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价格的影响因素及对“非粮化”的影响

摘要 土地流转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破解土地细碎化难题和帮助农民增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分析了农地流转价格的影响因素，紧接着指出农地流转价格发生偏离对“非粮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价格过高在增加种粮成本的同时，也会倒逼生产条件的改进。而价格偏低对“中坚农民”有利的同时，也弱化了经营主体优化生产要素的意愿以及造成一定程度的抛荒撂荒。最后，从不同主体的视角，提出了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加大粮食生产的科技投入、提高耕地利用效率、优化粮食生产布局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地流转价格;影响因素;非粮化;耕地红线

中图分类号 F 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2）08-0257-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2.08.06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irculation Price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Its Impact on “Non-graining”

HUANG Li-ping 1， WU Xue-bing 1， DING Jian-jun 2 （1. 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2. Institute of New Rural Development， Jingc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ngmen， Hubei 448000）

Abstract Land transfer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solving the problem of land fragmentation， and helping farmers increase their income.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prices. Then it pointed out the impact of the devi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price on the “non-grainiz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while increasing the cost of growing grain， high prices will also force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While the low price is beneficial to the “core peasants”， it also weakens the willingness of business entities to optimize production factors and causes a certain degree of abandonment.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subjects，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 increas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in grain production， improving grai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optimizing grain production layout.

Key words Farmland transfer rent;Influencing factors;Non-graining;Farmland red line

近年来我国农地流转的增速较之前有所下降，但从总体效果来看，土地流转的总面积仍在不断增长。土地流转程序不正规、监管未落实、所有权主体缺位等弊端也渐渐显露。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转移，农产品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顺应了时代要求。同时，市场上新型的土地流转模式中出现了“非粮化”趋势，给我国粮食安全乃至经济安全都带来了巨大隐患。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土地用途管制、耕地质量数量、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方面做出了明确指示。在人多地少的现状和严格耕地保护的呼声下，“非粮化”现象引起了研究关注。农地流转价格是土地流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农地流转价格的因素有哪些，农地流转价格的高低会如何影响“非粮化”，需要进一步探究。

1 农地流转价格的影响因素

1.1 熟人社会规范

农地流转市场不是一个纯粹的要素市场体系，具有特殊的交易性质，包含着亲缘、地缘、人情关系 [1]。尽管农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育，农村熟人社会中依旧存在着大量农地无偿流转的现象，弱化了农户改进生产技术的意愿，降低了粮食生产效率 [2]。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二代”成为兼业农民纷纷外出务工，土地流转的面积逐步增加，为规模化经营提供了物质基础 [3]。签订正式合约意味着农民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使用自己的土地，“在位控制权”会减弱。考虑到能够灵活收回土地，农户选择不签订合约的非正式流转，以低价或者“零地租”将土地转入给自己信任的熟人，委托其代为管理。这样转入方可凭借经营面积的增加提高种植收益，转出方不会因自己外出而使土地抛荒。同时，这种方式还能保留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外出务工农民归来时能够依靠土地种植维持基本生活。该形式的土地流转并无明确的价格，实际上这是一种更持久的人情往来关系，维系这一交易行为成功进行的是熟人社会之间的一种规范体系。

1.2 流转地块规模

地块规模对农地流转价格的影响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细碎化程度。拥有多块土地，地块面积大小不一且在空间上互不相邻即细碎化程度高 [4]。山地丘陵地区因地形分割地块凹凸不平、坡度较大，公路不能修到田地，大型机械无法进入，农户只能采取人工等传统的耕作方式导致经营成本增加;此外，地块分散，运输过程中要花费更多时间。农业生产种植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规律，土地细碎化会影响要素的边际产出弹性，进而影响整个农业生产系统，最终造成农作物产量下降 [5]。我国出台了许多与规模经营相关的政策补贴，地块细碎化程度高在申请政策补贴方面也不占优势。二是规模大小。地块规模越小则土地上的所有权主体越多，众多小农户商谈价格时众口难一，会提高交易成本。地块面积和耕地流转价格间存在“倒U型”关系，地块的形状、平整程度，对田间道路的质量产生正向作用，机械化作业时更顺畅，所以会对租金水平起到调节作用。地块规模的适度扩大，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利用，发挥地块的规模经济效益。

1.3 耕地质量属性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我国面临着人多地少的压力，在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不珍惜现有耕地，会对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粮食总产量的稳定带来极大阻碍。耕地质量是粮食产量和农地流转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农地大规模的流转，带来了土壤肥力下降、有机质含量降低、优质高产田比例缩小等问题。土壤肥力是衡量土壤为作物生长提供所需养分的能力指标，土地肥沃程度与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呈正比。有机质能为土壤提供养分、改良土壤结构，是农作物生长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土壤肥力与农作物的产量呈正相关，进而会影响土地流转价格;其次，农田水利建设是提高农地质量的有力保障，有助于改进粮食生产条件、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和利用效率，有利于建设旱涝保收、稳定高产的高标准农田。良好的灌溉条件为作物提供充足的水分，还可以改善土壤质量、维持土壤肥力和平衡盐碱度。

