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被动的社区治理试验

在本轮上海疫情的防控过程中，一个个社区就是抗疫的最前沿阵地。

过去的两个多月，大多数人都重新认识了自家居委。原来默默无闻，甚至连门牌号码都不知道的居委会，一时间变身为“全村人的希望”，能否吃上新鲜蔬菜、下楼呼吸新鲜空气……仿佛都有赖于居委会的执行力。

4月5日晚上，一段居委干部和医务人员“哭了”的电话录音传出，让许多上海市民瞬间“破防”。电话中，“哭了书记”言语中流露的疲惫感、无力感，让人心情格外沉重。有太多居委干部感同身受，因为他们的身心都承受了超乎想象的压力。

“早上挨一通骂（居民电话投诉），中午挨一顿‘打’（有人情绪失控冲到居委会），晚上挨一轮批（上级批评）。”每天十几乃至20小时的工作，有居委干部表示，身体再累也能坚持，但心累真的会让人扛不住。

所幸的是，这次疫情期间，社区的年轻人作为新生力量，加入志愿服务。3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发出致全市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号召全市党员带头亮明党员身份、落实“双报到”要求后，许多党员也主动成为社区防疫志愿者，与基层干部群众并肩作战。

目前上海疫情形势持续向稳向好，但从实际反映来看，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仍存在诸多堵点，封控更是把社区治理的问题暴露得尤其充分。唯有将这些问题厘清，社区才能在平常时候有活力，关键时刻有定力。

居委会的极限日常

疫情严重的那段时间，想联系一名居委书记并不容易。他们的时间往往被各种防疫事务所占据，每天还至少要接上百个电话。有居委会干部调侃，办公室成了“夜总会”，因为“夜里总是开会”，其实也只有夜里才有时间开会。

“3月下旬小区封控后，我就开始睡在办公室了，你看这个钢丝床都已经睡得凹下去了。每天肯定是过了0点才能睡，但一到早上5点半就自然醒。”因长期保持极限工作状态，浦东新区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林辰（化名）喉咙有些嘶哑。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采访被数次打断：一会儿有老人来找林辰问配的药到了没有，一会儿又有人来问小区出门单怎么开。

林辰所在的居民区有5000多居民，但包括她在内，居委社工才10人。她坦言，在基层工作五年多，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疫情，一切都是全新的挑战，压力也前所未有的大。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人员、资源和权限非常有限。但在疫情封控期间，一方面上级千针万线的事情落到基层;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意见诉求、负面情绪也都宣泄在居委会头上，需要安抚。

“最开始，每天的核酸和阳性感染者及其密接的转运，成了矛盾的焦点。”林辰坦言，刚开始小区排队做核酸经验不足，加上几乎没有志愿者，几幢楼的人“轰隆隆”全下来，地方小、挤得近，有居民不满了：“你们是怎么安排的”“你这种人怎么有水平在这里做书记？”……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但转念一想，确实是做得还不够。因此，每次核酸后，林辰都会组织复盘，一次次优化流程，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效率，尽可能减少小区居民被感染的风险。

再说转运。疫情期间，上海一位94岁高龄的老人因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凌晨被转运至定点隔离医院，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较大舆情。

“大家都知道‘应转尽转’。但具体到一些失能、高龄老人，又需要人文关怀，既不能简单粗暴，又要照顾同楼其他人的情绪。老实说，执行政策的弹性空间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尽量为居民争取最有利的方案。”林辰告诉《新民周刊》，首先要做好家属的工作，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街道居委两级联动再想办法，“比如，遇到老人感染，不去方舱是不是能去条件比较好的隔离酒店，由专人点对点送老人到房间，安排同行人一同前往;遇到家中有宠物的，是不是可以帮忙代为照顾……事实证明，大多数人从一开始的担忧、情绪激动，到最后都对我们表示了感谢，你是不是真心为他们着想，居民是能感受到的”。

因为有了转运，其他居民势必会想了解小区内的阳性感染情况。公不公开，又成了新的难题。

思前想后，林辰最后决定公开必要的信息，比如有没有新增，哪幢楼封控了，是否转运等。于是，4月1日，她第一次发了告居民书，“信息透明之后，居民的疑虑被打消，他们其实也能接受，心反而更踏实”。

慢慢地，居委工作的痛点转向了民生保障。封控久了，居民家里的物资都消耗得差不多了，而每天各大App抢菜又很难。考虑到实际情况，居委会只能优先保障老年人和一些特殊群体的买菜需求。

“我们和街道内的保供单位联系，推出了肉类和蔬菜的盲盒。尽管这只是一个托底保障，但每天两三百份的量，对居委现有人手来说也已经是很大的工作量了。”林辰坦言，有时菜的品质不尽如人意，很多居民甚至认为是居委会故意“以次充好”，“后来我们都会让居民第一时间拍照留证，尽量提供退换服务”。

