浙江学刊》 2020年第9期。

[5]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页。

[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3页。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曾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