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红色资源的挖掘与传承

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宜春儿女，不计个人安危，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为重，奋勇投身革命，为我党民族解放事业，以及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和我们宜春的永恒骄傲。不忘本来，方有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资源育人，强调共和国是红色的，千万不能淡化这个颜色。在喜迎党的二十大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今天，重温宜春红色革命历史，挖掘保护和利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对于加强和做好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工作，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秋收起义策源地和湘鄂赣苏区重要承载地

秋收起义和湘鄂赣苏区，是宜春红色历史宝库的两大亮丽名片，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两件重要大事，都与宜春结下了不解之缘。1927年，为挽救中国革命，我们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其中，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其策源地之一就是宜春铜鼓。秋收起义虽然发生在湘赣边界农村，但其进攻目标是长沙，所以它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一样，坚持的还是“城市中心论”道路。后来，在攻打长沙受挫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南下，经过“三湾改编”，最后上了井冈山，建立我们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实践。在铜鼓排埠和铜鼓县城，迄今还保留有毛泽东化险为夷之福地旧址，以及阅兵广场、前敌委员会旧址萧家祠等重要红色遗存。

秋收起义点燃了宜春人民的革命热情，也为不久后的湘鄂赣苏区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1928年8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首次攻克铜鼓县城。9月，在铜鼓幽居恢复建立湘鄂赣边区特委，以此为标志，正式拉开以宜春为重要承载地的湘鄂赣苏区建立的序幕。湘鄂赣苏区是中国六大苏区之一，前后坚持斗争长达10年之久，在1931年时达到鼎盛。这年7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在湖南浏阳成立，“下辖36个县委，其中江西20个，湖南7个，湖北9个”。同年9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在江西的20个县委中，宜春区域内，除了丰城，其余9个县市区都包括在内。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西北和东北方向的重要屏障，湘鄂赣苏区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互为犄角，对中央苏区的存在和发展起到强有力的配合支撑。湘鄂赣苏区在鼎盛时有党员5万多人，主力红军1.5万人。1932年4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省政府由九江修水迁往万载小源（今仙源乡），标志着以万载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宜春成了湘鄂赣苏区的核心区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4年夏。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和六七月失败，湘鄂赣苏区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937年冬，湘鄂赣红军游击队1100多人下山，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赴抗日前线。今天，宜春下辖的铜鼓、万载、宜丰、奉新等地，还较为完整保留有大量湘鄂赣苏区时期的标语、红色遗址，流传着“寻找戒指亲人”这样很多感人的红色故事。

中央红军和湘鄂赣苏区重要事件发生地

宜春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就东西方向而言，它刚好处在湖南省会和江西省会中间，就南北方向而言，它又是中央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的重要接壤地。在宜春革命历史上，不管是中央红军，还是湘鄂赣苏区红军，都在宜春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举办了一些重要会议，发生了不少激烈战斗。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错误估判形势，要求处在农村环境下的弱小红军攻打大城市，进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此背景下，红一军团（由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组成）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服从中央决定，从赣南和闽西转战宜春的奉新、靖安、上高、宜丰、万载。9月28日，红一方面军（1930年8月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而成）进驻宜春城（今袁州区）。29日，在宜春城内张天成药铺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史称袁州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黄公略、彭德怀、林彪、罗荣桓、滕代远、邓萍、袁国平等高级将领，会议正确分析前期攻打南昌、长沙不利情况，决定先打吉安，在湘赣边反复作战，以歼灭敌人。实践证明，袁州会议决策是极其正确和符合实际的，使赣西南苏区得到较大发展。此外，1930年10月23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在清江（今樟树）昌傅镇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史称太平圩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这是继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后的又一次重大会议，是罗坊会议的前奏。袁州会议和太平圩会议都在中共党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党内“左”倾错误，是毛泽东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独立自主解决我党我军问题的伟大实践。

除了中央红军上述两个重要会议外，湘鄂赣苏区也多次在宜春召开重要会议。1928年9月，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四县县委和红五军党委负责人联席会议（史称幽居会议）在铜鼓幽居召开，恢复重建了以滕代远为书记，彭德怀、李宗白、王首道、邱训民为常委的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制定了“以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为重点区域，向四周临近各县发展，形成边境红色割据局面，建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方针”。这次会议历时4天，为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指明了工作方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1929年12月10日，在万载陈坑召开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第二届第二次执委会会议，为湘鄂赣苏区的巩固发展明确了路线方针。

宜春大地历经五次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也发生了规模不一的大大小小上百次战斗。其中最有名的是1934年2月发生在宜丰县天宝乡黄沙村的“黄沙大捷”，它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十七师师长萧克指挥的。我军以不足3个团的兵力，击溃敌人4个团，是红军时期我军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精彩战例。此役共俘敌300多人，打死打伤敌军五六百人，缴获步枪四五百支，轻重机枪40多挺，还有大量的弹药和军用物资。此外，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湘鄂赣苏区红军第十六、第十八军及独立第三师，在宜丰港口与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相遇，经过激战，我军歼敌4个营，缴枪670余支（挺）。另据资料记载，以红五军为代表的武装力量前后5次攻克铜鼓县城，1928年8月18日的首次攻克就击溃国民党铜鼓靖卫队60多人。

