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启示

摘要 建设什么样的乡风、怎么建设乡风，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认识、理解和建设乡风文明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坚持传承和创新乡村本土文化。这些独创性的中国特色乡风文明建设基本经验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乡风文明;基本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D42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517-6611（2022）19-0263-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2.19.06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e Basic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stoms and Civilization

LUO Fang-fang

（School of Marxism， Chengd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1730）

Abstract What kind of rural style to build and how to build a rural style has been a historical issue fac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ver the past century.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explored the basic exper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how to recognize， understand and build a rural civilization：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dhere to autonom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and adher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rural local culture.These original basic experi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ill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today.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Rural culture;Basic experience;Enlightenment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何谓复兴？邓小平曾说，“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还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同时邓小平还着重强调这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要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和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又要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我国是一个拥有2 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传统农业国，因此要在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国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难度很大，毛泽东曾觉得这个“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3]。因此，在乡村建设什么样的乡风、怎么建设乡风，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乡风处理的是乡村人与人的直接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乡村建设好的乡风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更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乡风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改善农民精神面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在乡村营造风清气正、向上向善的道德风尚，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坚持党的领导

“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4]，“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1]。回顾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历程，乡风文明建设成果的取得始终离不开党的领导。

新文化运动率先在城市拉开了封建落后文明向现代新文明转变的序幕，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在我国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国，仅仅在城市输入现代新文明而忽视农村是不可能根本改变我国社会整体的文明状况的，因为“大多数的劳工阶级都是那些农民”[5]。在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压迫下，中国农村、农民的愚暗算是达到了极点，他们若不褪去愚暗，整个社会就不能脱去愚暗，只有农村与城市都有了现代的新文明，才能说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5]，李大钊号召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宣扬现代的新文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扩大在乡村的影响力，在乡村成立了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农委、农救会等农民自己的组织来反抗乡村宗法封建社会的政权，但此时针对农民、农村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政治、军事目的服务，虽有一定程度意识到农村封建落后思想不利于革命的发展，但并未采取积极的政策来反对[6]。随着后来党长期在乡村与农民打交道，党在农村、农民群众中影响力扩大，也是在延安获得了较长时间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后，党坚决地采取了一些提升农民文化程度、摈弃落后习俗和封建迷信思想的政策，党早期思考的一切关于乡风文明建设的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开展了如识字扫盲运动、反缠足运动、改造“二流子”、卫生运动等文化教育和社会教育活动来提升农民文明程度、摒弃封建落后习俗以建立新的乡村秩序。经过教育活动的实施，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风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中国落后地区”向“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质的蜕变，毛泽东曾将这蜕变概括为“十没有”，“十没有”中的“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化子”“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难财”[7]无疑是陕甘宁边区社会风气实现质的飞跃的生动展示。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文化落后是阻碍社会建设和国家实现工业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党中央立即颁布了《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随后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教育”的要求，在乡村随即开展了以识字教育为主的扫盲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快速提升了农民文化水平，改变了农民精神面貌，肃清了封建落后思想，新中国整个乡村的乡风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巨变，不只舍己为人、艰苦奋斗等传统的优良道德风尚在乡村、农民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广大农民群众更是发自内心地爱国家、爱集体、爱党，政治觉悟也有了巨大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文化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乡村的社会风气、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得到了巨大转变，这是普遍认可的。但是也要承认的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多强调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忽视了乡风的建设，导致乡村封建迷信、黄赌毒、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一切向钱看”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和邪教等趁机渗入。党中央在十二大上适时且郑重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之一。随后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更是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中。在乡村迅速掀起了以“四有五爱”为重点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号召农民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优良传统，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克服风俗习惯中的愚昧落后思想，改革婚丧嫁娶中的陋习，破除封建迷信。在农村基层党员和干部的率先倡导下乡村的社会风气再次有了很大改变。进入21世纪后，党根据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变化，在党的十六大上又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将乡风文明建设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广大农民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等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我国乡村社会风气也面临着新的变化。在少数地区，乡村黑恶势力、黄赌毒、人情攀比之风、大吃大喝之风、极端个人主义等在乡村死灰复燃，在党的十九大上又将乡风文明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中。