1.4 土地流转年限

土地流转期限与土地产权的稳定息息相关。流转地块的使用权不稳定会导致土地真正的耕作者频繁更换，造成粮食生产中断。基于农地的资源禀赋效应，农户对土地有着情感寄托，农村熟人社会中对于地块流转期限以口头约定为主，大多是短期或未明确期限。短期转入土地的农户对土地进行整理的意愿和投入相对有限，他们从主观上对后期收益不抱过高期望，因此也不愿意为此支付过高的流转价格。如此不规范的流转形式使得农地流转的价格具有随意性，甚至有大量“零地租”存在。相反约定较长的流转年限后，出租方会索要更高的价格以弥补其对土地“在位控制权”减弱带来的“痛苦”;而转入方会期望通过长时间稳定的耕作投入获取更高的利润回报，在考虑到投入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愿意花费更高的租金转入土地来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

2 农地流转价格对“非粮化”的影响

2.1 农地流转价格偏高对“非粮化”的影响

2.1.1 收益减少是农户“非粮化”种植的自然选择。收益是农业经营者是否种植粮食作物的决定因素 [6]。种粮投入的精力远多于其他经营活动，粮食的价格也较低，因此比较收益相对较低。且农业本身受自然条件约束大，需要抢季节、不违农时。通过减少成本、增加收益来平衡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可高效应对“非粮化”危机 [7]。农地流转的价格与非粮种植的概率、比例均呈现正相关 [8]。蔡瑞林等 [9]的研究表明包括租金在内的土地流转成本过高将损害种粮收益。农地流转价格过高，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从事粮食生产，也不会收获过高的回报。种植经济作物收入高，农民对土地流转报酬也抱有更高期望， 会不自觉地提高农地流转价格，加剧“非粮化”趋势。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年成不好时，抛开前期投入不谈，将无利可图，外来的经营主体可能毁约弃耕，造成粮食生产因错过农时或者缺乏后续照料而产量下降。

2.1.2 成本上升倒逼经营者改进生产条件和技术。在以较高价格转入土地后，农业经营主体必定会采用不同手段来应对经营成本上涨，既有“非粮化”和毁约弃耕的风险，又有追求农地产出效益、发展循环经济的有利之处。粮食生产的固定资产投入与经营规模能减缓“非粮化”趋势，另外农地流转价格与农户种粮比例的负相关，受到粮食经营规模的约束，规模越大种植比例下降的概率越低 [10]。大规模转入方要想实现赚取更多利润或者维持现状，除了降低农业成本外还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价格。单产的增加需要更多的科技投入，会提升粮食作物的品质和竞争力，进而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同时，又会吸引来更多的经营主体，形成农业经营的良性循环。另外，发展循环农业，在实现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的同时，也能满足当下人们对于绿色健康农产品的需求，可有效应对农地流转价格偏高的压力。

2.2 农地流转价格偏低对“非粮化”的影响

2.2.1 低价格转入为“中坚农民”带来福音。一些小农户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选择进城务工。但农村还留有一类不用离家谋生或无法外出的人群——“中坚农民” [11]。他们大多年轻力壮家庭压力较小，可凭借一技之长在农村熟人社会中赚取收入。有的父母身体素质好、子女尚且年幼，经济上的负担较小，可以免于忍受亲人分离之苦;或是因家中父母年迈、家人有病需要照顾脱不开身，只能在家务农或者就近打零工。他们工作时间相对灵活，工作之余可以帮忙照顾家里、打理农田。农忙时节，耕作完自家的田地还有余力时，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增加收入来源，流转他人的闲置土地。务农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有着多年的粮食生产经验善于精耕细作，农地产出率较高。在租金成本较低和扩大经营收益的双向驱使下，更愿意转入土地，对“非粮化”起到缓解作用。

2.2.2 低价格使调整优化生产要素的意愿弱化。对于规模化经营主体来说：生产成本带来的代价越低，消耗的机会成本也越少。主观上难以有效激励他们为了增加盈利而改进生产技术，这种侥幸心理导致陷入粮食产量不高、种粮收益低下的恶性循环。无偿或者低租金转入土地的经营者，花费更多资金和时间精力对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优化的意愿是相对有限的。与高租金成本相比，并不能完全保证偏低的流转价格上所节约的租金成本，实实在在起到了缓解改进生产条件中资金压力的作用 [1]。相反，可能会因为转入土地时付出的金钱代价较小，对流转土地非但不爱惜甚至肆意践踏过度开发，导致地力透支、土壤肥力下降，造成粮食产量剧烈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