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好莱坞电影入华30载

1994年，以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为始，我国拉开了每年进口10部海外“分账”大片的序幕，其中又以好莱坞电影为主。一晃30年过去，好莱坞电影入华30载，给我们的电影业带来了哪些变化？哪些曾是刺激？哪些又是启发？来听听亲历者怎么说。

中国电影公司前总经理吴孟辰：曾经国外片商叫我们“2万公司”

说到引进好莱坞大片的幕后功臣，吴孟辰可谓其一。90年代初，他是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书记和经理，一手将公司改制为全国首家电影股份制公司“永乐股份”，让文化发展也走上了市场经济路线。

1993年，国家启动电影体制改革，打破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电影不再以拷贝销售数量计算盈利，而是与票房挂钩——此举在中国电影业引起了“大地震”。也是在这一年，熟谙电影发行业务的吴孟辰被调到北京，任命为中国电影公司经理。在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主持电影改革工作的田聪明麾下，“第一个动作就是管理好中影的内部经营，解决三角债问题”。当年中国电影市场比较萧条，国产影片年产量还不到100部。

到了年底，内部经营调整得差不多了，又开始设计如何让中国电影市场与世界同步。有点年纪的观众也许记得，上世纪80年代，国内也能看到一些外国进口电影，比如《音乐之声》《魂断蓝桥》《红菱艳》等等。确实，在1994年分账大片引进之前，80年代初，中国内地曾以买断版权的形式进口过一批海外影片。吴孟辰还记得，当时买断的价格一般是2万美元：“国外片商叫我们‘2万公司’，因为当时就出得起这个价，所以愿意跟我们做生意的不多，肯给的也往往是很老的片子，电视台都播过几轮了才给你。”

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步伐加快，海外制片公司也慢慢感受到：改变正在发生。“1992年永乐股份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举行开幕典礼的时候，美国时代华纳的国际部主任也到上海访问。他感觉到中国真的在发生变化，文化领域也在改革开放了，于是马上邀请我去美国访问。”吴孟辰清楚地记得，那是1993年的5月，因为时差关系，他过了两个五一劳动节。在华纳，他与董事局主席见面，相谈甚欢，这为后来第一部引进片打下了伏笔。

1994年，国家电影局下发348号文件，决定由中国电影公司以国际通行的分账发行方式，每年进口10部“好电影”。在当时，“好电影”的标准被定义为：基本反映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基本反映世界电影艺术和技术最新成果的影片。

第一部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内地的分账大片，就是华纳出品的《亡命天涯》。此前，经过多轮谈判，吴孟辰争取到的分账比例是13.5%——全世界最低。

因为成功引进第一部海外分账大片，吴孟辰和华纳的同业还双双荣获新加坡颁发的国际发行奖，但他连奖都没敢去领，因为实在“得罪人”。当时有人责怪他：“你引进技术、引进设备不可以吗？为什么要引进影片？”

“困难肯定是非常多，每天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吴孟辰说。改革必然会动一些群体的奶酪，很多国内电影制片公司也曾激烈反对，认为好莱坞电影一进来，中国电影更没活路了。但吴孟辰的想法刚好相反：“改革才能使中国电影进一步发展，在市场刺激下焕发新的活力。经历过‘与狼共舞’的时代，中国逐渐形成院线制，产出自己的国产大片，也向好莱坞学习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走出一条电影强国之路。”

《亡命天涯》最终取得2500多万元票房，一鸣惊人。再接再厉，1995年，10部分账大片悉数抵达，几乎都与海外首映同年或次年，让中国观众“和世界同步”——与现在人们所想象的“好莱坞大片”不同，当年引进的10部分账片类型多样，有文艺片如《廊桥遗梦》，有动画片如《狮子王》，也有获得奥斯卡奖的正剧《阿甘正传》，奇幻类型的《勇敢者游戏》，当然动作大片如《真实的谎言》《纽约大劫案》也很受观众欢迎。

引进片对中国电影的帮助比想象中来得更快：动画片《狮子王》在中国引起轰动，观众站着看也愿意，吴孟辰特意将首映礼选在1500座的大影院，全部票款捐赠给中国儿童电影协会，用以支持中国儿童电影发展。

海外大片带来的经济效益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随之开启了自己的大片时代：“2002年，民营电影公司获批，再加上全世界从电影制作到发行传播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胶片时代结束，数字时代开始——从前我们为什么电影院线要分一轮二轮？因为没有那么多拷贝。一部电影在上海地区能有10个拷贝已经算很好了，那么第一周最多只能给10家电影院用，哪怕是用‘跑片’的办法，跑片员驮着拷贝在相近的电影院间奔走，也就十几家吧。一周后拷贝给到二轮影院，再下来是三轮……现在全国几万块银幕，怎么跑得过来？数字硬盘就不同了，几万块同时上映也可以。”