著名党史人物和开国将领孕育地

近代以来，包括江西在内的南方数省，革命烽火炽烈，比如太平天国运动、萍浏醴起义、武昌首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等。这种国内政治大气候，加上宜春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自古以来崇文尚武环境，使得宜春本土不少热血男儿，毅然与旧生活决裂，追求进步和真理，投身革命洪流，走出一批党史著名人物和杰出开国将军。

熊雄，宜丰县芳溪镇人，1892年出生，早年追随李烈钧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随李烈钧逃亡日本，后结识孙中山，参加中华革命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16年回国，先后参加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曾任军队上校参谋。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1919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宜春最早中共党员。1923年，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与王若飞等人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1925年，因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熊雄奉命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大队副大队长，协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工作。1926年，熊雄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同时当选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是国共合作背景下我党在黄埔军校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我党在广东最重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4月，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熊雄被秘密逮捕，5月惨遭杀害。但是，其革命丰功伟绩，一直为我党和人民所铭记。不少权威党史文献，包括目前全国高校通用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在写到大革命失败时，都提到熊雄名字，并予以高度评价。例如，“著名的共产党人萧楚女、刘尔崧、熊雄、邓培、毕磊、李启汉等都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牺牲”。“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重要活动家先后牺牲。”在这里，通过上述表述中的“著名的共产党人”“党的重要活动家”等关键字眼，在被杀害的26000多名共产党人，也只列举了熊雄等11人名字。这些都充分彰显熊雄的崇高威望、巨大影响力。

夏征农，丰城同田人，1904年出生，1926年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历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委副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辞海》主编等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十二大列席代表，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除了上述两位著名党史人物外，宜春这片土地上，也走出了为共和国浴血奋战、屡立功勋的杜平（万载）、张翼翔（万载）、王宗槐（万载）、周赤萍（袁州区）4位开国中将，以及罗章（万载）、谢胜坤（万载）、彭盛（万载）、汪祖美（上高）、黎同新（宜丰）、张海棠（樟树）、杨树根（樟树）、李振邦（丰城）8位开国少将。杜平（1908—1999），万载黄茅人，1930年参加革命，先后参加攻打长沙、吉安，以及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曾任红一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其后曾任南京军区政委，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军委委员。

除了熊雄、夏征农和12位开国将军外，宜春这块红土地还涌现享誉全国的两位红军时期的英雄。那就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的刘梓华，以及强渡大渡河的英雄连长熊尚林。刘梓华（1912—1951），袁州区水江镇人，我军特级战斗英雄，1929年参加红军，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红四团排长。1935年5月29日，担任飞夺泸定桥22人突击队队员，在机枪掩护下，手持冲锋枪，背插大刀，腰缠10余颗手榴弹，奋勇攀爬到对岸，为我军成功打开了胜利通道。后参加平型关大捷等战斗。刘梓华一生作战英勇，五立战功，九负重伤，是我军载入史册的优秀楷模。熊尚林（1913—1942），高安黄沙岗人，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二连连长，1935年5月25日，担任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领队，为掩护红军大部队顺利过河立下大功。

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以史育人”，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习近平特别指出，“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当前，全党全国都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精神，宜春也不例外。特别是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前往宜丰熊雄故居、万载仙源、铜鼓秋收起义纪念馆、樟树太平圩会议旧址、袁州区水江刘梓华广场等地参观学习，接受红色熏陶和洗礼。如此大规模、高密度地全员参与，这在过去是不常见的，充分说明在当前大好环境下，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已经蔚然成风，成为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但是，在欣喜之余，我们还是冷静看到，宜春红色资源的宣传、弘扬、挖掘、整理、策划力度和实际效果还是远远不够的，突出表现在零散碎片化、公众关注度低、全国影响力不够、外来游客少等，严重制约宜春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发展。譬如，在宜春，不论是中心城区还是县市区，不管是高铁站、机场还是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或者国道、高速公路进出口两侧、路口，或者站在高铁站、机场广场上，映入眼帘的大多是宣传明月山旅游的广告，或者房地产广告，基本上看不到关于宜春红色资源的信息。而在湘潭高铁站，则随处可看到“伟人故里”“将帅之乡”等标语和宣传画，让人印象深刻。另外，对宜春本土著名党史人物和将军群体，我们在研究、宣传上也远远不够。譬如，普通战士黄继光、张思德，都已建有专门纪念馆，而“著名的共产党人”“党的重要活动家”熊雄却还没有纪念馆。另外，在电影制作、电视拍摄、学术研讨会召开等方面，我们都还比较缺乏有影响力的举措。而与宜春毗邻的萍乡，则接连举办几届以“秋收暴动”或“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邀请当事人后人和北京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参加。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以本文所述宜春人物为主角的影视作品，笔者只看到1部，那就是2013年拍摄的反映万载籍开国中将的电影《王宗槐战地情缘》，而其他人物为主角的则暂时没有。但在2020年热播的关于抗美援朝的电视连续剧《跨过鸭绿江》里，时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的杜平将军则出现有不少专门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