乡风文明建设离不开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乡风文明建设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迈进，也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建设农民深切期盼的好的乡风。同时，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党的领导，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关系。现阶段党中央已经明确了乡风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但落实还是要靠基层党组织、党员和领导干部，因此在今后乡风文明建设中不仅要继续健全基层党组织，更要强调干部以身作则，基层干部是团结带领广大农民建设文明乡风的骨干力量，尤其是身处乡风文明建设一线的农村党员更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2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8]，要将封建愚昧落后的乡村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的乡村更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乡风文明百年建设中，始终坚持不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乡村建设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深入系统总结我国乡风文明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理论，指导乡风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919年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基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国，要全社会都建立现代的新文明不能绕开乡村这一首要前提，在充分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与当年的苏联有很大不同的情况下，提出还是要学习当年苏联青年重视在苏联农村搞好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思索现代文明如何输入乡村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村建设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性地提出以“提高乡村文化（但初步运动时须注意不可过于违背农村宗法社会心理）”[9]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乡风文明建设理论。辗转到延安后，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又探索出文化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乡风文明建设模式，并得到了生动且成功的实践检验，初步摸索出了在中国这样拥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封建愚昧落后的乡村如何建设现代文明乡风的经验，取得了陕甘宁边区“十没有”的奇迹。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提高农民素质这一客观实际出发，提出首先要让农民与文盲、迷信、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开展了如举办农民读书、读报、识字教育等文化教育和除四害、讲卫生等社会教育来提高农民文化程度和文明素质，改变乡村卫生状况的乡风文明建设路径，这也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中国特色的乡风文明建设首次全国性的生动实践，取得了如文盲率明显降低等推进整个乡村风气大为提升的显著成就。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性地提出了不仅要注重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即物质文明建设，更要注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农民精神面貌即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的乡风文明建设理论，号召在乡村大力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建设文明村（镇）活动和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旨在通过“扶持正气，压倒邪气”[10]，实现乡村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风文明建设理论的新篇章。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当时乡村建设的实际，将乡风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风文明建设的接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11]出发，结合新时代以来农村出现血缘性和地缘性减弱、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集体意识淡薄、部分贫困户出现“等靠要”依赖心理、邪教和利用宗教从事非法活动等冲击乡村秩序的现实，创新性地提出要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起来，引导农民摒弃“等靠要”思想，主张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抵制封建迷信活动的乡风文明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风文明建设理论的新飞跃。

3 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12]，乡风文明建设终究还是要靠农民群众自己来，回顾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单靠政治势力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13]，且“不可贪图工作便利，倚靠政治势力，应处处注意使农民相信自己组织的力量”[6]。在革命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为解决一切政治经济问题，在做农民、乡村工作时，一定要事前详细调查各地农民生活习惯、风俗、宗教等的要求，提出“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9]即乡村自治会的政治主张。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更明确指出，湖南各县的农民大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之下了，主张“地主权力既倒，农民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且 “一切权力归农会”[14]。1940年在晋察冀根据地又明确规定村民代表大会为各村的最高权力机关即村民自治机关，负责执行传达上级的各种命令并组织村民完成相关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中共中央在乡村开展的扫盲运动也主要依靠的是村民自治组织村人民代表大会和村人民政府，各级政府从各乡、各村的实际出发，邀请村民代表一起来商量和制定适合本村的扫盲计划，然后通过农民教农民的方式取得显著成效。改革开放后，为了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克服人民公社的弊端，党中央提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15]，同时要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的主张。邓小平更是指出村民自治这一农民创造的自治组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同时这一农民自创的自治组织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农民创造的这一自治组织在当今乡村秩序的治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乡村，凡是遇见邻里纠纷、婆媳矛盾、赡养老人纠纷等农村常见矛盾时，农民首先想到的还是让村委会干部来进行矛盾的初次处理，在初次处理后，如能使双方都满意，那么问题就到此为止。

“法治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保障”[11]，只有加强法治，才能“保持农村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环境”[15]。革命时期刚由城市转入农村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就在1928年就制定了第一部关于农村的法律《井冈山土地法》;新中国成立初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即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随后又制定了《婚姻法》《宪法》等法律，并要求“今后还须特别注意教育群众及干部尊重自己的人民政府，遵守自己政府的法律”[1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又先后制定或修改了诸如《刑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乡村常用法律法规。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2021年又制定了《乡村振兴促进法》来专门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