在多重有利因素的影响下，在市场和科技的刺激下，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终于也走进了自己的大片时代，票房一路高歌，从100亿元、200亿元，一路发展到疫情前最高的600亿元。

上海影城前副总经理王佳彦：《泰坦尼克号》票房近百万元，全国第一

如果分账大片入华对于电影从业者来说是“喜忧参半”，那么对于广大影院经理来说，就是单纯的快乐了。曾经门可罗雀的电影院变得人头济济，看电影重新成为人们熟悉的娱乐方式，为了一部热门大片在电影院门口排起长龙……随便哪个场景都能让影院经理笑口常开。

上海影城的前副总经理王佳彦就是那个快乐起来的人。“影院经营变好，观众也有好电影看，很幸福的！”至今他仍然清晰记得，当年《泰坦尼克号》在影城一家收获的票房就接近100万元，排行全国单影院第一名。要知道当时的一张电影票也不过十几元。“影城业务部每天都有人来谈包场，忙都忙不过来哦！”

伴随引进片而来的还有海外主创团队：“《勇敢者游戏》首映的时候，电影里的一群小演员们都到上海影城来的。《玩具总动员》的导演也来过，还跟我夸奖上海影城真漂亮。”

不过说起海外电影，老王也有点“凡尔赛”：“每年10部引进片虽然是打开国际视野的，但上海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城也是主战场，直到现在，4K修复的美国大片都是一票难求的，像《教父》啦，《阿拉伯的劳伦斯》啦，百看不厌。”

1993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中就有美国大导演奥利弗·斯通，“他对中国很友好，他的代表作《刺杀肯尼迪》也在电影节上播放”。

回顾过往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30年，王佳彦觉得，这对中国电影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好莱坞电影一直以其先进的特效技术、精良的制作和成熟的工业化生产模式著称。进入中国市场后，中国电影人看到了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激发了中国电影行业在技术方面的学习和追赶。中国电影开始加大对技术的投入，不断提升影片的画面质量、特效水平和音响效果等，从而推动了中国电影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他看来，像《流浪地球》这样的中国科幻系列电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好莱坞先进技术的借鉴和学习。

此外，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化体系也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范本：“从前期的策划、拍摄，到后期的制作、宣传发行，好莱坞都有一套成熟的流程和规范。中国电影业在与好莱坞的交流合作中，逐渐引入并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化体系，提高了电影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使得中国电影产业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

不过，如今的好莱坞电影工业也有自己的泥淖，模式化、套路化日益严重，拍不完的续集，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从前像《阿甘正传》《金色池塘》这样人文类电影挺多的，现在总是机器人打打闹闹，没意思。”王佳彦觉得，中国观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审美，“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国产电影在类型、题材、制作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好莱坞电影的差距不断缩小。国产电影更加贴近中国观众的生活和情感，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因此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

电影海报绘画师单露露：新海报一上墙，围观群众特别多

能够最直观感受到一部电影热度的，除了影院经理，还有一个特殊的职业：电影海报绘画师。

毕业于上大美院、曾受训于交大油画进修班的单露露，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徐汇区的东湖电影院担任海报绘画师。从1976年开始，他画了20多年电影海报，少说也有1000多幅。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华诞之际，上海电影家协会编撰的《海上电影溯源》中，将他称为上海“新世纪电影海报作品发表数量最多的设计师”。

在单露露印象中，上海的确也是得天独厚的——80年代就有中国第一个“中美电影周”，比引进大片还早了十多年。而影院美工师这份职业也有一个让别人艳羡的待遇——可以提前看大片，根据电影内容构思海报。“每个礼拜我有两个半天在看电影，不是在大光明，就是在新光电影院。”

“当时上海还有电影海报画展，我就选择了《雨中曲》来画，因为觉得这部电影实在太特别了——是一部歌舞片，视听双重享受，踢踏舞跳得太惊艳了！完全是那个年代全新观感，这种体验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想把看电影时那种轻松又开心的心情表达出来。很多电影海报在画的时候会突出明星，比如《罗马假日》，那肯定是画帅得不得了的格里高利·派克和女神奥黛丽·赫本，但是《雨中曲》我就不想突出明星，想把最吸引我的踢踏舞的肢体语言表达出来。”

分账大片进入中国后，单露露也画了不少译制片海报，比如《超人》，“突出超人在天上飞的科幻感觉。”可惜手绘电影海报是时间的艺术——它们通常被画师画在6开大小的白报纸上，张贴于影院门口橱窗或墙壁，十几天过后，电影下档，海报也就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当时照相机是买不起的，少数留存下来的几幅作品，都是摄影师朋友来电影院帮忙拍的。”

每当有海外大片上映，有些人早早获得先机，就来问单露露“走后门”要电影票。有的时候电影实在太热门了，单露露“逃也来不及”，都不敢在影院画室里多呆，就怕源源不断有亲戚朋友来找他“开后门”，“拿不出票子老尴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