事实上，疲劳战下，上海的不少居民区都出现了社工累倒、感染的情况。巨大的压力面前，也并不是每个社区工作者都能承受。

“一旦辖区内有阳性楼栋出现，意味着这个楼栋所有的物资取送、垃圾收运、上门检测、药物配送，都要居委会协调解决，更不用说阳了之后，整栋居民们的焦虑值也都是成倍增加，这些都要由居委会去面对、去承受。”某居民区居委会主任就曾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因为风险太大，每次都是他亲自进阳楼，有段时间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但最要命的是，居民问我的很多问题我都答不上来，也给不了任何承诺。上级一句不知道，就要我来直接面对居民，我是在拿以前在居民中建立起来的信誉做工作，再这样下去，我也要坚持不住了”。

4月7日凌晨，一篇题为《致海悦居民》的文章，让无数人泪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海悦居民区的党支部书记马胜烨，他自称是一名“奔六的小伙”。

他发在社区公众号“爱满海悦”上的文章，记录了4月6日23时左右这位居民区书记的真实感受。“刚刚结束街道的视频会议，办公室里其他社工（最后坚持在我身边的3个）都已经睡着了。只有我一个，异常清醒。”马胜烨说，这篇文章有可能是自己作为“公众号小编”的最后一篇文章了。

马胜烨在文章中回应了小居封控至今，社区居民最关心的一些话题。比如，居民区书记为什么不知道小区到底哪些人是阳性、哪些人是密接，原因是“疾控部门直接与居民联系，我们不知道”;比如，“应转尽转”到底什么时候把小区里阳性患者和密接者接走，“我们不知道”;又比如，封控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只发放了一次食材礼包，他的回答还是“我们不知道”。

好在居民看到这封信后，在公众号写下万字留言，感谢马胜烨的付出，让他“挺住”。如今的马书记，依然坚守在社区疫情防控一线。

年轻人的加入

以前，年轻人忙着上班，很少参与小区内的事情，小区的事务主要是退休老人当家。社会学家称之为“社区折叠”。但这次疫情期间，年轻人对于小区事务的参与大大增加，甚至唱了主角，将这种折叠部分地打开来了。

林辰对此颇为认同：“以前我们的上班时间和年轻人是重合的，他们有问题也不喜欢来找居委，顶多找物业报修。我们见的最多的是退休的老年人和特殊群体。”让她非常感动的是，小区刚开始封控，就有年轻人主动提出可以在大门口值班，帮忙整理快递架，“后来足不出户期间，也是这批年轻人每天三班倒，帮忙派发快递外卖。每天他们还会在群里讨论如何优化工作”。

一般来说，志愿者的数量如果可以达到社区居民总人数的5%，基本上就可以比较好地封控小区，还可以轮流休息。但现实差距非常大。

“这个时候党员志愿者来了，在先锋上海上完成了双报到。我们也发布了相应的岗位，组建起了党员双报到微信群。在之后，下沉干部也来了。”林辰表示，社区大管理难度大，“但也因此，我们涌现出非常多优秀的志愿者，各行各业的都有。隔壁几个小区都非常羡慕我们志愿者的人数”。

令林辰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发放政府物资，当时预计将在深夜或次日凌晨运达。林辰晚上10点收到消息，随即在微信群里传达任务，短短几分钟，30名“双报到”党员已完成自发接龙报名。500余箱蔬菜最终于第二天凌晨到达，中午12点不到就送到了居民家中。

“后来也是党员带头成立了物资保障组，一方面对接大型的保供企业为居民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活物资，一方面他们也主动承担了居委原有的托底物资保障工作。然后，志愿者们更是从原本的被动参与，变为主动作为，物资组与原来的派送组摸索出了一套‘小区—弄堂—楼栋’的工作模式，也进一步明确了两组的工作，平时不重叠，需要时相互帮忙。”林辰说，这样一来居委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防疫工作中，“我们也招募到了核酸采样的志愿者”。

以前，年轻人很少参与小区内的事情，小区的事务主要是退休老人当家。社会学家称之为“社区折叠”。但这次疫情期间，年轻人对于小区事务的参与大大增加，甚至唱了主角，将这种折叠部分地打开来了。

“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居民自治机制。”林辰说，现在，核酸检测主要靠年轻志愿者;发放物资时，也是年轻人跑在前面;再后来，消杀、配药，甚至宣传，都是年轻人挑起大梁。

随着上海疫情持续，上海注册志愿者“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项目招募人数也呈几何级暴增，由年初2万人出头到5月初已经近50万人。

在职员工、青年学生、退休职工，甚至外国友人……在大上海保卫战前线，处处闪烁着守“沪”有我、命运与共的凡人微光。

比如，“00后”视频博主“拉宏桑”是个大三学生，用视频记录了自己的故事——组织居民做核酸检测、帮居委会发放抗原检测盒……她成长为居民区里阿姨爷叔们信赖的楼长。志愿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有过矛盾、不解、委屈，但更多的是温暖：邻居端来一碗红烧肉;居委会姐姐担心她不会下厨，叫去一同吃饭。“拉宏桑”说：“真诚付出，总有回报。”