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以凝练的语言科学界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以及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言简而义精，辞约而旨宏。这其中，“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提出是开创性的，具有深刻理论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深入理解这一崭新论断，对于我们全面、系统、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实践意义，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维度

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其基本原理只有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得到验证、贯彻和彰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面对艰巨空前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任务，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杰出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中，实现了以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标志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从“两个结合”上讲，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思想观念的内在融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回望历史，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上下求索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之所以选择并笃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毛泽东语）。

“中国的社会条件”是一个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巨系统，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一系列思想观念上与马克思主义深度契合，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中国人推崇的“阴阳和合”“天人合一”“和实生物”“知行合一”等，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实践观等内在贯通。毛泽东提出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相反相成”是矛盾论的重要内容。而《实践论》实际上是对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知行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成功将其改造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一百多年来，正是在高度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中国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以不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时代标志，古老的中华文明走向涅槃重生，多彩的中华文化正在缔造新的辉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一脉相承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开始就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而是经过多次成功和失败之后，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形成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命题。1943年，党中央提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当初的“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到今天的“两个结合”，既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强烈现实需要，又内在体现党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而言，是必须而且完全能够具有鲜明的中国性格和中国气度。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就拿“实事求是”来讲，“实事求是”这个词最初来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其中提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来唐朝颜师古将其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阐发，“实事求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不仅被历史性地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和灵魂的地位，其形式依然是民族的、中国的，但其内涵却被创造性地转换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是决定性的，它不仅为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开辟了广阔道路。正是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继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光复旧物的民族气魄。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血战到底的气概、光复旧物的决心、民族自立的能力，原本就是历史上支撑中华民族愈挫愈奋、绵延不绝的精魂和血脉，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集中体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前赴后继的不懈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民族复兴不仅表现在可见的器物层面，还包括观念和制度等在内，不仅是指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力量等硬实力，同时还包括受人尊敬的国际地位、富有亲和力的国家形象、引人认同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健的民族精神等软实力。如果说历史上的汉唐气象是一个代表，那么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刚健有为、自信从容、开放雍容的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然而，近代以后，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文化自信心、民族自尊心、精神凝聚力空前提升，中华民族重又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所以会如此，背后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思想武器，特别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指引。对此，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因为有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获得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面对西方时才得以持有一种平视气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理论渊源、科学方法、精神实质、价值追求等方面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既具有一脉相承的逻辑联系，同时具有自身的独特贡献和鲜明特质。这其中，以“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人类文明新形态”“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大提法为代表，对于思想、精神、文明、文化等观念形态的空前重视和高度自觉，表现为一系列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上，集中体现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正是这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鲜明特质和重要贡献。

文化自信彰显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的、精神的力量历来是决定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反映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觉醒程度，也是衡量这个国家和民族精神世界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度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尤为紧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如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国家的“精神命脉”、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和“独特的精神标识”的论断，在党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政治和理论命题等等，无不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拥有高度文化自信心的同时彰显应有的文化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文化自信”本质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原创性贡献。“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地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三大要素，而其服从和服务的对象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换言之，今天的我们之所以拥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文化自信”，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百年来党带领人民群众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赢得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革命的胜利，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化自信及其彰显的高度文化自觉，折射出的是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新的伟大觉醒，标记着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要旨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强健与成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是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集大成者，对于历史和传统历来秉持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反对不加分析的保守主义以及严重自卑的虚无主义。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继承中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尤其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到明确提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既展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民族历史和文化上一脉相承的科学态度，同时也说明随着事业的深入推进愈发坚定自觉的文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